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中俄关系史上十分重要的年份——新中国与苏联/俄罗斯建立外交关系70周年。在这样特别有纪念意义的年份，我们有必要回顾两国关系的风雨历程，这有助于我们观察和评估两国关系的发展现状，进而预判未来的发展走向。

　　一、从中苏关系到中俄关系

　　1949年10月，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从此开始了十几年友好包容的阶段，并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与苏联关系开始恶化，意识形态领域首当其冲。当时，两国的执政党在国际形势、共同命运以及本国发展道路等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并展开了大论战。中方曾发表过九篇评论文章（简称“九评”），其中包括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批判。诸如此类的意识形态领域争论，逐渐扩大到双边关系的各领域，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是1964年苏联援华专家大批撤出，对中国的经济建设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中苏两国的国家关系呈非正常发展态势，最终形成严重对抗，甚至发生过军事冲突（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

　　1982年3月，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勃列日涅夫曾在塔什干发表讲话，表示苏联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中方对此表示重视。随后，中苏两国重启磋商，不断摸索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道路。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掌权后，提出了一些解决两国边界问题的原则，对于军事冲突对峙的解决起到了积极作用，加快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步伐。1989年，戈尔巴乔夫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与邓小平同志举行了会晤，双方宣布中苏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邓小平同志以“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名言宣告了中苏两党争论、边境摩擦的结束，宣示了两国关系的新起点。这句话平实而简洁，意义却深远而重大。

　　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辞去苏联总统职务。他是苏联历史上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总统。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苏联随之解体。而在此之前，1990年6月12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通过并发表了主权宣言，宣布脱离苏联而独立，后来与其他从苏联独立出来的国家共同成立了独立国家联合体。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关心的主要问题在于能否成为苏联的法定继承国。中国的关切，除此之外，还包括中俄能否延续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成果，因为我们必须考虑到一个特殊的转变——作为执政党的苏联共产党已经消失。1992年，叶利钦总统首次访华，中俄双方在“俄罗斯联邦是苏联继承国”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双方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在中俄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在苏联解体后实现了平稳过渡。俄罗斯联邦成为苏联的法定继承国，继承了苏联在联合国等所有国际组织中的法定地位。中国对此表示支持，很快将中国驻苏联大使转变为中国驻俄罗斯联邦大使。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变化，并没有影响两国关系的性质和发展方向。

　　1994年，江泽民主席访问俄罗斯联邦，中俄发表联合声明，将两国关系定位为建设性的伙伴关系。这意味着双方不仅是相互友好国家，还在此基础上升级为建设性的伙伴关系。1994年之前，中俄两国在军事关系、军事技术和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很少，甚至在有些方面根本没有起步。自1994年以后，双方关系在各领域的交流都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

　　首先，1995年的中俄边界谈判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我在出任外交部副部长后，有幸以边界谈判代表团中方团长的角色，亲历了这一重要历史事件。边界谈判工作由若干个工作组共同进行，其中就包括“外交与军事工作组”。在该工作组的努力下，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就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达成一致，五国副外长草签了协定文本。

　　199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除世界范围的纪念外，俄罗斯举行了伟大卫国战争的纪念活动，江泽民主席应邀出席了此次活动。虽然中俄双方都十分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问题，但此前沟通较少。西方常常贬低、甚至歪曲苏联在二战时期的贡献；而中国坚持尊重历史的原则，肯定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转折点，苏联牺牲了两千多万鲜活的生命，以沉重的代价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处于“蜜月”阶段。即使西方数度未兑现援助，并在一些经济会议上刻意冷待俄罗斯，俄罗斯依然对西方抱有幻想，一些俄罗斯官员忽视与中国的关系，甚至在此次纪念活动中未等江主席发表讲话就收起了麦克风。叶利钦总统亲命工作人员重新放置麦克风，请江主席像克林顿等西方国家领导人一样发表了讲话。

　　叶利钦总统因健康问题使原定1995年下半年的访华计划推迟到1996年上半年。1995年11月23日，俄罗斯总统特使、外交部副部长潘诺夫访华，与我方就南斯拉夫问题以及中俄两国领导人互访规划进行了磋商。其间，潘诺夫对叶利钦的健康状况与推迟访华的原因作了解释。南斯拉夫问题是当时联合国争论十分激烈的问题，西方一些国家在苏联解体后主张肢解南斯拉夫，而中国和俄罗斯所持立场与观点相近，即，维护南斯拉夫的主权与独立。俄罗斯关注南斯拉夫问题，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同为斯拉夫民族，又有相似的宗教信仰；另一方面，该地区处于巴尔干半岛，占据重要的地缘政治位置。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俄罗斯与西方存在分歧，希望与中方达成一致，并获得中国的支持，这也是1996年叶利钦访华的重要背景。

　　二、中俄关系稳步发展

　　1996、1997、2001这三个年份对中俄关系发展而言具有开拓性、标志性的意义。1996年，两国政府签署《中俄联合声明》，宣布决心发展“面向21世纪、平等信任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7年，两国政府签署了《中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两国友好关系进一步升级。

　　2001年，中国和俄罗斯签订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彻底摒弃了非结盟即对抗的冷战思维，体现了以互信求安全、以互利求合作的新型国家关系。

　　在这里，我要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主要的中俄外交官作一点简要介绍，这有助于我们在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工作中查找相关言论和文献。1993年夏，我奉调从哈萨克斯坦回国，担任外交部欧亚司司长；1995年出任外交部副部长，主管对俄罗斯、中东欧和中亚事务及政策研究司、新闻司等的工作。当时俄罗斯外交部主管对华关系的副部长为潘诺夫和卡拉辛，第一亚洲局局长为阿法纳西耶夫，俄罗斯驻华大使是罗高寿（伊格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罗加乔夫）等。中国在不同时期负责对苏/俄关系的，有国务委员戴秉国以及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田曾佩等。他们都是中俄关系的专家，有的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在一起工作。他们曾在国家关系对抗时相互抗议、争吵，随着国家关系温度的变化，两国外交官也成了好朋友。他们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为中俄关系发展献计献策的重要力量。

　　（一）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

　　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新年伊始，我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参加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简称亚信会议），与同来参会的俄罗斯副外长潘诺夫就接下来的叶利钦总统访华时间、日程安排以及两国关系中的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

　　2月28日至29日，我在莫斯科与俄罗斯副外长潘诺夫再次磋商。4月2日，我陪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访问俄罗斯，在此期间，我与潘诺夫举行了单独磋商，双方商定了叶利钦总统的访华日程（拟定于1996年4月24日至26日），以及中、俄、哈、吉、塔五国元首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的安排。作为这两项重大国际活动的东道国，中国做了许多努力和充分的准备工作。尤其是边境协定的签署，不仅无先例可循，又关涉地区安全等重大问题。叶利钦总统访华与边境协定这一历史性文件的签署，都是中方高度关注的重大事件。

　　中方曾考虑在叶利钦总统访华时两国领导人率先签署协议，然后派特使递送其他三国，但这容易造成大国决定、小国照办的不良印象。从原苏联独立出来的中亚国家，经济相对落后、长期对外封闭，这使得他们对国家尊严尤为敏感。中亚五国外交部的主要领导人，大部分都是原苏联外交部的干部。边境协定签署过程中的国家平等问题，是我国外交人员必须敏感而重视的政治问题。大国决定、小国照办，会使协定签署的利好大打折扣，不利于国家关系的平等、平衡发展。最终，我们商定的方案是：4月25日江泽民主席和叶利钦总统分别飞往上海；4月26日，中、俄、哈、吉、塔五国元首在上海共同签署这一历史性文件。《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协定》的签署过程十分顺利，开启了通向区域合作的新征程，也使上海成为一个以我国城市命名的新型国际组织的发祥地。

　　而在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华前日，发生了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正是在这一事件中诞生了如今我们熟识的中俄两国“面向21世纪、平等信任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原本。1996年4月23日上午，我接到俄罗斯联邦驻华大使罗高寿的来电，他向我转达了叶利钦总统关于《联合声明》的重要修改意见，并传来了相关方案。我们进行了认真的翻译工作，经过专家反复推敲才最后确定了译文，即“面向21世纪、平等信任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就是现在新闻报道中常常提到的“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原本。至此，中俄关系不仅仅是坚实的合作关系，已经上升为跨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对于1996年的中国而言，对于冷战后不与任何国家建立战略、结盟关系的中国而言，“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既是一个新的外交概念，也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次重大决定。这个重大决定从表面上看是对一次突发外交事件的积极回应，实际上该事件也有其历史必然性。2001年，我出任中国驻俄联邦大使，其间拜访了俄罗斯工商会主席普里马科夫，证实了外界关于普里马科夫提议建立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传言。普里马科夫对我说，该提议是他提出的，得到了叶利钦总统的首肯。

　　苏联解体以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俄罗斯在许多外交场合没有得到欧美的平等相待，因此，“平等、信任”是俄罗斯最关心的外交实践关键词。据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阿法纳西耶夫回忆，1996年4月23日，叶利钦总统一行乘专机从莫斯科前往哈巴罗夫斯克，时任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的潘诺夫和第一亚洲局局长的阿法纳西耶夫在哈巴罗夫斯克接机。总统一行一下飞机，时任外交部长普里马科夫就让他们尽快联系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与中方商谈修改《中俄联合声明》文稿事宜。4月24日，叶利钦总统的专机从哈巴罗夫斯克飞抵北京，总统一行透过舷窗看到了罗高寿高高举起的文件，便明白他已与中方协同修改了声明，十分高兴。我的理解，“平等、信任”是俄罗斯基于它与西方关系的实践而发出的强烈诉求。“面向21世纪”和“战略协作”是俄罗斯提议中另外两个重要的关键议题。首先，1996年是接近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的年头，世界各国都在为自身在21世纪的新定位忙碌着，中俄关系也需要“面向21世纪”。实践证明，当时提出“面向21世纪、平等信任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有远见的，当我们站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基点上回望历史，依然可以感受到其强大的生命力。另外，俄方当时提出的“战略协作”而非“战略合作”，为双方国家关系的长远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回旋余地。

　　（二）《中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

　　1996年，中俄关系取得了巨大成就，推动了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大大加深了双方对世界形势的理解与共识。1997年的中俄关系在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定位的基础上，取得了重大进展。

　　1997年4月，江泽民主席访问俄罗斯联邦，两国政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该文件直到现在依然具有指导和启示意义。1997年4月24日，江泽民主席在克里姆林宫同俄、哈、吉、塔四国元首共同签署了五国的第二个协定——《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

　　1997年的《中俄联合声明》肯定了20世纪90年代初在两国学术界和外交界依然存在争议的世界多极化趋势，阐述了中俄两国关于冷战后一系列国际问题的一致立场。该声明提出了当时的国际秩序已经不再是美国从克林顿时期一直强烈推行的单极世界，不再是美国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所宣布的历史终结的状态，不再是世界建立统一的资本主义制度、自由世界制度、美国独霸世界的情势，而是迅速发展的多极化进程。世界各国对于中俄关于世界格局的看法广泛地予以评论。

　　1997年的《中俄联合声明》不仅对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大国的友好伙伴关系有重要意义，也对21世纪建立公正的国际新秩序具有重要影响。中俄关系是新型大国关系，中俄两国对几十年来国家关系的历史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与反思，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发展特点重新把握，新型大国关系正是在此基础上构建不结盟、不对抗的国家关系。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经验建构新的国际秩序无疑是更加深刻、更加进步的认识。

　　中国和俄罗斯不结盟、不对抗的新型伙伴关系，一方面可以防止结盟可能给中国、俄罗斯同美国和西方关系带来冲击，另一方面可以推动世界多极化潮流。这不仅符合中俄两国人民的利益，也对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和发展有不可替代的积极影响。

　　2011年，中俄两国决定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4年，双方在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增加了“四个相互坚定支持”：坚定支持对方维护本国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的努力；坚定支持对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对方发展振兴；坚定支持对方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中俄两国希望对方发展，不把对方的发展当成威胁，而是视为机遇。中俄两国的友好关系不断升级，这是基于1996年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本质定位发展起来的。这进一步说明，1996年和1997年的两个《中俄联合声明》具有跨时代的意义。对这段中俄关系史的回顾，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中俄关系的理解。这些重要历史事件的背景和意义，对于未来中俄国家关系的发展有指导作用，对于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也有积极意义。

　　三、中俄关系研究中的综合性思维

　　目前，我国对俄罗斯国家的发展前景和国际关系问题十分关注。有观点指出，俄罗斯这样的大国GDP总量仅相当于广东省的经济总量，认为这是制约中俄经济合作的原因。而按照我个人的观点，俄罗斯的发展前景是光明的。作为一个大国它有很多优势，观察一个国家的前景不仅要考察企业、资源（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等）、国家治理能力、管理能力、发展路线，还要运用综合性思维来判断它的发展前景，包括俄罗斯自身的发展现状、发展战略以及它与世界各国的国际关系。在波谲云诡的国际局势中，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单纯进行GDP的比较是不专业的，更是片面的。

　　（一）俄罗斯的GDP与资源储量

　　将俄罗斯和广东省的GDP相比较仅仅能够证明经济发展是俄罗斯的短板，但是GDP不能诠释俄罗斯的发展轨迹，更不能代表俄罗斯的总体实力。例如，俄罗斯贝加尔湖的淡水和森林资源中蕴含的国家实力并没有统计在GDP中。但这些资源却是国家实力。环境本身就是资源。在这一点上，俄罗斯与广东GDP的比较毫无意义。另外，俄罗斯的奶制品、肉制品很丰富，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间接促进了俄罗斯的食品加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俄罗斯也是世界上优质耕地资源最多的国家，现在的粮食产量达到了1.3亿吨，人均约1吨，相当于苏联时期的最高产量。

　　（二）俄美关系

　　目前，俄美关系几乎达到了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水平，外交官遭到驱逐，军事条约被废除，美国通过退出一系列条约和部署反导系统的方式企图在战略威慑方面占据制高点，获得优势。俄美之间缺少军事、政治领域的互信，经贸关系几乎为零，对话以隔空喊话居多，缺少坦率沟通。在历史上，美国对于俄罗斯的认识就是有成见的。美国视野中的俄罗斯民族往往与侵略、扩张、不民主、专制等词汇联系在一起；苏联时期，美苏争霸加剧了两国的仇恨心理；长期以来，美国把俄罗斯当作它的战略竞争对手，甚至置于首位。近几年，美国把它的战略竞争对手调整为俄罗斯和中国，尤其是2019年，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第一位的竞争对手。美国希望俄罗斯在中美关系的僵局中站队美国，虽然未来的发展动向难以预测，但是中国乐见俄美关系的改善，并且不认为俄美关系紧张有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

　　俄美关系紧张的原因除了民族历史和民族性格方面的差异外，还包括两国对“多极化”认识的差异。苏联解体之后，西方希望俄罗斯作为西方的一员，完全听命于西方。而对于俄罗斯而言，民族性决定了绝不能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2019年年初，苏尔科夫写作了一篇题为“长久的普京之国”的文章，他认为，普京的治国理念会长久地存续下去，并明确指出，“俄罗斯民族在任何历史时期都不会充当跑龙套的角色”。这意味着在世界舞台中央表演——参与世界历史的书写——是俄罗斯民族始终不会放弃的使命。然而，这恰恰为美国所反对。俄罗斯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以及支持叙利亚、伊朗的行为，实际上体现了俄罗斯对“多极化”问题的深刻认识。而美国认为，俄罗斯的上述行为是在挑战美国独霸世界的地位。俄美互为战略竞争对手的现状，以及两国未来的发展态势，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三）俄欧关系

　　俄欧关系目前也相对僵化，但与俄美关系不同，至少俄罗斯同德国等欧洲国家的关系还是有些亮点的。例如，俄罗斯和欧洲的合作项目“北溪2号”，整个欧洲对此持积极态度。但美国持反对态度，并向欧洲施压，这成为美德关系的重要分歧。

　　另外，在防务费方面，美国希望欧洲每个国家都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致使欧洲承担的防务义务增多。美国和欧洲在防务问题上的分歧造成了双方的信任裂痕。每个国家在表达国家意愿或采取国家行动时都必然考虑自己的国家利益。欧洲与俄罗斯之间有合作的契机，这引起了美国和欧洲的矛盾；欧洲的奥地利、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同俄罗斯关系良好，但受欧洲整体制裁的约束。因此，在欧洲内部，国家间也存在分歧。以上这些矛盾与分歧将影响俄罗斯的国际关系，但同时也会为俄罗斯提供机遇。

　　（四）俄乌关系

　　俄乌关系目前是一个难以解开的死结。首先，克里米亚问题是一个现实问题，一方面，乌克兰看到了该问题的解决难度，另一方面，面对国民，克里米亚问题又是乌克兰不能放弃解决的问题。其次，乌克兰会逐渐意识到，继续与俄罗斯对峙会使自己成为东西方冲突的牺牲品。西方不会为乌克兰发动对俄战争，对乌克兰的援助也会逐渐减少。乌克兰要寻找出路，仔细思考俄乌关系是必要的。乌克兰新总统就职后，有观点认为俄乌关系存在缓和的机会。尤其是西方既没有为乌克兰提供足够的支持和援助，也没有满足过俄罗斯的愿望，甚至激烈反俄。但俄乌之间的克里米亚问题始终是短期内难以解决的问题，使得俄乌关系好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即使双方均有缓和的意愿，采取什么方式还有待商榷。

　　（五）俄罗斯北极问题

　　相对于芬兰、丹麦、挪威等国而言，俄罗斯的国家实力更强，因此在北极投入相对更大，致力于开辟北极航线。另外，俄罗斯凭借自己拥有的强大破冰能力，已经在北极建立了基地。美国和加拿大对此有所担忧，但难以遏制。俄罗斯是北极领土最多的国家，许多北极地区的海上通道均属其领海，得天独厚的条件为俄罗斯提供了开发北极、扩大自身影响力的平台。俄罗斯必然会向北极地区倾注更多精力，投入更多的力量。

　　俄罗斯在北极地区开辟航线符合我们的“一带一路”理念。如果北极通航，运输距离将大大缩短，从而降低运输成本和时间。另外，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北极问题也必然会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问题。

　　在前所未有的历史大变局时刻，我们回顾中俄关系发展史，研究中俄关系发展史，有助于树立对中俄关系的认识和信心，有助于对中俄关系的发展保持更加乐观的态度，并坚定不移地深化这种友好关系。无论中俄与美国、西方关系如何发展，我们都对中俄关系自身的发展逻辑抱有充分的认识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