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29日，曾有一定亲共倾向并有相当影响的民营报纸《大公报》，曾对皖南事变的真相及其来龙去脉，经过与结果，有过较为公正、平实的报道：

军委会通令：据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电称：“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违抗命令，不遵调遣，自上月以来，在江南地区，集中全军，蓄意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复于本月四日袭击第四十师，乃为紧急处置，将该军解散编遣，军长叶挺就擒，交军法审判，副军长项英在逃，通令严缉”云云。

1936年底，毛泽东率红军将领致蒋介石书，请求不要再攻打红军时，中共红军仅存不足二万人马，其势力亦不足三县之地。全面抗战开始后至1937年底，中共已经拥有十万军队，占地35000平方公里，挟人口150万。至1943年，在敌后共一亿八千三百万的总人口中，中共已经能够控制拥有五千四百万人口的根据地。至1945年，中共已经在全国建立了16个根据地，其中5个有各级政权，8个有行政委员会，3个为军事区域，中共党员既已达120万人，其军队也已达120万之数，所挟人口已达一亿以上。与1936年的中共相比，仅在军力上便是八年前的60倍；与在八年全面抗战中伤亡了数百万官兵、阵亡了二百余位将官的国民党军队相比，反差之大，触目惊心。

八年抗战，毛泽东既从来没有走下黄土高原，更没有命令和指挥过一次抗战，更不用说上过一次前线。相反，他所有的电报指示，不是制止军队抗日，就是教导他们如何“专打友军，不打敌军”，直至命令他们“长期隐蔽、积蓄力量”，从而为战后立即发动那一场残酷的内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八月上旬，日军向平津以南进攻，山西已受到威胁；南京急电八路军，催促即开山西前线。……毛泽东代朱德草拟复电，老是借故推脱，不是说补给尚待充实，就是说编制工作尚未完竣，要求展缓出发。”——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p.385

1938张国焘和毛泽东在延安（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延安接到平型关胜利的消息之后，曾大事宣传；一般人也感觉到八路军不仅可以从事游击战，在运动战中也已获得胜利。但毛泽东却电令前方将领，以后避免这种牺牲重大的战斗”（p.409～410）——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

“林彪自己证实说，在他向延安询问而得不到答复、事实等于拒绝时，他于是决定向日军发动进攻。”“在延安特别为平型关大捷举行了庆祝会，人们还编写了各种诗歌，由歌舞队来表演。”“这样，我再重复一遍，毛泽东就把由于反对他的意见而取得的胜利，变成了对他立场的证实，变成了对他自己的颂扬。”——（p.294）（德）奥托･布劳恩（中文名李德）《中国纪事》东德迪茨出版社，1973年版

五六十年代，毛泽东的言论：“日本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民支持日本人民伟大的爱国斗争》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我们两个民族现在是平等了，是两个伟大的民族。你们这个民族是个很好的民族。日本人，谁要想欺侮他们，我看是不容易的。（同日本国会议员访问中国大陆团谈话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五日）”；“像日本这样伟大的民族应该有独立和主权。（同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黑田寿男的谈话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四日）”

“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了两个原子弹，损害了日本人民。因此使美国在世界大部分人民中间的名声不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政府是强迫日本人民进行侵略战争的，但后来起了变化，遭到了美国的原子弹之害，所以日本人民，包括某些政府人士也反对核战争。（同参加在日本召开的第十一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后访问中国大陆的外宾谈话，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甚至还有“日本军阀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中国人民既不能觉悟，也不会团结起来，这样一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军阀。”（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等人时的谈话全文，1961年1月24日）

毛：不要讲过去那一套了。日本的侵略也可以说是好事，帮了我们的大忙。请看，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同时，你们的垄断资本、军国主义也帮了我们的忙。日本人民成百万、成千万地醒觉起来。包括在中国打仗的一部分将军，他们现在变成我们的朋友了。（摘自《毛泽东思想万岁》，第533至534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把我们的关系改变了。刚才已经讲到，你们是处于很好的地位，处于理直气壮的地位。过去你们欠过人家的帐，现在你们不再欠帐了，而是有人欠你们的帐。……向美国讨帐。它欠了我们的帐，这一点，我想我是根本没有讲错的。你们现在是轻松愉快了，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不同了，理由抓在你们手里，是不是？……你们已经赔过不是了。不能天天赔不是，是不是？一个民族成天呕气是不好的，这一点，我们很可以谅解。我们是你们的朋友，你们对中国人民看得清楚，不是把你们当作敌人看待，而是当作朋友看待的。”——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毛泽东外交文选》刊印。原题《中日关系和世界大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