在狱中，每天晚上他能“听”到人造卫星在唱歌

　　1967年，父亲被打倒，1972年底获准保外就医。在关押期间他折断了左腿，是股骨胫粉碎性骨折。两个星期后，他连站也站不起来了，只能靠趴着侧着维持最起码的生活。妈妈给周恩来写信，说即使从最起码的人道主义考虑，也应该给予治疗。

　　这样，父亲被化名张绪进行了手术。第一次手术不成功。几个月后，不得不重新切开，进行了第二次手术。5年的关押，伤残的折磨，再加上两次手术和多半年的卧床牵引，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他那时也才62岁，却给人以风烛残年的感觉。

　　若干年后，已是90高龄的父亲回忆起自己在狱中的那段日子，他说：“第一颗人造卫星升空了，我真很欣慰。每天晚上它从我头顶上飞过，我还能听到它在唱歌呢！”

　　我们都哑然失笑：“爸，你这是幻觉！”

　　“我真听到过的。关押在那里，每个晚上都难以入睡，夜很静，它一个小时绕地球一圈，每次飞过头顶时就能听到它在唱歌……”

　　看着他那副认真的样子，我们都沉浸在木然的哀痛中。

　　1972年12月9日，正式通知恢复使用“张爱萍”这个名字。

　　叶帅三请父亲出山

　　1975年3月8日，父亲被任命为国防科委主任。这一天，距他被打倒解除职务差10天整整9年。从此开始，揭开了“文革”中急风暴雨般的国防工业战线大整顿的序幕。父亲回忆说：“我是不想再干的，宋老鬼(宋时轮，时任军事科学院院长)要我去军科我都不去。”

　　叶帅究竟和父亲谈了些什么，能把他拉回这条道上？

　　第一次谈话，父亲以身体不好为由婉拒了，叶颔首微微一笑，说那你再考虑一下吧。一个月后，又找了他。

　　父亲回忆：“叶帅说，昨天发射了一颗返回式卫星，没有成功。起飞20秒就坠毁了。”

　　叶帅接替周总理担任专门研制核弹的中央专门委员会主任，这颗刚刚坠毁的卫星，是叶帅10月22日听取汇报后同意发射的。这是当年坠毁的第二颗了。

　　何止是战略武器？“文革”的冲击，使所有的项目都推迟或中断了。那年头，头头像走马灯似地换，谁上台都要上个新型号，搞出份文件，捅上去，什么培养宇航员，什么反导，不顾现有的技术和经费条件，异想天开，结果都是废铁一堆。

　　作为中央专委会主任的叶帅能不急吗？父亲说：“这都是在败这个家啊！”

　　在纪念李达(注：副总参谋长)的文章中有这样的记载：叶帅要张爱萍出山，谈了三次都没有结果。叶知道李达和张有多年的交情，就让李来做做工作。李来到张的住所说，一起去参加个活动吧。张问是什么活动？李说别问了，就当是去散散心。原来是个讨论中程导弹定型的会议，听着听着，张就忍不住了，激愤地说，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这么多年了，还在争论中程导弹的问题，居然还都大言不惭地说是什么大好形势……

　　这篇文章题目叫“李达智请张爱萍”。

　　他决心出山了。

　　“好！就拿230厂开刀”

　　父亲没有去科委机关上班。这个新上任的国防科委主任直接下到了七机部所属的230厂，他在这里蹲点试验。由此，展开了他历时8个月的对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领域急风暴雨般的整顿。

　　在这之前，他做了一件事，连续开了几天的座谈会。从他们反映的情况中，父亲得到的印象就一个字“乱 ”！乱在组织、乱在领导、乱在秩序，我国唯一的从事运载火箭研发的七机部，整个乱套了，失控了。自“文革”9年来，五花八门、大大小小的派别组织不下几百个，他们分别夺取占据了下属各研究院、所、厂、办、局、校的实际权力。总起来又形成两大派，两派各自有后台，有队伍，派系内相互支持、帮衬、依存、声援。 “三结合”时都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各级领导班子。

　　他们说，周恩来总理接见七机部造反组织代表达37次之多，创下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吉尼斯纪录。他把两派的头头召集在人大会堂，号召两派以大局为重，联合起来，规劝他们，在大批判的同时，也把生产科研搞上去。一国之总理，为安定一个部门，居然如此煞费苦心，可谓旷古奇闻。这些家伙之所以嚣张，还不就是因为有后台。动不动，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就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来看望革命小将了。周恩来的苦口婆心无疑与虎谋皮……

　　父亲听后，提了两个问题：

　　一是，关键性的卡脖子的环节在哪个单位？二是，闹得最凶的派性头头在哪个单位？

　　答复是：都在230厂。

　　230厂，是开发研制陀螺仪的单位，控制导弹平衡最核心的设备出自于它。

　　230厂的造反派头头叫舒龙山，也是七机部三结合领导小组成员，这个人造反起家，上挂王洪文，下联七机部最大的造反组织“916”。

　　父亲说：“好！就拿230厂开刀。”

　　第一次到230厂讲话，那场面就像“列宁在1918”

　　第三天，他就带着他的小分队来到了一院下属的230厂及配套的13所，开始了他后来被人们戏称为是“1975年七机部大地震”的整顿工作。

　　父亲说：“叶帅交代我的任务是要尽快拿出东西来，这是专委的决心，也是中央的决定。完成任务，230厂是核心，解决得好，武器就上天了。我就是要从这里打开突破口，以点制面，以点带面，横扫整个七机部！”

　　遗憾的是，我没有能够亲眼目睹他当年大战七机部的场面，但从许多亲历者的叙述中，我仍能感受到那一幕，惊心动魄！

　　科委科技部综合局局长陈保定，当时的小分队成员，1991年9月10日他对采访他的军报记者说：

　　“一进大院，就是大字横幅：‘张爱萍，你来干什么！’‘不许以生产压革命！’很明显，他们也大有来头。在一幅‘张爱萍滚回去！’的大标语前面，他抄起手杖，稀里哗啦地扯个粉碎。在进厂的马路上写着一行大字：‘张爱萍，你从哪里来，还滚回哪里去！’张爱萍说，就这样欢迎我吗？那我今天就要踩着你走进去！

　　“这哪是工厂啊！院内一片混乱，研究室连口水也没有。”陈保定继续说：“科研生产就不用说了，有个车间百分之七十的千分尺都不合格，怎么生产啊？什么都是两派，一天到晚就是搞夺权和反夺权，各派内部的控制也很厉害。动不动就是大批判，谁不听他们的，就揪斗。从德国回来的专家姚桐彬就被他们给弄死了，是活活打死的。其他专家打扫厕所的干什么的都有。

　　“地下室是全封闭恒湿恒温无尘车间，一下去，就竖立着一根一米多高的大冰柱。首长说，天下奇景！到底是搞尖端，钟乳石长到工厂里来了！房顶滴水，有人找来顶草帽给首长戴。他说，这个办法好，以后大家都戴草帽上班吧！……垃圾成堆，汽车进出都是在垃圾上跑。马路都挖断了，你修好了，他又挖开，说是要从工厂把暖气接到猪圈去，猪也需要取暖。厕所的水从五楼淌到一楼，根本找不到人。”

　　父亲回忆时，我把上述这些说给父亲听，他说：“就一句话，惨不忍睹！”

　　3个月后，父亲向军委—国务院联席会议汇报。记录摘要：

　　张爱萍：作为战略核武器研制生产的核心单位230厂，实际上已经完全瘫痪了。4个车间1000多工人，只有4%在岗，96%的人已不来上班了。工人们说他们是8923部队，以后又改叫8200部队……

　　邓小平插话：什么意思？

　　张爱萍：这是工人们的话。8923，就是上午8、9点上班，下午2、3点下班。后来干脆上午8点、下午2点来，点个卯就走。一位女工对我说：这几年我们是在吃社会主义！拿着国家给的工资不干活，公家的东西想拿就拿想砸就砸，这在哪个社会能行？这不是吃社会主义吗？

　　邓小平：吃社会主义？这个话概括得好！

　　申丙辰(工作组成员)插话：工人们说了，他们这里只剩下两项制度，一是开饭制度，二是发工资制度，其他的全没有了。

　　父亲自1967年3月就被隔离，当目睹了这一切时，他斩钉截铁地说： “七机部的问题，千条万条，我看就一条，恶人当道！”

　　“什么革命造反？什么保卫毛主席？什么反修防修？都是乘着天下大乱，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拉自己的山头，占山为王，称霸一方。不拿掉这批派性头头，就无法实现天下大治，就无法伸张正义，就什么事也做不成，就永无宁日！”

　　陈保定说：“张爱萍一来，旗帜鲜明。他讲了两条：一是发动群众，造起舆论，批倒派性；二是组织解决，釜底抽薪。釜底抽薪，就是把靠造反起家、专搞派性的造反派头头，如舒龙山这种人，坚决解除他们的职务。230厂是舒的老巢，张爱萍就是到他那里去演讲，他在全体大会上说，我来，就是来快刀斩乱麻的！张爱萍的魄力、胆识和他大刀阔斧的作风，真正使我开了眼界。”

　　陈保定接着说：“3月27日的讲话是到230厂的第一次讲话，几乎所有的人都来了，把一个大车间挤得满满的，窗口外都挤满了人，有的人还上到天车上。他边讲、边听、边回答下面群众提的问题。台下不断地鼓掌……那场面就像‘列宁在1918’。”

　　“他讲话从来不用稿子，念稿子哪有煽动力？开始我们按惯例给首长准备好了稿子，他看了一眼说，你们照着念不就行了，还让我讲什么！吓得我们都不知说什么好。他从兜里拿出一张台历纸，一讲就是两个小时。”

　　“他说，同志们，现在我是没有好话讲的，我想讲一点坏话。你们这个地方，讲这个派、那个派，说穿了，就是乘着‘文化大革命’捞取个人的名誉、地位、权力，我现在在这里就警告这些人，该猛醒了！我看广大群众、广大干部都是好的，只有你们这些派头头是坏蛋！

　　“会场上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文革’这么多年了，有谁敢讲真话的？像他这样在大会上公开骂造反派头头是坏蛋的，还是第一次。人们钦佩他的胆量。”

　　他骂得是够难听的：“把我的专家、工程师都搞到哪里去了？统统找回来！那些狗屁不通的王八蛋，占着人家的位置，蹲在茅坑又不拉屎，还不都撵出去！”

　　“同志们，我们必须整顿，而且一定要整顿。不按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做事，我就要管！如果说你是玉皇大帝，我也要请孙悟空把你搬下来。我就不怕牛鬼蛇神、跳梁小丑。对这类东西，一句老话，何足道哉！”

　　两个月52次讲话，经常是掌声不断

　　在后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揭发批判他，说张爱萍在七机部两个月，共讲了52次话，去掉8个星期天，等于一天有一个新讲话，而且，他的每次讲话都以简报形式下发，流毒甚广。

　　他把各单位的领导干部召集起来说：

　　“工人同志告诉我，这些年来，领导干部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摸摸自己的心口吧，都问问自己，我的党性到哪里去了！我的良心到哪里去了！”

　　回忆当年，许多人说，开始大家还在远远地观望，后来，一传十，十传百。他一来，大家就抢着挤进去听。他不是长篇大论，是叫台下的工人提问题，一个一个的回答。有时骂人，有时说笑话，还有时讲故事，气氛活跃，经常是笑声、掌声不断，连一些工人家属都抢着提问题。

　　有几份传抄的父亲讲话：

　　“伸张正义，打击邪气，用不着害怕。捅你两刀子，捅就让他捅嘛，毛主席说死得其所。哪有一个革命者说我革命是为了长命百岁？捅一个洞，进医院；捅几个洞，就进八宝山。为了中华民族，光荣！”

　　“说我讲今不如昔，那是抬举我，我还没有这么讲咧，但今天我就告诉你，就是这个意思！比比过去的老五院，天渊之别！你们说，是不是今不如昔？！他们的导弹、卫星能上天，你们行吗？记住，我会给你唱‘虎踞龙盘今胜昔’的，但今天不行，绝对不行，管你报纸上怎么吹，就是不行！

　　“说我讲今不如昔，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告诉你，我不怕，泰山压顶也不能把我骨头压碎！”

　　毛泽东送给父亲“四块石头”

　　清理帮派，大力整顿

　　1975年，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接替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2月25日至3月8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业书记会议。邓小平说：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这是大是大非问题。3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提出整顿铁路秩序。

　　就在这期间，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会议上讲话，指出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江青讲话：“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

　　七机部和230厂呢？

　　陈保定说：“造反派当然不会甘心，派了很多人盯我们的梢，230厂有个女秘书，走哪跟哪，讨厌透了。

　　“那时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四面八方，上下左右都有。很多人都给我们打招呼，这是‘中央文革’设的圈套，七机部最乱，就是看着他犯错误，邓小平、张爱萍长不了，早晚还得被打倒。还有许多人要我们提醒张老总说话别太过了，有些是担心，也有些是恐惧，也有些是恐吓。这个期间，反对的大字报就一直没断过。我们提醒他，他说，我倒了，就让群众去判断真理在谁手里吧！”

　　邓小平给予了他有力的支持。

　　1975年5月18日邓访法归来。第二天上午，就同叶剑英、陈锡联一起，在三座门听取父亲的汇报。他说：

　　“对那些继续搞派性的人不能等了。不管是谁，不管你是915、916，不管你是四五十年的老资格，还是年轻的新干部，凡是搞派性的，老虎屁股都得摸，不然还得了！这么多年搞出来了什么吗？还在那里闹，还说有理。把七机部闹成了这个样子，不要说社会主义，连爱国主义都没有。”

　　邓小平又说：“我们对铁道部说，只等一个月。现在对七机部也提出只等一个月，到6月30日为止。从7月1日起，要搞成七一派、毛主席派、党性派。过一个月以后，那就不客气了，对什么人也不等，管你是老虎屁股，还是狮子屁股，都要摸，都要斗，坚决地斗。”

　　据此，父亲以国防科委名义起草了一个决定，在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系统中坚决解散所有的派别组织，最后期限为7月1日，凡继续坚持搞派性活动的人，一律调离国防系统。这个决定上报了中央后，经毛泽东批准，以中共中央［1975］14号文件的形式下发。迄今为止，在记述1975年整顿和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这段历史中，都没有提到过这件事。其实，这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史的一份相当重要的文献。

　　搞好整顿，就必须从组织上解决帮派体系问题。后来，七机部造反派头目舒龙山就在调出之列。9年来，毛泽东这次是破例了。

　　父亲当年的不少讲话，之所以得以保存，是因为一年后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汇编成供批判用的《张爱萍主任部分言论摘录》。正是这个《摘录》，忠实地保留下了父亲当年的风采。

　　经过了5年的炼狱，他已经不是当年在东海前线指挥三军联合作战的张爱萍了；也不是在荒凉戈壁滩上组织第一颗原子弹试爆的张爱萍了；更不是在方巷搞社教对农民大讲毛泽东思想的张爱萍了。他说：“我谁也不跟，我只跟随真理！”

　　晚年我曾问父亲：“邓小平1975年搞整顿，你和万里、胡耀邦、周荣鑫被誉为是邓小平的四大干将，你知道吗？”

　　不想我这一问，竟惹恼了他。

　　父亲说：“什么邓小平的四大干将？他们是不是我不知道。我不是！我谁的人也不是！说我是邓小平派，是他手下的四大金刚，这是对我的侮辱！一个人怎么能成为某一个人的工具、信徒呢？这是把自己的人格都贬低了。对的、正确的，我能跟着你，不对的、错误的，我怎么能跟着你呢？跟着你，也不是跟你个人，而是跟你的思想，你的路线方针。”

　　召开“抢时间”会议

　　父亲曾多次大声疾呼“抢时间”，他何尝不知道头上高悬的那把达摩克利斯剑呢！1975年4月21日，七机部第一研究院召开东风5号和东风4号方案论证会。父亲意味深长地说了一段话。他说：“今天这个会议，我想给它取个名字，叫‘抢时间’。我们曾有过时间，但失掉了，现在你们要帮我把它抢回来。”

　　会议根据父亲提出的抢时间的要求，确定了一个“三步走”计划：1977年前拿出东5、东4；1978 年拿出潜地导弹；1980年拿出通信卫星。重点是，1977年前拿出射程为8000公里的洲际导弹。这个计划，比1965年8年4弹的规划推迟了4～5 年。1977年父亲再度复出后依据这个计划，提出“三抓”任务，但时间上又推迟了3～4年，就是说，延误了7～9年。我看过一些经济学家写的文章，说“文化大革命”在国防尖端上取得很大成就。真令人费解，难道还要用这种忍辱负重的痛苦经历给“文革”贴金吗？

　　当时，有三个关于卫星的方案，侦察卫星；导航卫星；通信卫星。他拍板第三方案，即卫星研制以通信卫星为重点，集中力量攻关。他说，“专门给它成立一个局”，国防科委给我盯住管住它，要“管好管到底”。

　　安排好卫星后，他又马不停蹄地从新疆到陕西再到四川跑了一大圈，和打仗一样，他必须亲临一线督战。

　　1975年10月27日9时，我国的第17次核试验，也是第二次地下核试验成功。

　　父亲写诗道：“任尔金刚能炸！”

　　随后是七机部所属717厂，接着又飞067三线厂。他呼吁科技工作者和工人们抢时间，抢速度，为1977年拿出洲际导弹这一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看着这个拄着拐杖的65岁老人的背影，随行的人都说：归山之虎！

　　抢时间。真的只是像父亲在会上讲的那样，因为“文革”，我们失掉了太多的宝贵时间吗？我问他，他说了句心里话：“我知道，他们给我的时间不会太多了。”

　　“我必须抢在他们前面，把卫星在今年打上去。”

　　政治风暴如期到来

　　抢时间，但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还是如期到来了。

　　1975年的毛泽东，已是82岁高龄，他要收拾这个搞了8年革命的烂摊子，可又绝不允许任何人否定这场在理论上解释不通的“大革命”。这盘棋已下了9年，到了最后的残局。

　　5月3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5月27日、6月3日，政治局连续两次开会，江青、王洪文检讨。

　　7月25日，毛泽东对张天民关于电影《创业》信的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消息虽是从小道传来，但我们还是欢呼雀跃。

　　但是，20天后钟摆似又摇动了。

　　在此期间，8月13日和10月13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两次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同为副书记的迟群和谢静宜的问题。这两封信均由邓小平转呈毛泽东。毛泽东阅过第一封信后，没有表态，阅了第二封信，雷霆震怒。

　　10月19日晚，毛泽东对邓小平转呈刘冰来信提出严厉批评：“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毛泽东同时决定，由毛远新担任他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虽然他的这个决定是以建议的方式提出来的。

　　据说，邓小平听到决定的一刹那，反应非常强烈。他当然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上述这一切，父亲一概不知。他当时正在大西北，风风火火地准备发射那颗返回式卫星呢。这颗卫星对他太重要了。父亲当然清楚，失败对他意味着什么，历史将永远不再给他证明自己的机会了。

　　11月5日深夜，他在三线的凤州接到陈锡联从北京打来的电话，陈说：小平同志让我转告你，在外面不要乱讲话。父亲问北京有什么情况；陈说，说不清楚。电话就挂断了。

　　11月8日，父亲接到了中央办公厅电话，中央领导同志有重要事请你马上返回。

　　回京的当天晚上，他发着高烧。妈妈犹豫再三，还是告诉了刘冰的事情。他静静地听着，脸就像是花岗岩刻成的，冷峻、刻板，又透着威严。我知道，他已经没有退路了。

　　毛泽东的四次批示

　　父亲这辈子就是喜欢收集石头，每一块都有一个故事。还有一件被父亲称之为“四块石头”的东西，也一直保存着，那就是经毛泽东4次批示过的几页文件，父亲在上面写道：“我留着这四块石头以兹纪念。”

　　“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毛泽东在舒龙山、叶正光等人状告父亲的信上作过4次批示。1975年11月2日、11月26日(两次)、1976年1月7日，共4次。当时有人就说：张爱萍有什么了不起！毛主席扔四块石头就把他打倒了。这就是所谓的四块石头。

　　父亲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就被通知去中南海开会。

　　参加会议的只有6个人，除父亲外，其余5人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李先念、纪登奎，因叶剑英“生病”而临时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以及国防科委政委陶鲁笳。

　　李先念首先递给我父亲一份文件，说你先看看吧。文件标题是：《关于对我调离处理的申诉报告》，副标题是：《揭发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推行“今不如昔”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署名是230厂革命造反组织负责人舒龙山。文件的上方印有一行大字：毛泽东11 月2日批示：“印发政治局各位同志，请总政酌处。此人是‘916’左派。”

　　舒龙山的信是10月1日写的，内容无非是原有几张大字报的翻版，叙述自己如何受刘少奇、王秉璋、张爱萍的迫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如何一次又一次救了他。不错，现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又来救他了，这不，有批示了。尽管这个批示从字面上看不很明确，但这已经足够了。

　　华国锋替父亲解围

　　还是让我忠实地记录下父亲对会议的描述吧。原谅我，不管涉及到谁。

　　李先念：看完了？怎么样？

　　张：不怎么样！

　　李：什么？连毛主席指示也不怎么样吗？

　　张：不怎么样！就是不怎么样！(嘿！怎么跟小孩子斗嘴一样。)

　　沉默……

　　纪登奎：你看看你，讲的话就有这么厚厚的一大摞！(父亲在讲述时，照他的样子，也用手比划着。)

　　张：你都看过了？没有看到你自己讲过的话吗？

　　纪登奎：你什么意思？

　　张：“九年无宁日！”就是你说的。忘了？

　　又是沉默……

　　有人站出来揭发了：张爱萍任职后根本没来机关，一下子就跑到七机部去了，其目的是整那里的革命左派，污蔑七机部的大好形势，并动用部队的人力、物力到工厂笼络人心，以批判派性为名搞反攻倒算，在国防科委压制民主，个人说了算……

　　看来，预料这一天迟早要到来的，还应该包括这位一直跟在身边的揭发者了。

　　揭发批判后，又是难捱的沉默……

　　李先念：你说拿出能打到莫斯科的武器，是什么意思嘛！

　　张：什么意思？阶级斗争为纲的具体化嘛！你们不是老在喊要高举阶级斗争的旗帜吗？

　　会场再次出现沉默……

　　又是纪登奎发言。父亲回忆，他一口一个路线错误，由得他说吧。

　　陈锡联用腿碰了碰父亲，悄声说：你就承认算了。

　　父亲大声说：你们要我承认什么？

　　陈：承认犯了路线错误啊。我不也承认过嘛，也没有把我怎么样嘛！

　　这下可把父亲给激怒了，他吼道：那是你！

　　华国锋是主持会议的。他一直没开口，冷场了很久后，最后才说：这件事很突然，对毛主席的指示需要一个理解和认识的过程，是不是请爱萍同志回去再想一想，就散了吧。

　　父亲说：“华国锋替我解了围。”

　　若干年后，父亲在重新回顾这一段经历时说：“毛的批示来了，把他们都吓坏了，把一切都往我身上推。其实，我哪里会去揭发他们？只是有些人品格太差，还坐这样高的位置。

　　“后来有人告诉我，李先念在毛泽东面前还是为我开脱过的。不过，当时对他是很有看法的。在汇报七机部的问题时，他也是一起参加的嘛。

　　“陈锡联是希望我快些过关，他是好心。华国锋同志是个很厚道的人，我一直很感激他。对他是不公道的。”

　　对毛泽东在舒龙山信上的批示，无论当时还是此后20多年间，我们都不愿相信那是毛泽东所批。毛泽东82岁的高龄，还能记住舒龙山这些小人物的名字吗？何况，从感情上讲，我们宁可认为这是有人做了手脚，蒙蔽了毛主席。

　　父亲晚年回忆这段经历，我说，为什么不能也像造反派一样，疏通一下毛泽东身边的人呢？父亲被激怒了：“要我对那些小人下跪？对不起，我做不到！”

　　和父亲讨论时我说，毛泽东老了，被周围的人封锁了。父亲说：“四人帮是谁支持的？还不明白吗！”

　　邓小平：“七机部的问题，责任在我”

　　197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全国范围内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展开了。毋庸置疑，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系统被宣布为右倾翻案风的重灾区。

　　在那次四个副总理谈话后，鉴于父亲顽固的态度，政治局全体成员深夜驱车来到人大会堂，接见在那里等候多时的七机部和国防工业各部的党组成员们，向他们宣布了刚刚作出的决定：张爱萍同志在七机部和国防工业各部门的工作中，犯有否定“文化大革命”和右倾翻案的错误，经政治局讨论通过，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决定，张爱萍要接受群众批判。随后，一行人又驱车来到三座门军委办公地点，向早已等候的三总部和国防科委的党组领导成员宣布了同样的内容。

　　在上述两个地方宣布决定时，邓小平都有一句极其简短而相同的话：“七机部和国防科委出的问题，责任在我。”

　　既是铁腕人物，倒台也有倒台的样子。

　　响当当的72字“检讨”

　　主席说：对爱萍还是要帮嘛

　　12月3日晚，李一氓突然登门，他刚随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了福特总统，还没来得及回家就匆匆赶来了，说是有个重要的情况要告诉。据妈妈回忆：“氓公(指李一氓)告诉我，会见结束告辞时，小平同志专门提到了爱萍，他对主席说：‘张爱萍去七机部搞整顿，是我派去的。’主席接着就说：‘是你派去的，也是我派去的嘛！……对爱萍还是要帮嘛。’氓公说，从毛的态度看，估计问题不致太严重。你赶快和爱萍说说，让他宽宽心。”

　　这是邓小平一生中最后一次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由于毛、邓之间联系的管道已经被毛远新所阻断，邓小平只能抓住会见结束后的这个宝贵机会，他没有陈述自己的委屈，而是为部下开脱责任。邓小平真的令人敬重。

　　再度倒台进入倒计时

　　和右派们一样，左派们也绝不会听从毛泽东安排的。

　　中央文件的精神是，批判右倾翻案要联系本单位的实际，于是就有了“批邓联张”，铁路系统则是“批邓联万(里)”，科学院是“批邓联胡(耀邦)”，教育部是“批邓联周(荣鑫)”。国防科委党委和七机部党组共同组成“联席会议”，号召科技战线上的广大职工打一场批判张爱萍的人民战争。

　　被调离的造反派头头舒龙山又被请回来主持会议了。

　　王洪文亲自到会讲话：“张爱萍的错误实际上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在国防科委、七机部的伟大胜利，否定整个‘文化大革命’。”

　　江青更是信口雌黄，参加了政治局听取科委“批邓联张”汇报会议的马捷说，江青在会上调子最高，说：“张爱萍不是好人，是个通台湾的特务，要把他彻底打倒。”

　　返回式卫星发射成功后，张春桥也出来说话了：“这只能说明，卫星上天是个幌子，红旗落地才是他们的真意。”

　　“四人帮”全体上阵了，反作用力的能量远远超过父亲刚来230厂的时候。

　　中国当时的政局，就像一架失控了的天平，或像一艘要沉的船，无论在哪边加一点轻微的力，都会造成更大的偏移振幅，毛泽东已经左右不了局面了。

　　对方已开始读秒，他们说，张爱萍的再度倒台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尖兵”发射成功

　　政治上的巨大压力，使父亲精神更加振作，他把心思都放在了这颗卫星上。

　　他一直住在招待所，他根本无暇也没想去追回“文革”后被别人占据了的家。在招待所与前沿阵地联系不方便，他就干脆住在指挥室里。

　　1975年11月26日，是个大晴天。一大早，父亲就和总设计师孙家栋等人来到指挥室。父亲再次询问发射基地一切是否准备停当，当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上报中央专委，下命令准时发射。

　　一瞬之后，前方报告：发射成功，卫星进入预定轨道！顿时，指挥室里一片欢腾，但父亲说：真正圆满的成功，是卫星胜利归来的时刻。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多么漫长而焦虑的等待！

　　11月29日下午，渭南测控中心报告：“‘尖兵’返回大气层，进入角……高度……速度……”

　　最紧张的时刻到来了。指挥室里，操作人员的手就按在炸药起爆按钮上。“尖兵”把它的着陆点选在贵州。越过国境，对这颗星来说，也就几分钟的路程。总设计师孙家栋说：“卫星按预定时间返回，落在贵州关岭铁索桥的树林里。奇妙的是，这里正是长征时期张爱萍大获全胜的地方。”

　　太神奇了，大科学家也相信命运？

　　“尖兵”发射成功后，11月30日，根据军委的要求，我们替父亲写了份检讨。这份检查陈锡联看了后特别高兴，说：爱萍同志的检讨很深刻嘛，我看可以过关了。因为没有签字，又给退回来了，但就是这个名字，父亲死活不肯签。陈锡联很无奈，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犟呢？检讨一下过了关不就算了嘛。

　　父亲真的病了，连续紧张的工作，无休止的批判，毕竟是65岁的人了。在一次参加批斗会回来后，人就不行了。心肌梗死。幸得301医院的护士小孙发现得早，加上王士雯主任的果断抢救，才得以脱离危险。

　　其实，父亲并不在意别人对他的批判，他经历得太多了。他说：“要我听就去听嘛，有什么大不了的！”只是有一个大科学家的发言，使他困惑和难受。这位科技界的泰斗说：“张爱萍是个什么人？我看是个魔鬼！他想拉我下水，就像魔鬼在向我招手！”

　　父亲心脏病突发，301医院立即上报军委。

　　7000人批斗会上，72字检讨掷地有声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愈演愈烈。

　　1976年1月18日经中央批准，由国防科委和七机部联合召开批判张爱萍的大会。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系统，包括230厂职工及社会各界共7000人参加。地址选在先农坛体育场，中央、国务院机关和解放军驻京大单位及新闻媒体都被邀请参加。

　　父亲一早就起床了，他刮了胡子，对镜着装。在医院里住久了，会显得衰老疲惫。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影响到他形象的事，在今天是决不允许的。

　　我们家人都没有陪去，原因很明显，目睹自己的亲人承受磨难和屈辱，谁也受不了。我们偎坐在妈妈身边，企盼着噩梦的结束。

　　原以为怎么也要大半天吧，没想到伴随他参加批判大会的秘书邱景春同志突然来了，说首长讲完就回医院了，他是专来报信的：

　　“首长一上台，还是他那个习惯，对着麦克风，把他那根手杖在地上使劲地顿了一下，全场一下子鸦雀无声。可能是首长好久不露面了吧，全场的人都屏住了呼吸。他慢慢从军装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全场一下子哄然大笑。是发言稿！”邱景春兴奋地用手比划着说。科技战线的人们对他太熟悉了，这还是第一次看见他讲话居然也念稿子了。

　　“主持人就喊，严肃点！这是一场阶级斗争！”

　　父亲根本没有用事先准备的那份讲稿，他不知什么时候为自己拟定了一份只有72个字的讲话。我记得在推敲检查稿时，他曾嘟囔过一句：“检什么讨？但话要讲！”

　　72个字的全文如下：

　　“去年3月我重新工作以来，到了一些单位，接触了一部分干部群众，讲了一些话，也作了一些决定。假如我犯了路线上的错误，将由我个人承担全部责任。与其他同志没有任何关系。”

　　完了？邱说：“就这几句话，首长说完，又把手杖狠狠地在麦克风前顿了一下，扭头就走。”

　　父亲说过：“既然他们要我面对这么多群众，怎么检讨，就不是我个人的事了。我决不低头！”他没有为解放军丢人，没有为老红军这个称号丢人，没有为1975年的整顿丢人。他也没有为共产党丢人，虽然，批判他是中共中央批准的。

　　批判仍在持续不断。规模在六七千人左右的批判大会，继1月18日后又开了多次：2月5日，2月6日，2月11日，3月1日，3月2日，3月5日，3月24日，8月5日……父亲一律拒绝参加。他说：“你有本事就来绑架我吧！”

　　他还劝国防科委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肖向荣不要去参加批斗会。肖说，不去，政治上被动，毕竟是毛主席领导的群众运动啊。肖向荣去参加了并据理力争，但越是这样，对他的批斗就越是没完没了。一天晚上，他伏案写交代检查，倒在写字台上。闻此噩耗，父亲泪如泉涌。

　　多少年过去了，每次提到这事，父亲都是那句话：“是我找他出来工作的，他是代我受过而死。他比我更忠于这个党，他对党是真忠，真忠……”

　　他被打倒，230厂停产，就像黑夜里的一座大坟

　　卢晨征，曾任航天部质量司司长、七机部一院230厂厂长。当年是张爱萍极力推荐和安排他担任厂长的。他对张爱萍的回忆令人动容。

　　我听说他们推荐了我，就开溜了，跑到胜利油田去了。那里就像是个青纱帐，下到钻井队，就是油田指挥部也别想再找到我。

　　后来听说是张爱萍发火了，人到哪里去了？给我找！当时我并不知道，以为事情过去了，就偷偷回了趟家。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刚起床，就看见窗外停了辆军用吉普车，这下堵住我了。我没有法子，跟着他们到了京西宾馆，在外屋先见到宋彬成秘书长。宋说，你就是卢晨征啊，就给了我一个本子一支铅笔，说，拿着，张主任在里面等你，进去吧。

　　是一间很大的办公室，墙上挂着地图，中间一个大条案，桌上好几部电话，像个作战指挥所。屋里光线很暗，靠里的墙边上站着个人，背对着我。我猜到是张爱萍。我远远地站着，好一会儿，他看都没看我，说，叫你来，怎么不来啊？声音很慢、很低沉。我说，张总长，你问我啊？他顿了一下拐杖，仍然背对着我说，难道这间屋子还有其他人吗？我壮起胆子对着他的背，讲了三条理由：我说自己身体不好，经常吐血。再者，虽说在机械行业呆了20多年，但对运载火箭可一点也不懂。这些理由我自己都觉得牵强，最后我还说了点实话。七机部派性斗争的厉害，派任何人去，都是没有办法工作的。

　　我一边说，他一边还是看他的地图。听完我的话后，还背朝着我。他说，你讲了三条，我只说一条好不好？拿本子记下来：明天上午10点钟到230厂上班。记下了吗？我说，记好了。他见我不说话了，回过身来，说了声坐吧。他交代了四个问题，我还记得，是情况、任务、干部、当前首要解决的问题，共四个方面。记得他专门交代说，要特别和几个人搞好团结，他说，和则兴、散则败。

　　我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后来批判我时要我交代和张的这次谈话，说用了两小时20分钟。当时共调了司局长一级的干部22人，张只谈了十几分钟，而和你却谈了这么久，要我交出笔记，我说没记录，他们说，有人看见你做了记录。但我就是没有交给他们。

　　临走，张当着我的面交代宋，你明天9点50分到厂里去，检查卢厂长到了没有。宋送我出来说，明天在家里等着，我去车接你。

　　我回到家，和老伴说，有麻烦了，你给我打个行李卷吧。因为明天就要上班了，就要和张爱萍一起去拼命了。晚上我找了七机部几个熟悉的同志，问了一些情况，大家都说糟糕透了。我的心情更沉重了。第二天我在办公室安了张床，人家告诉我，住在这里也没饭吃，厂里的食堂早垮了。我说，再说吧。

　　搞这个平台难度是很大的，230厂只有一个姓邢的师傅能做，他是915的。916一个姓李的车工也能做，叫李凯丰。后来又调来一个叫郭崇伟的，是915的。他们之间也争，但都和张老总很亲近，听他的话。怪了！这些人谁要有病，张都知道，叫人把药送到他们家里，连谁头痛脑热都知道，特别是对916的人。

　　我当厂长时，配给我一辆专车，后来有人告诉我，是张老总知道我身体不好，专门批的。我当时身体很不好，无法入睡。有天早上5点钟，有人敲我的门，给我送来4瓶胃得乐，说是张爱萍带给我的，市场上买不到，还带话说，让你先吃，再给你找。这个药真的是很对我的症状的，但他是怎么知道的？我百感交集。

　　中国人说，士为知己者死，有个人关心你，他用你时可能不讲理，但他是真的关心你的。过去知道他给工人送药，现在叫人这么早给送来，估计是怕别人知道了。230厂派性斗争那么厉害，他一来，就能团结起那么多的人，是和他深入到最底层关心群众的工作作风分不开的。

　　有个既无技术又无本事、专门捣乱的916铁杆，张老总亲自过问他的户口问题，还为此找过丰台区的领导，把他的老婆、孩子都办到北京来了。目的是一条，只要能把科研生产搞上去，就要团结。张被打倒后，这个人慷慨激昂地在大会上发言，张爱萍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惜亲自用小恩小惠瓦解工人阶级，我没有技术，他还亲自给我跑户口……这个人真无耻！

　　后来批张，除少数916的几个铁杆，绝大多数人都不讲话，没有什么人响应他们搞的这一套。那时每天都要搞到夜里一两点钟，很紧张，也很疲劳，但还是向前冲，就像黄河大合唱里唱的：我们一天天接近了胜利。

　　山雨欲来风满楼，空气慢慢就不对了。开始批判张爱萍了。他们叫我揭发，我说不知道，就说我装糊涂。后来，周总理去世了。我开始写交代材料，“文革”已经教会了我写这种东西。我写道：我听说张是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很吃惊，经过革命群众的教育，我才认识到。过去我认为张是全心全意地执行中央和军委的指示，对生产抓得很紧、很细，对生产进度了解得很具体，对干部群众搞五湖四海，对工人生活上关心体贴。经教育，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反革命。我把检讨贴出去后，他们急了，说是给张涂脂抹粉。我真想这张大字报有一天能让张爱萍看到。

　　我是1979年离开230厂的。厂里停产了，没有人了，一切又恢复到张老总来之前的那个样子，就像黑夜里的一座大坟，寂静得让人害怕。

　　毛泽东去世了。在追悼会上我见到了穆可民，他老了许多，但我还是忍不住地对他说：老穆啊，你可是张老总器重的人啊，把你从外地调进来，但你是怎么对待张老总的呢？你在揭发他时，是那么不实事求是。假如有一天你见到张老总，他说，老穆啊，你好呀！我想知道，你怎么回答啊？

　　穆呆了半天，哇的一声就哭了。

　　我们都没有想到他会这样。我说，也许我说得不对，也许我不该这样说，请你原谅。他流着泪，把头往墙上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