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问曾国藩的字是什么，估计很多人会一脸茫然，但要是问曾文正公的外号叫啥，大概八成以上的人都能回答出来 – 曾剃头。这位饱读经典的理学大家，为何会弄出这么个血淋淋的外号呢？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曾剃头”这个外号不是曾国藩镇压太平军时期获得的。

咸丰二年十一月，为镇压太平天国清廷令居乡丁忧的曾国藩会同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团练。在组建湘军的过程中，既是为了练兵，也是为了创建稳固的后方基地，曾国藩决定先治“匪”。

湖南会匪之多，人所共知 … 臣之愚见，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誓当尽除湖南大小会匪，涤瑕去秽 ……

《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

曾国藩的“重典”主打快和狠。

曾国藩将湖南的“匪”定义为两种，一种是常规的“教匪、盗匪、会匪”和“游匪”（逃勇、奔窜、无资可归者），这种经简单审理只要推脱不掉嫌疑立杀，“即用巡抚令旗，恭请王命，立行正法”。

第二种“匪”泛指社会不安定人员，如“寻常痞匪，如奸胥、蠹役、讼师、光棍之类”，这种在剿匪告示贴出后不从新者，“加倍严惩，不复拘泥成例概以宽厚为心”。娶不起老婆且没本事抢亲的，基本逃不掉沦为役夫、炮灰的命运。

所以咸丰四年二月，曾国藩发《讨粤匪檄》正式向太平军宣战时，其“曾剃头”的凶名就已享誉湖广和江西了，开战后曾国藩也愈发不掩饰其嗜杀之气。

咸丰四年八月的“洪山之战”中，湘军将领塔齐布（湘军中唯一的满族将领）击败一股太平军并将他们围困于沙湖塘。起初太平军不愿投降，数百无法逃脱的未成年孩童选择了投湖逃命。

洪山之捷，麾军逼贼于沙湖塘角间，贼争赴水死，中多幼孩，公见之大哭，传令拯救，得数百人，群贼因而乞命者又七百有奇，诛其极悍者，余尽释之。

《郎潜纪闻二笔》

塔齐布于心不忍就下令救人，捞起来两百多孩子。其余太平军见塔齐布仁慈也就纷纷投降了。战后曾国藩训斥塔齐布妇人之仁，要求他将贼匪尽诛。塔齐布坚持不杀并反怼曾国藩，“民人从逆，多为胁迫，况孩童乎？若不加甄辨，行事背逆人心，恐违天和”。

最后说不出更好由头的曾国藩，只得强令塔齐布从几百战俘里挑出些悍勇之徒杀之以振军威。虽然没说服塔齐布，但曾国藩自己干起来就更凶残了。

例如兴国大战后，曾国藩奏称因逆匪“掳掠奸淫，肆毒已久”，所以他令各营将俘获的134人“剜目凌迟，以泄居民之愤”。在进攻九江的途中“生擒老贼二百二十一名。每生擒一贼，辄剖肠，剥皮挂树，磔石”…… 诸如此类的虐杀案例，湘军每克一城都会发生。

这些血淋淋的奏报，咸丰帝都看不下去了，朱批“剿贼固重，亦当恩威并举，以安民心，不宜再兴酷虐之法，使民生怨”。

如果说这些还能扯因罪杀之以泄民愤，那么接下来的案例就是专门的杀降屠城。

湘军将克九江时，曾国藩写信给曾国荃要求屠城，“只求全城屠戮，不使一名漏网耳”，最终1.7万太平军降卒和城中百姓无一幸免。曾知悉后在日记里记录，“接手书，知九江克复，喜慰无量。屠戮净尽，三省官绅士民同为称快”。

在安庆包围战期间，湘军鲍超部击溃陈玉成派出的援军刘玱林部并俘获四千多太平军。因曾国藩担心越来越多的战俘不好管理，就令曾国荃依惯例把俘虏全杀了，“其夏间鲍军门攻破援贼刘玱林，降者四千余，疑其内应，尽杀之。自四月至今，城外各贼营陆续来降，亦皆戮死又八千余人”。

攻克天京后的残暴，仅看曾国藩本人的奏报就触目惊心，“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 ... 城内自伪宫逆府以及民房悉付一炷”。

自古以来中原都认为杀降屠城是不祥不仁之举，不论是谁、也不论多大功绩干了这事儿都是洗刷不掉的污名（如白起、项羽、常遇春等）。所以历朝历代的统帅、将领即便真做了，也不会公开说。

曾国藩不可能不懂这些，但不用看别人的记录，就他自己日记、书信、奏折里虐杀、屠降、屠城的记录比比皆是，可以说他“炫”得毫无顾忌，这是为什么呢？

首要的原因，可以先看看曾国藩和咸丰帝的一场争执。

咸丰帝批评曾国藩手段太残忍时，他并没有认错而是回怼皇帝，“今发贼猖獗，克城亦以多杀为妥，不敢假托仁慈而误大事，自当以杀止杀”。不但表明态度，还暗嘲咸丰假仁慈。

气愤的皇帝申饬曾国藩，就是因为你杀戮太甚，所以贼拼死顽抗，“若由肆行杀戮，则天下疮痍，民生怨怼 … 贼所以屡剿不灭，盖亦出于此也”。

但曾国藩还是不服软他回奏称，之所以手段凶残，是在为朝廷清理旧债。是前些年各地官员们治下不严、应杀不杀，纵容民间匪气，才酿成今日巨祸，“积数十年应杀不杀之人，遂以酿成今日之巨寇”。

可以说曾国藩信奉的是，“以直报怨”或者说“以暴制暴”。曾国藩知道杀孽太甚毁名声，但他觉得自己是在舍自身的小节，平天下并全朝廷的大义。某种程度上曾国藩行起杀戮反而是动力十足。

其次，曾国藩看待民众的视角是典型的官绅视角。

古代社会结构大致可分为三层，皇帝 – 官绅 – 民众。皇帝居上坐拥天下，官绅则辅佐、代替皇帝牧民。之所以用“牧”，是皇帝和官绅们就没有把民众视为完整的人，他们认为民众无知无能，离开他们的教化和引领就会无序无德无礼，会如羔羊一般盲从强者。

各属民未厌乱，从逆如归，所出告示，严厉操切，正合此时办法。但示中所能言者，手段须能行之，无惑于妄伤良民、恐损阴骘之说。斩杀草菅，使民之畏我，远过于畏贼，大局或有转机。

曾国藩在向李次青辩解屠城行为的书信里，将这种观点表露无遗。因为“民”被太平军展现的好处和实力吸引过去而不从皇帝官绅，所以贼势大涨。他大行杀戮的目的是，“使民之畏我，远过于畏贼”，当民因畏而从“我”不从“贼”，贼自然势衰。

最后一个原因是曾国藩视太平天国为“华”之叛逆。

“太平天国”虽然带有浓重的古代农民战争烙印，但它也有明显悖于两千多年传统的“色彩” – 神权。

借神权搞起义在古代不是新鲜事，汉末张角、元末朱元璋都用过。但太平天国没能在起事后及时取消神权，这样在政治上神权一直牵制并挑战皇权。这既冲击传统的社会政治结构让官绅群体难以与之合作，也让太平天国自己内乱重重。

按照延续数千年的道统，华夏的血脉来源于伏羲氏，祭祀的对象也当是炎黄的子孙。但是洪秀全却认了上帝这个外神当爹，自绝于华夏者有什么资格继承中华正统？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 … 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 ……

《讨粤匪檄》

由于在组织中强行导入“拜上帝会”的教义，太平天国内部对传统的社会伦常做了大幅度的变革。好坏这里没有讨论的必要，只需代入一百多年的视角就能明白这就是“异类”。

因此在曾国藩看来，太平天国不仅背叛了祖宗，还成为试图催毁传统的死敌，所以他愿意成为“曾剃头”大行暴虐手段以灭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