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隋唐之后，中国的经济中心逐渐南移，正所谓“苏湖熟，天下足”，到了南宋时期，中国南方经济已经远远超过了北方，而政治上的都城却一直留在北方，元明清三朝的都城都选在了北京，既然南方如此富足，那么深居北京宫中的皇帝想要干点事，都得需要钱粮这个基础，而要想把南方的钱粮运到北方，就离不开运河。粮食和物资源源不断地从京杭大运河北上，这个过程叫“漕运”，它也是北京的生命线。

当然了，漕运绝不仅仅是把粮食物资运到京城这么简单，不论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大型基础设施不仅要在前期耗费大量民力资金，后期要保证它正常运转也需要大量资金进行疏通维护，运河也不例外，漕运船只在运河里需要纤夫来拉，而且受到运力影响，有些地方河道非常拥堵。而如果我们看地图的话，从江南到北京，完全可以出长江或者钱塘江口然后沿海路北上，进入渤海湾到达天津，如果走海运的话，粮食物资的运输成本将大大降低，这是优化效率的最优解，历史上也的确有人提出要主要依靠海运来运送物资，这就是“漕运改海”。

当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漕运走海路虽然好处众多，但在明清时期漕运绝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走的运河，那么这就带来了若干问题，漕运改海那么好，怎么就没贯彻下去呢？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在讲漕运改海之前，先得讲讲漕运的成本有多高。根据清朝的《户部漕运全书》记载，“惟起运本色每正粮一石，加耗三斗、四斗不等。此外有补润、加赠、淋尖、饭食等米，又有踢解、稳跳、倒箩、舱垫等银，”后面有罗列了一大堆花销，总之平均下来，要想把一石粮运到京城，大约共需粮一石五、六斗，银五、七钱各不等，这还是最理想的状态。运河的河水来自于途经水系，要是赶上枯水期水位下降行船艰难，或者河道淤塞，甚至遇上土匪打劫，运输成本还得直线上升。北京每年最少得需要四百万石粮食，明朝成化年间为了满足这基本的需求，漕运消耗的粮食就有一千两百到一千六百万石，要知道当时全国粮食加起来也就是三四千万石，大约一半都用来满足给京城供给粮食了。

◇ 图为京杭运河变迁示意图

这还没完，由于漕运运河事关北京的兴亡，所以沿途的一切都得为运河让路，最典型的就是黄河，这里一旦泥沙淤积马上就会影响漕运，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朝廷的黄河水工会主动把泥沙和洪水倾泻到四周，久而久之，黄河下游的生态经济遭到极大破坏，对王朝的长治久安是非常不利的。

◇ 图为西方人绘制的京杭运河上的漕船

◇ 图为西方人绘制的京杭运河上的漕船

漕运如此弊大于利的情况，朝廷是心知肚明的，早在元朝的时候朝廷就真的试过海运漕粮了。当时灭宋战争结束之后不久，当时的运河并不是从江南直通北京，而且没有维护很快处处淤塞，朝廷定都北京却又缺钱缺人，无奈之下只能考虑海运漕粮。讽刺的是最早向朝廷提议这么办的是两个海盗朱清和张瑄。他们当年被元朝招安之后积极参加了灭宋的战争，深得朝廷信任。

◇ 图为元代海上漕运路线

而当时元朝北方粮食稀缺，如果把南方粮食运到北方卖那是非常赚钱的生意，于是他们向宰相伯颜提出，自己出船走海运把粮食从江南运到大都，蒙元朝廷也乐见其成，所谓“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于是在两位海盗的运作下，元朝开始把漕粮海运制度化，这个办法很成功，大都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粮食供给，而两位海盗也凭借海运赚得盆满钵盈，在北上运粮途中他们甚至还把一些粮食卖到朝鲜日本，这显然严重违反了元朝的律法。

他们之所以敢这么干，那是仗着朝中有宰相伯颜撑腰，后来伯颜倒台，他们倒卖粮食给外国的事情败露之后被抓获处死。人虽然没了，但对蒙元朝廷来说，继续海运漕粮总比疏通大运河好得多，只是重新找到可靠之人罢了，所以有元一朝，漕粮海运基本上都被贯彻下来。

◇ 不论是开凿疏通运河还是后期维护，都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的投入

等到元朝灭亡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时候，一开始定都南京，此地就在江南富庶乡，漕运基本不成问题。而到了朱棣即位之后，非常重要的一个工程就是迁都北京，北京不比南京，漕运是维系其生存的根本。而朱棣在永乐十三年动用大量人力物力疏浚大运河，表明了京城漕运要彻底摆脱海运的态度。他这么做的原因往深了说，可以说是对海运的不信任，还有一层那就是对民间力量的不信任。

◇ 图为明代古漕船沉船实物，来自洛阳大运河博物馆 图由三喵先生拍摄提供

在当时漕船走海运必须依靠大批的民间水手，这些人脱离官家控制谁知道能干出什么事来，而运河漕运就不同了，都可以用军户充当运力，还能时刻置于自己的监控之下，如此才能让永乐皇帝放心。如此对外人极度不信任的态度也可以部分解释海禁政策，那么当然，既然运河通了，皇上也发了旨意，往后在大明朝定都北京的日子里，漕运就基本靠运河，海运漕粮也就被废弛了。

◇ 图表为《万历年间各总所属卫所数、漕卒漕船数和领运漕数额表》源于唐文基《明代的漕军和漕船》

随着时间的推移，伴随着漕运在运河两岸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既得利益阶层。朝廷为了保证漕运，特设十二万漕军，下设十二个把总，沿途的官僚也深入地参与了漕运的过程。对于他们来说，漕运自然是大有油水可捞，随便在运河上设立一个卡点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赚取不少灰色收入。

不仅官员如此，很多运河上的普通人，贩夫走卒，纤夫船户，甚至卖唱女子，都完全依靠运河来生存。如此一来，围绕着运河从上到下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利益集团，所谓“漕运乃百万漕工衣食所系，断不可废”，此话绝不只是说着玩玩。与此同时，传统的朝廷讲究层层推卸责任，相比于海运，漕运这种层层分包的体制特别有利于责任下推，漕运本身就置于严密的监督下，而一旦出了事，可以迅速的把责任人锁定到一些底层，顶上的大人自然是无责的。这么看来，虽然漕运有千般不好，但大家都有利益可拿，还方便转移责任，何乐而不为呢？

就这样，运河漕运在大明朝一直维持了下去，在这个过程中有不少人提出改海运减少运粮成本，但都被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搪塞了过去，比如海运太危险，漕运是祖制，没办法改，等等等等。但要说大明朝完全没有海运粮食物资，那也是不对的，至少在明朝末期为支援辽东战事，从山东往辽宁的海上运输真实存在。但就这么一条海运线，也免不了一顿扯皮。

◇ 图为晚明时期明军由山东海运物资到旅顺，皮岛保障辽东战事

万历末年熊廷弼经略辽东，多次向户部反映希望把粮食从海路直接运到盖州，也就是营口，而不要只送到旅顺就算了，但户部根本不听，还是我行我素地把粮食往旅顺运，再经过千里迢迢的陆路运到辽东前线。户部之所以如此坚持，表面上是因为“盖州礁石密布，不好卸货”，实际上是因为走多一段陆路，就可以有名正言顺的羡耗，这都是官员们灰色收入的重要来源。明摆着好用的海运不用，造成的结果就是前线缺粮缺物资，后方旅顺的物资却堆积如山。大明末年关外防线的失败，跟这样的运输低效关系很大，而这低效的原因，非不能也，实不为也。

◇ 图为太平天国形势图

利用运河吸血的官僚利益集团非常顽固，他们一直到清朝后期都名正言顺地把握着朝廷命脉，相当于把朝廷当软肋捏在了自己手里，然后你好我好大家好，为了这个集团的利益，运输低效也都是可以忍的，那些废除漕运的呼声都是可以被忽略的。而真正让运河漕运走向尽头的，还是19世纪中期的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英国军舰开到镇江南京，直接威胁漕运，大清就不得不停战议和，而太平天国更是在漕运节点盘踞良久，对漕运形成了非常致命的打击。到了这个时候，漕运废也得废，不废也得废了。所以晚清的时候，漕运改海终于得以实现，这也是形势所迫，再不改漕运，朝廷能不能稳坐钓鱼台都是个问题，用上海话讲，大清就是蜡烛，不点不亮。大清在万般无奈之下舍弃了漕运，无非是希望给朝廷续命，但到那时候，大清的日子也快到头了。

◇ 图为19世纪末几乎荒废的大通桥下漕运码头

纵观漕运改海运的历史，不过是中国古代王朝在被逼无奈之下的选择，为啥摆着性价比超高的海运不用，偏偏用腐败低效的漕运？说到底这还是古代秦制弊病的一个典型反映，在这种制度下，只有不容反对，不计成本的帝王旨意，根本无法容下有商有量，自负盈亏的商业行为。之前讲过汉萨商业同盟的历史（详见：），如果说神罗皇帝拥有和东方君主一样不受约束的权力，那欧洲的资本主义可能根本就发展不起来。

在秦制帝国岁月静好的时候，京城的皇帝还能依靠漕运挥霍无度，而这百万漕工也还能靠着皇权吃上铁饭碗，不过，一旦碰上太平天国这种动乱，这维系帝国命运的漕运体系完蛋那就是早晚的事。在这个游戏过程中，所有人都只能顾及自己眼前的权位，因为你也不知道第二天这还在不在，所以咱们看古代中国为什么明明有很好的提议却得不到实行，而祸国殃民之策能一直传下来，也就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