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已经在中国北京定居了20年的美国大兵李敦白，迅即成了中央广播事业局单位里的一位风云人物。在一次批判大会上，李敦白登台发表演讲，慷慨激昂地说：“我年轻的时候，在美国老家的钢铁工人和煤矿工人中工作，是美国共产党党员。非常了解资本家是怎样剥削工人的，工人的生活是多麽痛苦。中国无论如何也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李敦白的这番“现身说法”，即刻赢得了在场几乎所有人的热烈掌声。

　　1966年10月1日，李敦白得到了一次十分特殊的荣誉。以前，在北京的外国专家，都是在天安门城楼下面的观礼台上参加国庆观礼。而这一天，李敦白等6位外国朋友被邀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对此，李敦白受宠若惊。

　　快到中午12点的时候，李敦白等6位外国专家被邀请分别同毛泽东主席合影。当轮到李敦白同毛泽东合影时，他满怀敬意地称呼毛泽东“主席”，毛泽东则用英语说他的英文名字“Rittenberg”。李敦白掏出了“红宝书”《毛主席语录》，请毛泽东签名。毛泽东问他要写什麽。李敦白一愣，就说写您的名字吧。毛泽东左手拿着“红宝书”，右手接过李敦白递过的笔，写下了“毛泽东”三个字。

　　李敦白在后来回忆这件事时还懊悔不已：“我应该要他写下对群众的新指示，或是他的着名诗句，或是对我个人的赠言，要不就是给美国人民的一句话，还是给谁的一句话，但当时根本想不起来。”

　　1966年10月2日，《人民日报》和所有的报纸都在第一版上刊登了毛泽东和李敦白的合影。于是，李敦白的大名不胫而走，顿时传遍了全国。

　　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夺权后，李敦白以“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身份参加了中央广播事业局的所谓“夺权”斗争。当时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分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两派性斗争非常激烈。

　　李敦白主张通过民主讨论，消除分歧，实现大联合、大团结。但是，“造反派”和“保守派”双方总是谈不拢，“中央文革小组”要求他们“整风”。但双方还是各持己见。于是，出现了中间状态的“整风派”。李敦白的外国人身份引起了“中央文革小组”大员的注意。1967年2月，“中央文革小组”在中央广播事业局成立了一个由“整风派”人员构成的“三人小组”，李敦白被任命为名义上的负责人。

　　李敦白不仅在中央广播事业局身居要职，还是北京的外国人造反派组织“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的领袖。用他自己的话说，那个时候他“红得发紫”。除了中央广播事业局外，许多学校、机关、广场的造反派集会，都请他去发表演说，走在街上会被无数市民围堵，争相索要签名。这些都使李敦白的头脑有些膨胀起来。

　　1967年4月8日，《人民日报》用大半版的篇幅发表了李敦白的署名文章《中国文化大革命打开了通向共产主义的航道》。紧随其后的4月10日，在清华大学造反派组织─“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召开的那次着名的“30万人批斗王光美大会”上，李敦白代表外国造反派作了措辞激烈的发言。对此，李敦白回忆说 ：“后来坐牢的时候，这个心里疼得很，虽然那个时候我还以为刘少奇是搞修正主义的，但我回忆那个斗王光美的会，她两个女儿在那儿，也是被迫，两个女儿被迫来反对她自己妈妈，觉得真不是滋味儿，悔不该了。”

　　当时，在北京“外事口”造反派“炮打”外交部长陈毅的高潮中，李敦白曾在一次批判黑《修养》的大会上情绪激动地说：“外事口，口对外，就是干革命，干世界革命。因此，外事口的领导一定要，也一定会在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手里，决不允许在右派手里，也不允许在中间派的煳涂蛋手里。所以，一切犹豫不决的人最好赶快站过来，站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尽管后来李敦白在回忆中说，陈毅是他的朋友，1967年“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他还关心问候过陈毅的健康，但他当时确实以其言辞为造反派“炮打”陈毅火上加油，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据李敦白回忆说，他还参加了对陆定一、梅益等老朋友、老领导的批斗。对此，李敦白反思说：“我参加了一些批斗，批的都是好人，但当时我却认为他们是坏人，那是错误的，我不该那麽做。”

　　当时，李敦白的多年好友马德海，曾几次劝说李敦白，应该远离中国的政治纷争。可陷于狂热中的李敦白根本听不进老友的劝告。多年后，李敦白才在其回忆录中沉痛反思：“在那个疯狂痴醉的年代，我们都做了一些奇怪甚至荒唐的事。日后我常想，我们怎麽会那麽得意忘形?可是回到那个时代，一切都那样真实且别无选择，我们都进入了变革的梦幻王国。”

　　特殊年代的中国，政治风云变幻莫测。李敦白的那种“风头正健”的日子，仅仅维持了六个月就结束了。1967年8月底，“中央文革”派人到广播局，宣布解散“三人小组”，建立新的领导机构，并且通知李敦白，“离开广播局，有特殊任务”。当时，李敦白还抱有幻想，以为又会“有什麽重要工作”呢。

　　1968年2月21日晚上，李敦白被人从家中带走了，说是局领导要跟他谈工作。当他被带进一个小办公室后，就有人向他宣布：“李敦白，你被捕了。”接着就被送到关押重要犯人的秦城监狱中，从而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对此，他一时想不通：“我响应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召闹革命，稀里煳涂地干了半年，结果闹到牢房里来了，真是不可思议啊。”他后来才知道，江青和康生早在前一年初夏就开始对他进行秘密调查，决定把过去欣赏、提拔的这个美国人“搞掉”，并说：“广播局竟被一个美国特务统治了半年。”他在牢房里反思自己的境遇，“第二次坐牢，我心里舒服了。第一次是不知道原因，第二次我知道为什麽。我的根本问题是不应该卷入斗争，那太傻。”李敦白后来回忆说。

　　李敦白被捕后，他的亲属也受到牵连，王玉琳去五七干校“变相劳改”，孩子们一度无家可归、流落街头，岳父也含冤病逝了。

　　让人感到滑稽的是，造反派关押审讯李敦白时，坚持把他视为“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同党，硬要李敦白承认，他领导着一个“国际间谍网”，王光美是其中的成员，并通过她发展了刘少奇，等等。

　　1972年，毛泽东对于解放干部作了许多批示。根据毛泽东关于解放干部的意图，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加快了“解放”干部，落实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的进程，许多受迫害的干部陆续获得解放，恢复工作。到1973年1月，一大批被关押的外国专家都被释放了。但唯独李敦白没有平反。按照周恩来在一次会上的说法，因为李敦白“参与了坏份子的破坏活动”、“卷入了王力、关锋和戚本禹等人的反革命集团”。对此，李敦白在回忆录中是这样解读的：“其实我很感激老朋友周恩来说那些话。他并不是在指责我，而是在保护我，因为他说那些话的时候，我正被指控一个更严重的罪名─特务，所以他事实上是想避重就轻。”

　　李敦白在狱中跟外界的接触只有《人民日报》。他每天从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一方面可以消磨难耐的寂寞时光，另一方面可以从中观察政治动态，像林彪事件、尼克松访华、周恩来逝世、朱德逝世、毛泽东逝世、唐山大地震等。突然有一天，他发现报纸上“文革”的消息不见了，江青等人的名字也不见了，再后来，他听到了江青又高又尖的声音。他知道，江青进来了，他该出去了。

　　1977年11月19日，经过9年零8个月零1天的关押，李敦白被释放出狱，成为了外国专家造反派中最后一个被释放的人。与此同时，王玉琳和子女也解除了隔离。

　　出狱的当天晚上，驻香港的美联社记者给李敦白打来了长途电话，问他出狱后的打算。由于长期单人监禁，李敦白连话都说不连贯了，他艰难地用英语回答： “我不能马上回去，因为我还有两件事要做。第一，我要知道中国在10年间的变化;第二，要把身体养好。”

　　出狱后的李敦白没有回到广播事业局，而是先后在新华社、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顾问。经过王玉琳的多方奔走，1982年，李敦白得到了一份彻底的平反结论。平反结论认为“李敦白同志1945年到中国以来，为中国人民做了许多有益工作，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是有重要贡献的”，并将1968年入狱定为“被错误关押审查”、“纯属冤桉”，“应予彻底平反”。

　　若干年之后，回顾自己在中国浮浮沉沉的经历，李敦白依然无怨无悔：“回顾过去，当然有不少事情使我感到遗憾和痛苦。不过，我对那些年代并不后悔，即使包括我在监狱里度过的岁月”，“中国使我有机会真正体验到人生的意义”，“在中国，我找到了自己通向稳定的、实在的、幸福的道路。它从来没有令我失望。”

　　我看过了一些中国人写的有关“文革”回忆文章，发觉这些回忆文章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写当事人自己在“文革”中如何受到冲击和迫害的，遭遇到各种各样的无情陷害和残酷打击，而极少谈到自己在“文革”中所做的那些错事，极少反思自己在运动中对于别人乃至对朋友、领导和同事的某些伤害。在回忆和记述方面，远远没有美国人李敦白那样的坦率和真实，也更缺少敢于承担错误的勇气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我以为，这绝不仅仅反映了中西方人们的文化背景的不同，而且也有历史观念、思维方式以及对于个人在历史过程中作用与责任问题等方面的种种差异。这种种差异和不同，难道不值得我们一些人深刻反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