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4年5月，汹涌的海浪拍打着台湾最南端的恒春半岛。

世代居住于此的牡丹社“生番”（清朝对未开化少数民族的称谓）嗅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他们登高眺望，只见原本平静的海岸上，惊现一支气焰嚣张的日本兵。

是年，正在推行明治维新的日本借口琉球难民事件，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所谓的“台湾番地事务都督”，率海陆军3000余人入侵中国台湾。牡丹社的原住民英勇反抗，在地势险要的石门（今台湾省屏东县牡丹乡）伺机埋伏日军，终因寡不敌众，被迫逃散。凶残的日军大肆焚毁原住民的营地，随后占领台湾南部的恒春。

清廷对于牡丹社事件的反应称得上迅速，得知日军侵台后，立即任命沈葆桢为钦差大臣，派兵增援台湾，投入了接近日军10倍的兵力。打了几个月，侵台日军被清军阻截在台湾南部，其中有500余名日军死于疫病，便向清朝认怂，宣布和谈退兵。

清朝的表现更怂，竟和日本签订了臭名昭著的《中日北京专约》，赔款日方军费50万两。日本虽然依照约定撤兵，但他们从此看清了清朝的虚弱真相，不久后强行吞并了中国的藩属国琉球，并继续对台湾虎视眈眈。

在中国，牡丹社事件引发朝野议论纷纷。恭亲王奕訢的得力助手文祥上奏称：“日本，东洋一小国耳，新习西洋兵法，仅购铁甲船二只，竟敢借端发难。”当时正值洋务运动期间，于是，洋务派以日舰入侵台湾为由，主张筹划海防、建立海军。

清朝再度察觉到了外部威胁，洋务运动中的军队建设，由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晚清光绪年间的台湾地图。图源：网络

关于晚清时期的军队建设，中国近代史专家尚小明认为，中国第一支近代化海军是洋务运动时期创建的，而第一支近代化陆军要到甲午战败后才出现。

先说陆军的情况。

1878年，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的沈葆桢上奏朝廷，提出一项改革主张，即废除武举。

沈葆桢说，臣初到两江任上，当地武举出身的武官就来找我申诉，说他们到军队多年，却一直得不到晋升。臣很同情他们，可经过实际考察，才知道，现在武举选出来的人才已经跟不上时代了，论“晓畅营伍”，他们比不上行伍出生的老兵，论“奋勇耐劳”，又比不上靠军功升上来的将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武举考的内容和军队需要的能力完全是两回事，“所用非所习也”。臣以为，废除武举是进步之举，还可以省下一大笔经费。

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女婿，既传承了岳父开眼看世界的精神，又继左宗棠主持福州船政，成为洋务运动时期筹建近代军队的重要推手。他的观点，自是有独到之处，表面上请求废除武举，实则主张改革旧制，培养新式军人。

但是，慈禧太后否决了沈葆桢的建议，还给他扣上顶大帽子，指斥其“请将武闱停止，率改旧章，实属不知大体”。沈葆桢只好放弃陆军改革，接着搞南洋水师去了。

沈葆桢与慈禧的观念对立背后，是洋务运动时陆军改革的举步维艰。

▲沈葆桢画像。图源：网络

众所周知，太平天国起义时，清朝的“正规军”八旗兵、绿营兵暴露出孱弱不堪的战斗力，被太平军吊打。清朝靠着曾国藩等地方督抚办团练，广泛募集勇营，才续上一口气。在平定太平天国、捻军的过程中，曾国藩、李鸿章为湘军、淮军装备洋枪洋炮，并聘请洋人采用西式操练，试图在装备和训练上实现近代化。

然而，战争结束后，督抚高度膨胀的军政权力引起了朝廷的忌惮，清廷企图裁汰地方勇营，另外筹建“练军”。

1863年，直隶总督刘长佑上奏朝廷，提出仿照湘军、淮军的营制来改造直隶的绿营兵。

刘长佑是另一位晚清名臣刘坤一的族侄，曾作为湘军的将领转战四方，因功升任直隶总督。在直隶任上，刘长佑奉诏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交界地区的剿“匪”事宜，从直隶绿营中抽调精壮步兵1.25万名、马兵2500名，并从湖南、直隶募勇5000名，集中训练，定名为“练军”。

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后，认为老部下刘长佑所制定的练军章程有“文法太繁”、“事权不一”、“马步混杂”等缺点，于是在湘淮军旧章的基础上重新制订军规，并规定冷热兵器并用，引起洋劈山炮、洋开花炮等西洋陆军武器，实行西式操练。到1870年，清廷下谕，各省仿行直隶练军之法，挑选绿营精壮，编组练军。

建立练军后，清朝进一步对勇营进行改建，宣称：“现在发、捻各逆次第殄灭，而各省未裁之勇尚复不少，著各该督抚迅议章程，分别遣留，专按奏报。”

清廷不敢贸然地取消勇营，一来，大量勇丁解甲归田，会形成大规模的无业游民，不利于社会稳定，二来，裁撤勇营后，财政拮据的清政府若无法解决巨额的欠饷，势必引发兵变。所以，清廷同意保留勇营建制，用于驻防要地，称为“防军”。据学者樊百川研究，中法战争前夕，1882-1883年，全国尚有勇营兵额20万。

但清朝并没有放心地把兵权留在地方。为了削弱地方督抚的军权，清廷有意用正规军的武官系统来排斥勇营将官。

当时，勇营实行一套官职系统，有统领、营官、哨弁、什长等职位，而清朝的正规军另有一套官职系统，包括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等军职。清朝规定，勇营将领必须获得正规军的官职，才能享受相对应的待遇，这相当于让勇营的军官成了“编外人员”。勇营的很多军官在平定太平军、捻军后，为了获得更高的优待，便投入到传统的体制中，接受清朝的改编。

这其中，有曾在淮军统领马队的丁汝昌，他随淮军剿灭捻军后，因功授为总兵，加提督衔；随淮军刘铭传部征讨捻军的聂士成，战后亦晋升为提督；以淮军末弁身份参与镇压捻军的叶志超，战后积功至总兵。跟他们一样被朝廷改编的勇营将领，不胜枚举。

▲晚清军队演练。图源：网络

无论是练军，还是防军，在洋务运动中都引进了洋枪洋炮，但按照尚小明、陈悦等学者的观点，这些军队仍然不算是近代化的军队。

首先，他们没有近代化的军队编制，全部以营为单位，所采用的营制甚至可以追溯到明朝的戚家军，这种军队当年打倭寇没什么问题，但到了近代打洋鬼子就不一定适用了，一旦遇到大兵团调度的战役，便容易出现指挥混乱的情况；其次，后勤方面也没有近代化的医疗、通讯人员和军饷保障等系统。

可以说，洋务运动这么多年，花了这么多钱，造了这么多枪炮，陆军建设却仅限于“练兵”、“制器”，一直未能打破制度的桎梏。

洋务运动时，海军的筹建一度成效卓著，其主要成果，由福建、南洋和北洋三支舰队组成。

近代以前，清朝长期忽视海防的重要性，军事系统中的“水师”，只承担沿海及内河守备、缉盗等职责，多采用桨船或帆船。有清一代，水师在平定三藩之乱、福建蔡牵起义、太平天国等战争中尚有一战之力，但英国、法国等洋人凭借坚船利炮入寇中华时，清军水师就“舟师旧制，弱不敌坚，遂尽失所恃”。

对此，历史学家夏曾佑评价道：“中国建国在于大陆之上，历朝异族之劲敌，亦均从北方陆地而至，中国历史其兴亡之故无以水师为关键者，以此之故，中国人胸中常有海军不足重之意想。”

1874年，牡丹社事件发生后，眼见小日本都上门来骚扰，清廷实在忍不了，当即决定建立近代海军。

同年，江苏巡抚丁日昌草拟《海洋水师章程六条》，建言筹办三支近代海军：“拟设北、东、南三洋提督：以山东益直隶而建阃（统兵的将帅或机构）于天津，为北洋提督；以浙江益江苏而建阃于吴淞，为东洋提督；以广东益福建而建阃于南澳，为南洋提督。”于是，清朝决定，派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督办南、北洋海防事宜，筹建海军。

同时，丁日昌指出：“外海水师以火轮船为第一利器，尤以大兵轮船为第一利器。”当时，洋务运动兴建的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等已经具备了自主造船的能力，但这些工厂所造的船舰和当时西洋先进的军舰相比，速度不够快，战力不够强，生产成本及耗燃料也较高。故此，李鸿章、沈葆桢都主张优先向洋人购置先进的铁甲舰。

次年，清廷通过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牵线，和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签订购船合同，先是以45万两银的价格，订购了4艘“蚊子船”。

所谓蚊子船，是一种木船外包钢壳的炮舰，船身较小，舰长仅30余米，排水量仅有400吨左右，好处是炮大、价廉。每次船上开炮，自身的舰体也被震得地动山摇，在海上就像左右摇摆的蚊子一样。

▲北洋水师的“蚊子船”镇边舰。图源：网络

之后的一年里，4艘蚊子船分成两批，由英国海员驾驶，抵达天津大沽。李鸿章亲眼看到蚊子船后，不禁大跌眼镜，显然，这些小不点无法和庞大的铁甲舰抗衡。在码头检阅船只时，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李鸿章经过一个英国水手身边时，那个英国人可能是没见过世面，或是操作不当，手里的枪竟然走火了，子弹擦着李鸿章的头顶飞过，差点儿就“杯具”了。

不过，李鸿章在恼怒之余也有意外收获。第二批护送军舰来华的英国船员中，有一个叫“浪为美”的英国海军军官。这个中文译名其实是清朝官员为了讨个好意头特意修改的，后世更多称这个人为“琅威理”(Lang William M)。

琅威理当时才三十多岁，是英国海军中的青年军官，他到中国来，只是为了“送货”。但李鸿章从手下口中得知，此人“本领甚佳”，想到筹建海军需要一名经验丰富的洋教习，于是向琅威理本人发出邀请，希望他留在中国，帮忙建设海军。琅威理以“奉英国委带兵船，不能分身”为由婉拒了。

1879年，清朝又在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订造了4艘蚊子船，琅威理作为舰长，再次护送船只到中国。这一次，李鸿章正式向总理衙门上书，说有个姓“琅”的英国军官十分能干，建立聘请他担任北洋水师的总教习。同时，考虑到琅威理是英国现役军官，李鸿章通过驻英公使曾纪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等与英国政府交涉，在保留其军籍的情况下，让琅威理从英国海军请假，到北洋水师任职，并许之以高薪厚禄。

这一次，琅威理接受李鸿章的邀请，来到北洋水师，负责海军的训练工作。

购置军舰的工作仍在进行中。建造近代海军，需要守卫港口的蚊子船、护卫舰队的鱼雷艇、运送粮饷军械的运输船、侦察敌情的信号船、训练海员的练习舰等，而真正的主力，是大型铁甲舰。

▲定远舰。该舰于甲午战争中被日本鱼雷艇击伤，为避免落入敌手，北洋水师将其点燃自爆，沉没海底。图源：网络

1881年，清朝向德国购买的两艘大型铁甲舰在伏尔铿造船厂正式动工，它们将在日后成为北洋水师的主力舰，分别取名为“镇远”、“定远”。

这两艘大型铁甲舰的排水量均为7355吨，其中，定远舰全长94.5米、宽18.4米，镇远舰全长91米、宽18.3米，各装备有克鲁伯305毫米双联炮2座4门、150毫米单装炮2门、75毫米速射炮4门、14英寸水上鱼雷发射管3具。镇远、定远竣工时，其装备的主炮甚至比当时英国战舰使用的前膛填装式炮性能更加优良。

由于中法战争的影响，德国人推迟了两艘军舰的交付时间。1885年，经过漫长的等待，镇远、定远航行至中国，随后正式服役。

到北洋水师成军时，旗下排水量1000吨以上的舰船有17艘，其中，定远、镇远2艘大型铁甲舰购自德国，致远、靖远、超勇、扬威4艘快船（防护巡洋舰）购自英国，经远、来远、济远3艘快船购自德国。另有近海防御铁甲舰平远（排水量2150吨），鱼雷巡洋舰广乙、广丙，练习舰康济、威远等，由福州船政局自主建造。

筹建近代海军的过程中，包括购买、建造舰船的费用以及军械的维修费、舰队人员的薪俸、港口的维持费等在内，耗资巨大，相当烧钱。时人姚锡光在《东方兵事纪略》中对北洋水师每年的费用做过不完全统计，“其俸饷并后路天津水师学堂及军械、支应各局经费，岁一百七十六万八千余两”。

▲英国海军上尉怀尔德绘制的镇远舰图画。该舰于甲午战争中被日军虏获，编入日军舰队，退役后被拆解展示。图源：网络

船舰的事情搞定后，李鸿章将目光投向海军人才的培养。

此前已调任西北的左宗棠帮了大忙。当初，左宗棠在创建福州船政局时，还创办了附设的福州求是堂艺局，即后来的福州船政学堂，宗旨在于“学成制造、驾驶之人，为将来水师将材所自出”。船政学堂招收学生时规定：凡是录取的学生，伙食费全免，另外每月给银四两，补贴家庭费用；三个月考试一次，成绩列一等者，可领赏银十两；五年毕业后，可由政府分配一份差使。沈葆桢接手福州船政局后，继续践行左宗棠的发展理念。

福州船政学堂分为前学堂和后学堂，前者主要教授制造轮船的技术，后者旨在培养海军人才。从1866年创办到1907年停办，福州船政学堂为近代中国培养了600多名海军人才。

▲船政后学堂第一届师生合影。图源：网络

船政学堂的学生平时要学习外国语言以及数学、光学、化学等洋学，其中一些学生还得到了外国留学的机会。日后在清朝海军服役的人才中，有不少出自船政学堂，如定远舰管带刘步蟾、镇远舰管带林泰曾、致远舰管带邓世昌、济远舰管带方伯谦、靖远舰管带叶祖珪、康济舰管带萨镇冰等，他们将成为晚清海军的中坚力量。

福州船政学堂还有一位特别的校友，翻译家严复。

严复在福州船政学堂学习五年后，被选派去欧洲留学，因精通外语得到了晚清外交官郭嵩焘的赏识。郭嵩焘颇为自谦，称赞严复道：“有出使兹邦，惟严君能胜其任。如某者，不识西文，不知世界大事，何足以当此。”

1879年，严复从英国学成归国，正赶上李鸿章在天津创建另一所海军学校——北洋水师学堂（天津水师学堂）。严复来到天津，担任学堂的总教习（教务长），任教长达20年，为北洋水师培养了很多海军人才。

但是，李鸿章在苦心经营北洋水师的同时，也避免不了任人唯亲，他为北洋水师所选的“总司令”是不懂海军的淮军旧将丁汝昌。丁汝昌虽出自淮军，但出身贫寒，缺乏家族背景，便于控制，从中不难看出李鸿章的私心。

在担任北洋水师提督前，丁汝昌只在淮军带过马队，训练骑兵在行，但训练海军就要另请高明了。之前李鸿章从英军挖来的琅威理作为北洋水师的“洋教头”，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副将”。丁汝昌为人性情温和，平易近人，深受军中将士的欢迎，而琅威理则是一个性情刚烈的严格教官。

琅威理担任北洋水师的“总教头”时，完全不顾清朝的官场潜规则，而是将英国皇家海军的种种规则带到北洋水师，一丝不苟地督导手下军官，让弟子们苦不堪言。

▲琅威理。图源：网络

晚清外交官余思诒在日记中，形象地记录了琅威理治军的严厉态度。据他回忆，有一次，李鸿章派遣邓世昌、叶祖珪、林永升等北洋水师军官，随琅威理到欧洲接收从英国、德国订造的船舰。

此次接舰行程万里，琅威理利用回程路上的时间对水师进行训练，在旗舰上不断对各舰发出旗语信号，要求原本以双雁行阵形航行的编队立即改为单雁行阵形，进而改为复杂的鳞次阵形，一会儿让各舰低速航行，一会儿让各舰高速航行。

各舰随着琅威理的命令忙碌运转，没想到，琅威理还一边给船员们出难题，以旗语询问各舰的燃煤消耗量和锅炉压力，只要哪艘军舰的反应稍有迟缓，就会受到琅威理劈头盖脸的责骂。当时在“靖远”舰担任大副的吴敬荣说，琅威理就连上厕所时都在发命令（“常在厕中犹命打旗传令”）。到了夜间，琅威理还要训练夜间灯光信号，让各舰没有片刻安宁。更不可思议的是，这种高强度的训练每天都要进行。

远航结束后，琅威理率领船队驶入台湾海峡。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在厦门海面等候，各舰船员看到丁军门到来，不禁喜形于色，他们总算是摆脱琅副将的“魔爪”了。

经过多年建设，福建、南洋、北洋三支海军先后成军。

1876年，福建水师初步建成，拥有11艘舰船，总吨位9877吨；1884年，南洋水师初具规模，拥有18艘舰船，总吨位22064吨；1888年，北洋水师正式成立，拥有约50艘舰船，总吨位约50000吨。

从三支舰队成立时的军力对比可知，受限于晚清的国力，清廷采取了重点发展北洋海军的策略，即“先于北洋创设水师一军，俟力渐充，由一化三，择要分布”。另外，先后主持福建、南洋海军的沈葆桢于1879年去世，福建、南洋水师失去了主心骨，又在此后的中法战争中遭受重大打击，因而后继乏力。

至此，李鸿章建立的北洋水师独揽了晚清海军近代化的重任。在检阅北洋水师后，李鸿章一度信心满满地表示：“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异月新，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

北洋水师建立的同年，总理衙门颁布《北洋海军章程》，详细规定海军的船制、官制、军规、俸饷、赏恤等。此外，海军还有支应局、练饷局、军械局、水师煤厂、工程局、医院等一整套较为完备的后勤机构，洋务运动中修建的铁路、电报也为海军提供了支援。可见，晚清海军的确实现了近代化。

▲北洋水师学堂学生在学习使用仪器。图源：网络

北洋水师成军之初，按照当年《美国海军年鉴》排名，位列亚洲第一。这个名次带有很强的误导性。事实上，北洋水师成立后，购置舰炮的数量急剧下降，甲午战争爆发前六年甚至一舰未购。个中缘由，除了坊间传言的慈禧太后为了庆祝六十大寿，挪用军费修建颐和园外，北洋海军自身的靡费腐败和制度落后也不容忽视。

近代以来，军事技术的更新迭代可谓一日千里，北洋水师的发展停滞无疑是致命的。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海军面对清朝的北洋水师已然不落下风。此时，李鸿章也深知中日两国海军的实力对比，不得不承认“查北洋海军可用者，只镇远、定远铁甲船二艘为倭船所不及”。

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工作时，经常和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谈论海军的建设情况。多年以后，严复想起了赫德对北洋水师的一番告诫：

海军之于人国，犹树之有花，必其根干枝条，坚实繁茂，而与风日水土，有相得之宜，而后花见焉。由花而实，树之年寿亦以弥长。今之贵国海军，其不满于吾子之意者众矣，然必当于根本求之，徒苛于海军，未见其益也。

严复认为，赫德道出了北洋水师盛衰的原因。若要花开不败，在于枝干，在于水土，而在清廷的统治下，近代海军终究只是一朵无根之花罢了。

波谲云诡的19世纪即将落幕，洋务运动中兴起的“新式”军队，将会迎来一场骤风急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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