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陈、粟、谭直接指挥的四个纵队从南麻、临朐撤出后，各纵也向胶济路北及诸城一带转移。此后，鲁中解放区大部被国民党军侵占，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国民党军在还乡团的配合下，对鲁中区各地的人民武装力量进行疯狂“围剿”，同时大肆搜捕、屠杀中共地方党政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大肆抢劫财物，造成了一时的白色恐怖。“部队实力大减，思想比较混乱，有些人对全国大反攻的形势发生怀疑，说：‘反攻反攻，丢掉山东。’”

　　在人民军队战史上，集中兵力与分兵的争论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就有了。毛泽东是一直反对分兵的。192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明确指出：“集中红军相机应付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

　　1929年4月，毛泽东在《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针对当时中共中央的分兵建议陈述了反对分兵的理由：“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我们从1927年冬天就计划起，而且多次实行过，但都是失败了。”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致信林彪(即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其中提到：“兵力集中的积极的理由是：集中了才能消灭大一点的敌人，才能占领城镇。消灭了大一点的敌人，占领了城镇，才能发动大范围的群众，建立几个县联在一块的政权。这样才能耸动远近的视听(所谓扩大政治影响)，才能于促进革命高潮发生实际的效力。”

　　在信中，毛泽东对有的同志指责他“一味反对分兵”，作了唯物辩证的辩解：

　　至于说到也有分兵的时候没有呢?也是有的。前委给中央的信上说了红军的游击战术，那里面包括了近距离的分兵：“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这时所谓“打开”，就是指近距离的分兵。……至于远距离的分兵，则要在好一点的环境和在比较健全的领导机关两个条件之下才有可能。……如果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那就无疑地应该分兵，因为在这两个条件下，分散比集中更有利。基于上述认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1935年12月23日)对于“作战指挥上的基本原则”之“一般原则(不论防御时或进攻时)”作出这样的规定：“集中兵力于主要方向，战略上一个拳头打人，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消灭战;反对分兵主义，反对两个拳头主义，反对战略上的‘全线出击’，反对击溃战(战略的及一般战役的)。”

　　“反对分兵主义，反对两个拳头主义”，是反对分兵论者的理论武器!

　　“第一不要性急，第二不要分兵，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歼敌机会。”

　　1946年9月16日，解放战争全面爆发两个多月后，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党内指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中，毛泽东指出：“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原则，是我军从开始建军起十余年以来的优良传统，并不是现在才提出的。但是在抗日时期，我军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主，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辅。在现在的内战时期，情况改变了，作战方法也应改变，我军应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辅。而在蒋军武器加强的条件下，我军必须特别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在战役部署上，必须反对那种轻视敌人，因而平分兵力对付诸路之敌，以致一路也不能歼灭，使自己陷于被动地位的错误的作战方法。”他还特别提醒：“现在我军干部中，还有许多人，在平时，他们赞成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原则;但到临战，则往往不能应用这一原则。这是轻敌的结果，也是没有加强教育和着重研究的结果。”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中共中央于1946年9月23日指示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政委谭震林)会合在一起进行作战。9月28日，毛泽东致电陈毅：“两军会合第一仗必须打胜。我们意见：(一)不要打桂系，先打中央系;(二)不要分兵打两个敌人，必须集中打一个敌人。”10月15日，毛泽东致电陈毅、张鼎丞(华中军区司令员)、邓子恢(华中军区政委)、曾山(中共中央华中局组织部部长)并告粟裕、谭震林：“望你们集中山野、华野全力(决不可分散)歼灭东进之敌。……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你们六人经常在一起以免往返电商贻误戎机)，战役指挥交粟负责。”根据这一指示精神，陈、粟于12月15日至19日共同指挥了宿北战役，歼国民党整编第六十九师等部2.1万余人，华东战局转趋主动。

　　1947年1月下旬，华东全军实行统一整编，撤销山东、华中两野战军番号，正式组成华东野战军(简称华野)，下辖12个纵队。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委。三人成为华野的“三驾马车”，“战役指挥交粟负责”。同年3月，国民党军被迫缩短战线，放弃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集中兵力对陕北和山东实施重点进攻。在山东战场，国民党军集中24个整编师，采取密集平推、稳扎稳打、不轻易分兵的新战法向鲁中推进，华野大军“一时间感到无处下口”。5月4日，毛泽东致电华野领导人陈、粟、谭“传经送宝”：“(一)要有极大忍耐心;(二)要掌握最大兵力;(三)不要过早惊动敌人后方。”电文主旨，不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5月6日，毛泽东又致电陈、粟、谭，继续强调：“第一不要性急，第二不要分兵，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歼敌机会。” 粟裕心领神会，利用敌人的骄狂心理，于5月13日至16日发动孟良崮战役，歼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整编第七十四师等部3.2万人。

　　5月22日，毛泽东发来电报，高屋建瓴地指出：“歼灭七十四师，付出代价较多，但意义极大，证明在现地区作战，只要不性急，不分兵，是能够用各个歼击方法打破敌人进攻，取得决定胜利。而在现地区作战，是于我最为有利，于敌最为不利。”电文同时指出：“现在全国各战场除山东外均已采取攻势，但这一切攻势的意义，均是帮助主要战场山东打破敌人进攻。蒋管区日益扩大的人民斗争，其作用也是如此，刘邓下月出击作用也是如此。而山东方面的作战方法，是集中全部主力于济南、临沂、海州之线以北地区，准备用六七个月时间(五月起)，六七万人伤亡，各个歼灭该线之敌。该线击破之日，即是全局大胜之时，尔后一切作战均将较为顺利。”显然，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新精神，是以山东战场为全国战场的轴心，华野坚持现地作战的意义和任务显然都加重了。

　　“不应再继续采取集中兵力方针，而应改取分路出击其远后方之方针。”

　　为了贯彻中央军委这一重要指示，陈毅于5月28日至6月2日在山东沂水县西北的坡庄召开了华野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讨论。5月29日晚，陈毅作了军事问题的报告。他根据当时战局特点，针对部队思想情况，全面地讲了形势和任务问题。陈毅的报告在军事问题及建军工作部分，结合孟良崮战役进行了总结。一些干部听后，将其基本精神扼要地在笔记本上写下三句话：不急躁，不分兵，坚持山东基地歼敌。6月22日，毛泽东致电陈毅等：“据悉蒋以东北危急令杜聿明坚守两月，俟山东解决即空援东北等情，山东战事仍为全局关键。你们作战方针，仍以确有胜利把握然后出击为宜。”如何确保“确有胜利把握然后出击为宜”，陈、粟、谭等华野领导的压力，无形中加大起来。

　　这时，国民党方面也在加紧准备进攻。蒋介石在南京军官训练团第三期研究班上说：“我自张师长(灵甫)殉职以后，立刻命令前方(沂蒙山区)部队停止进攻，同时召集各将领来彻底检讨，彻底研究，彻底改正我们部队的作风和习惯，重新决定我们的战略战术。必须等到我们全军一番起死回生的改造之后，乃能作进一步的打算。”蒋介石赌咒发誓一般地说：“沂蒙山区之战，是我们革命军人生死存亡所关的一战，挽回颓势，把握胜利，就要从这一战开始。我决定把全副精神用在这个战场上。”

　　蒋介石为了“起死回生”，起用日本战犯冈村宁次为顾问，提出了“并进不如重叠，分进不如合进，以三四个师重叠交互前进”的指导方针，重新编组进攻兵团。他将进攻主力9个整编师共25个旅调集在莱芜至蒙阴不及50公里的正面上，摆成方阵，从6月25日起再次向鲁中山区发动进攻。26日午后，国民党军飞机把悦庄、南麻一带炸成一片火海。

　　鉴于国民党军兵力集中，一时难以做到“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陈、粟、谭于6月28日商定了分兵出击敌后以创造战机的方针，当天即报呈中央军委：

　　根据敌六个整编师采取靠拢在不及百里之正面，向我沂鲁山区进犯的情况，我以一个纵队攻占费县后，向西威胁泗水敌主要补给基地，以四个师扫除临(沂)蒙(阴)之少数敌人后即控制该线，其余主力仍集结于沂水西南与东里店之线及其南北地区。估计刘邓南下前，我一部西进，可能引起变化，创造出击机会。

　　6月29日，焦急等待中央军委回电的陈、粟、谭，继续商讨并完善分兵出击敌后以创造战机问题，并形成实际部署如下：命令华野参谋长陈士榘和华野政治部主任唐亮率第三、第八、第十纵队转赴莱芜、泰安、大汶口之线，执行歼击敌第八十五军或第十二军之任务;命令第四纵队司令员陶勇率本纵队由临(沂)蒙(阴)线西进歼冯治安部之一个团，尔后或向西北或向西或向南，视情况决定。当晚，以上各部都已行动。

　　28日的电报呈上后，陈、粟、谭担心一直反复强调“不性急，不分兵”的毛泽东会提出批评。30日，他们收到了中央军委于29日12时发来的一份电报，出乎意料，主旨是“应取分路出击敌远后方之方针”：

　　蒋军毫无出路，被迫采取胡宗南在陕北之战术，集中六个师于不及百里之正面向我前进。此种战术除避免歼灭及骚扰居民外，毫无作用，而其缺点则是两翼及后路异常空虚，给我以放手歼击之机会。你们应以两个至三个纵队出鲁南，先攻费县，再攻邹(县)、滕(县)、临(城)、枣(庄)，纵横进击，完全机动，每次以歼敌一个旅为目的。以歼敌为主，不以断其接济为主，临(沂)蒙(阴)段无须控制，空费兵力。此外，你们还要准备于适当时机，以两个纵队经吐丝口攻占泰安，扫荡泰安以西、以南各地，亦以往来机动歼敌有生力量为目的，正面留四个纵队监视该敌，使外出两路易于得手。以上方针是因敌正面既然绝对集中兵力，我军便不应再继续采取集中兵力方针，而应改取分路出击其远后方之方针。其外出两路之兵力，或以两个纵队出鲁南，以三个纵队出鲁西亦可。

　　相比毛泽东的分兵主张，陈、粟、谭所拟只能算是“近距离分兵”

　　中央军委电报显示，毛泽东认可了分兵提议，并且主张大分兵。

　　兵力规模上：陈、粟、谭28日电报讲一个纵队加四个师(相当于两个纵队)分兵两路出击，实际部署分兵出击的是四个纵队，但毛泽东主张要有五个纵队分兵两路出击。

　　出击距离上：鲁西方向，陈、粟、谭主张(从东到西)是莱芜、泰安、大汶口之线，毛泽东主张要“扫荡泰安以西、以南各地”，西进的距离明显大于陈、粟、谭所拟距离;鲁南方向，陈、粟、谭原拟是控制临蒙线，并西进歼冯治安部之一个团，毛泽东却认为“临蒙段无须控制，空费兵力”，指示：先攻费县，再攻邹县、滕县、临城(今薛城)、枣庄，“纵横进击，完全机动，每次以歼敌一个旅为目的”。查看山东地图就会发现，作战距离向南延伸许多;“每次以歼敌一个旅为目的”，作战企图也很大。相比陈、粟、谭所拟的分兵和实际分兵部署，毛泽东的分兵主张是“远距离分兵”，陈、粟、谭所拟的只能算是“近距离分兵”。

　　当时，由于敌情严重，陈、粟、谭已经部署分兵，就未再根据当面情况研究并制订一个新的方案上报中央军委，而是于30日就按照中央军委的意见执行并上报：(一)由叶飞、陶勇率第一和第四纵队越过临蒙公路向鲁南挺进。(二)由陈士榘、唐亮率第三、第八和第十纵队向鲁西的泰安、大汶口方向挺进。(三)正面部队第二、第六、第七、第九纵队和特种兵纵队集结沂水、悦庄公路两侧，各以少部兵力与东犯之敌接触，主力待机出击。上述作战部署于7月1日开始执行。这就是华东野战军战史上著名的“七月分兵”。

　　当6月30日华东野战军三路分兵之时，刘邓大军依据中央军委总的战略计划，强渡黄河，对鲁西南展开猛烈进攻，连续歼敌获胜。

　　7月2日，毛泽东复电华野陈、粟、谭等领导人：“布置甚好。……陈士榘所部似以越过莱芜直打泰安及其南北之线为宜。得手后收复肥城、东阿、平阴、宁阳、汶上、济宁，与刘邓直接联系。……我军必须在七天或十天内，以神速动作攻取泰安南北及其西方、西南方地区，打开与刘邓会师之道路，如动作过缓，则来不及。”

　　陈、粟、谭接电后，指示各部迅猛出击。很快，叶、陶两个纵队攻占费县、峄县、枣庄，陈、唐三个纵队攻占津浦路大汶口至万德段，威胁敌人的后方基地兖州和徐州。蒋介石集团急忙调整部署，抽调已进入鲁中山区的邱清泉第五军等七个整编师(军)分路西援，留下胡琏的整编第十一师等四个整编师在鲁中山区固守要点。鲁中山区的大量敌军调走了，仅留下整编第十一、第六十四、第二十五、第九师等四个整编师。国民党军企图以“重点进攻”战略在鲁中山区击破华东野战军主力的计划遂告破产，一个极为有利的形势在华野面前展现出来。

　　可以这样说，分兵初期战果是理想的。但是，对于战局的这一变化，华野领导人作出了不符合实际的判断，把整个局势的可以乐观与当面情况的仍然严重混淆起来，认为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已被粉碎，留在鲁中山区之敌军势必相继西撤。因此，在作战部署上也着重于截断敌人退路。后来发现国民党军并未撤退，再调整部署，转移兵力攻击敌人，又为大雨阻隔于沂河、弥河两岸。而国民党军则利用控制桥梁和渡口的有利条件，集结兵力于南麻、临朐两地……由于对当面敌情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对分兵以后出现的许多新变化也估计不足，为了配合刘邓大军作战，急于打像过去那样的大胜仗，因而发生轻敌急躁情绪，导致作战指导上的失误。其结果，正如后来陈毅所说：“因雨季没有打好仗。打敌十一师(7月17日至21日在南麻)，五天五夜只消灭一个团，(7月24日至30日)在临朐五天五夜只消灭两个营，打费县消灭一个旅，打泰安敌人逃跑了。7月打八仗只有三仗打好。”在这没有打好的五仗里，让华野参战官兵引为奇耻大辱的，就是由陈、粟、谭指挥的南麻、临朐战役。

　　连续作战失利，陈粟大军战斗减员和非战斗减员总计高达五万人

　　7月中旬，华东野战军前指决定：指令陈、唐三个纵队迅速西进，围攻济宁、汶上，密切配合刘邓大军作战;指令叶、陶两个纵队迅速攻克滕县、邹县，然后转兵北上，寻歼西援之敌;陈、粟、谭直接指挥的四个纵队，则乘敌未全部后撤时，首先歼灭位于南麻的敌整编第十一师五个团，切断敌整编第九师等退路，然后与叶、陶两个纵队协力歼灭敌整编第二十五、第六十四师。7月17日黄昏，南麻战役按照预定计划发起。战役一打响，陈、粟、谭就发现敌情与原来的了解不符。敌整编第十一师师长胡琏接受张灵甫全军覆没的教训，行动十分诡谲小心。6月29日占据南麻地区以后，迅速在南麻周围大小山头和村庄构筑起密密麻麻的子母堡 2000多个，形成火力互相支援的地堡群，各个据点间用交通壕联结，外围设有铁丝网、鹿砦等障碍物，阵地前500米内的树木、庄稼一律砍光，驻地村民一个不留地赶走。可是，?摇陈、粟、谭得到的情报却是南麻敌军构筑工事未成。战斗过程中，参战部队每攻克一个堡垒，都要付出伤亡数十人甚至上百人的代价。加上时值雨季，连日大雨滂沱，山洪暴发，河水陡涨，部队行动受阻，弹药受潮失效，天候宜守而不利于攻，更增加了作战困难。7月21日晚，陈、粟、谭决定撤出战斗。据《粟裕传》记载：“南麻一仗，歼灭蒋军整编十一师少将旅长覃道善以下官兵9000多人，华东野战军付出了伤亡4000多人的代价，没有达到预期的作战目的，打了一个消耗仗。”而据军旅作家王树增在《解放战争》一书中所写，华野付出了伤亡1万多人的代价：“南麻战役是解放战争中代价十分惨重的一次战役。战斗结束后，第九纵队伤亡4000多人，第六纵队伤亡2000多人，负责正面攻击的第二纵队伤亡4000多人。”南麻战役进行了整整五个昼夜，仅歼灭敌整编第十一师一个团。

　　7月22日，南麻战役参战部队四个纵队刚刚转移到临朐县城西南地区，就得到情报：从胶济线昌潍地区南下的李弥第八军奉令抢占临朐城，企图切断南北交通，威胁华东野战军后方安全。由于敌第八军主力尚在进军途中，粟裕与陈毅、谭震林会商后决定，乘敌人立足未稳，突然发起攻击，歼灭该敌于临朐城及其东北地区。不料国民党军进展很快。23日中午，李弥率领的五个主力团进入临朐城内，当天就控制了临朐城周围各个制高点，并且每班迅速构筑起至少一个地堡工事。得知这一情况，陈、粟、谭发出作战命令，于2月24日黄昏发起战斗，决定用速战速决的战法，歼灭临朐之敌。

　　命令刚刚发出，天气突然由晴天转为暴雨，顿时山洪暴发，河水泛滥，临朐城外一片汪洋，平地水深过膝，部队行动受阻，弹药受潮失效。国民党军凭借坚固的工事负隅顽抗，伺机反扑。天时地利都对华野不利。经过两天两夜恶战，华野参战部队多次攻城未能奏效。已攻入城内的七个连，与敌人展开激烈的巷战，因为后续部队未能突入，众寡悬殊，伤亡过半。这时，南线北援国民党军已经前进到临朐以南的三岔店地区，并且突破了华野阻援阵地。再打下去，对华野不利。陈、粟、谭决定，主动撤出战斗，转移到诸城、莒县山区休整。7月28日，陈、粟、谭率领华野指挥机关和参战部队向胶济路北和诸城地区转移。临朐成为又一个南麻。为此，有人批评粟裕：“一向作战周密谨慎的粟裕，在部队刚刚遭遇重大伤亡的情况下，决定再次发起攻坚战斗，这不仅具有相当大的冒险性，还显示出一种难以克制的急躁。”“南麻、临朐战役，杀伤国民党整编第十一师、第八军各一部，歼敌1.8万余人。但华野部队也伤亡2.1万余人。”

　　与此同时，华野进入鲁西、鲁南的五个纵队打得也很艰苦。“部队在齐腰或齐膝的大水和泥泞中连续行军作战，80%的指战员烂脚，非战斗减员严重。第一、第四两个纵队各伤亡约5000人，非战斗减员各约5000人。第一纵队三个师，除第二师尚余两个团外，其余两个师均只有一个团。第三纵队第七、第九两师都缩编为两个团。第十纵队伤亡近2000人。”“在持续近两个月的战斗中，陈粟大军战斗减员和非战斗减员总计高达五万人，是华东野战军组建以来前所未有的损失。”“‘七月分兵’以来，山东战场各部队连续作战失利，导致国民党军占领了胶济线，作为共产党军队重要的物资基地和数万名伤员安置地的胶东地区，也面临被占领的危险。”

　　粟裕检讨：“除战略指导及其他原因我应负责外，而战役组织上当有不少缺点及错误，我应负全责。”

　　陈、粟、谭直接指挥的四个纵队从南麻、临朐撤出后，各纵也向胶济路北及诸城一带转移。此后，鲁中解放区大部被国民党军侵占，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国民党军在还乡团的配合下，对鲁中区各地的人民武装力量进行疯狂“围剿”，同时大肆搜捕、屠杀中共地方党政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大肆抢劫财物，造成了一时的白色恐怖。“部队实力大减，思想比较混乱，有些人对全国大反攻的形势发生怀疑，说：‘反攻反攻，丢掉山东。’”

　　由于几仗没有打好，因此“七月分兵”成为华野战史上颇具争议的军事行动之一。有些人对“七月分兵”的决策发生怀疑，说：“七月分兵是否太仓促了?如果在内线再坚持两个月，避开七八月的雨季，经过充分准备再出击，是不是要好一些?”

　　7月几仗没有打好，负责战役指挥的粟裕心情沉重。他分析几仗得失，认为“七月分兵”以后的作战行动，调动与扯散了敌人，打乱了敌人维持对山东“重点进攻”的部署，配合了刘邓大军在鲁西南的战略行动，这是战略上的胜利;但是，有几仗没有达到预定作战目的，打成了消耗仗，付出的代价较多，应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8月初，华野指挥机关转移到益都地区，陈、粟、谭一起商议如何总结经验教训，向中共中央写报告。陈毅和谭震林提议，由粟裕起草南麻、临朐战役初步总结的电报稿。粟裕很快就完成了起草工作，从战略指导和战术指导两方面分析了两仗未能打好的原因，以及由此得出的教训。8月4日，粟裕把电报稿交给陈、谭审阅。陈、谭都不同意电报稿上的意见，认为在战略指导上没有问题，而是“军事部署上的错误与战术上的不讲究”。

　　粟裕逝世以后，在清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这份电报的手稿。现节录部分如下：

　　陈谭粟报中央并华东局：未支(8月4日)

　　南麻临朐等役，均未打好，影响战局甚大。言念及此，五内如焚。经初步检讨，其主要原因分述如下：

　　(甲)在战略指导上

　　(一)对整个反攻前途固可乐观，但对当前战局亦过分乐观，而对蒋顽继续维持其重点进攻之判断错误……

　　(二)七月分兵，失去重点。此间四个纵队，虽较榘唐、叶陶两兵团为多，但占整个华野不及九分之四(战力不如西兵团平均，二、七纵不充实)。西兵团虽有五个纵队，分为两路，亦非重点。因之，既无足够打援部队，即不能取得充分的攻坚时间，于是南麻、临朐、滕县诸役，均因此而被迫退出战斗。

　　(三)东北及刘邓各军开始反攻，屡获伟大胜利，而华野各部自五月中旬迄今已近两月无战绩可言。因此，发生轻动，而急于求战，致有错失。

　　(四)过去九个纵队集中使用时，每战只要求歼敌一个整师，与歼其援队之一部或大部。但此次分兵之后，由于过分乐观与轻敌所致，仍作歼敌一个师(南麻)与对付其援队之打算，故兵力与要求不相称，致不能取胜。

　　(五)对敌人土工作业之迅速及其守备能力认识不深刻。……顽八军进入临朐，仅四小时，每班即已完成一个地堡。在我军围攻之下，敌更日夜加修，其工作速度实为我军不能计及。于是仍采速决战法，致未能奏效。……

　　因为意见不一，粟裕起草的初步总结电报未能发出，只好另行起草了一封短电发给中央军委。作为战役的主要指挥者，粟裕认为自己应对作战失利负责。电报内容如下：

　　中央军委并华东局：

　　自五月下旬以来，时逾两月无战绩可言，而南麻临朐等役均未打好，且遭巨大之消耗，影响战局甚大。言念及此，五内如焚。此外，除战略指导及其他原因我应负责外，而战役组织上当有不少缺点及错误，我应负全责。为此请求给予应得之处分。至(于)整个作战之检讨，俟取得一致意见后再作详报。

　　粟

　　八月四日午时

　　毛泽东表态：“七月几仗虽减员较大，并未妨碍战略任务，目前整个形势是有利的。”

　　在粟裕发出引咎自责、请求处分的电报同一天，谭震林写了一封长信给粟裕，真诚地说：“在这一年多的自卫战争以来，使我觉得必须给你一些帮助才对。” 他从苏中战役讲起，认为粟裕“在军事上常常粗心大意，缺乏远见”，“常常只看到一二步”。关于几仗没有打好的原因，谭震林在信中说：“如果拿五仗未打好的主要原因放在乐观这点上去检讨，是不能把问题彻底弄清的，也说服不了下面的同志。故(固)然我们受到了这些挫折，这只能是给蒋介石有一点喘息的机会而矣 (已)，并不能挽救他的死亡。我们很耐性的休整一个月或两个月，把损失补齐，把战术提高一步，将来不仅是一只猛虎，而且是如虎添翼，蒋介石又有什么办法呢?所以我们不能因此得出一个蒋介石了不起的结论，当然轻视他是不应该的。”

　　谭震林把这封信首先送给陈毅，并请陈毅转交粟裕。陈毅当面看过后，认为“对粟有帮助”，当天就把谭震林的信转交给粟裕，并邀粟裕彻夜长谈。

　　粟裕反复看过谭震林的信以后，认为有许多问题需要与谭震林讨论。但由于谭震林已经率领第二、第七纵队转移到胶东地区休整，于是粟裕写了一封复信寄给谭震林。信中说：

　　“你们都不同意我那电稿上的意见，而认为‘是军事部署上的错误与战术上的不讲究’。我承认军事部署上确有错误，战术上确很低劣，这些我应负其全责。但我仍认为‘过分乐观’是南麻、临朐战役未能取胜的主要原因，至少是主要原因之一。由于过分乐观而发生轻敌，由于轻敌而企图‘啃硬核桃’，企图‘一锅煮’，企图歼灭十一师后乘胜歼二十五、六十四等师，而与叶陶各纵会师蒙阴。因此部署上就以攻坚为主，而不以打援为主。这种乐观，我也是其中的一个，但我觉得你比我和陈军长(陈毅)更乐观，而有过分乐观的表现。”

　　复信最后表示：“总之，自卫战争以来，一切军事部署上、战术指导上的缺点、弱点和错误，我应负其全责。今后当遵照你的来信及时地加以改进，并诚恳地接受你对我的帮助，还希望今后毫不顾虑地对我不时地提出批评和给我以更多的帮助。”

　　8月6日，中央军委发来对粟裕请求处分电的复电：“粟裕同志支午电悉。几仗未打好并不要紧，整个形势仍是好的。请安心工作，鼓励士气，以利再战。” 同日稍后，中共中央华东局复电粟裕：“二十年革命战争中，你对党对人民贡献极大。近两个月来的战斗，虽未能如五月以前那样取得伟大胜利，却已给敌强大杀伤。近月来伤亡均较大，主观上虽可能有些缺点，但也有客观原因。只要善于研究经验，定能取得更大胜利。”

　　看到中央军委和华东局的电报，陈毅有感而发，于8月6日致电中央军委：“我认为我党廿多年来创造杰出军事家并不多。最近粟裕、陈赓等先后脱颖而出，前程远大，将与彭(德怀)、刘(伯承)、林(彪)并肩迈进，这是我党与人民的伟大收获。”“我们对战役指导部署历来由粟负责。过去常胜者以此。最近几仗，事前我亦无预见，事中亦无匡救，事后应共同负责，故力取教训以便再战。”

　　8月11日，毛泽东致电陈毅、粟裕和饶漱石，认为陈毅8月6日的电报“所见甚是，完全同意”，并指出：“七月几仗虽减员较大，并未妨碍战略任务，目前整个形势是有利的。”

　　粟裕认定：“我们当年执行军委分兵的方针是必要的。”因“七月分兵”迭遭挫折的粟裕，后来在谈到“七月分兵”时认为：

　　当时正处在由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转折过程中，我军在全国范围内已经转入战略进攻，敌人在战略上处于被动地位。但是，敌人在兵力数量上仍然占有优势，因而在局部地区(例如山东)仍可保持强有力的进攻。所以，我们的战略进攻有自己的特点，而不能和苏联斯大林格勒战役后的反攻形势一样，完全以压倒的优势把敌人一直压下去。我们的基本方针是把战争引向蒋管区，打乱他的战略部署，不断消灭他的有生力量，不断扩大解放区，缩小蒋占区，争取我军的全部优势，最后达到消灭全部敌人、取得革命完全胜利的目的。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几仗没有打好就忽视“七月分兵”以后取得的胜利，更不能由此得出悲观失望的结论。同时也要看到，我们还没有取得绝对的优势，在前进道路上还有困难和曲折，而不能过分乐观。南麻、临朐两仗没有打好的主要原因，就是把整个局势的可以乐观与当面情况的仍然严重混淆起来了，产生了轻敌骄傲情绪，总想来个“空前的空前”胜利，放松了主观的努力，造成了某些错误。

　　1947年9月3日，在外线出击的紧急进军途中，粟裕在华野直属队干部大会上作《关于七月份作战检讨和今后反攻形势的报告》，对上述观点作了系统的阐述，对“七月分兵”以后的经验教训作了理论的概括，对战争规律的探索又前进了一步。晚年，回忆起“七月分兵”，粟裕这样写道：

　　我们当年执行军委分兵的方针是必要的。如果我们将眼光局限于山东，在内线坚持几个月当然是可以的。因为当时山东还有50多个县城在我手中，而且连成一片，胶东、渤海、滨海三个地区还可以回旋，在内线歼敌的条件还是存在的。但是，刘邓大军在6月底将南渡黄河，军委已经告知我们，我们必须以战斗行动来策应刘邓大军的战略行动。当然，策应刘邓大军南渡可以有另一种方式。如果我们在7月初能集中兵力打一个像孟良崮那样的大仗，将敌人牵制在鲁中，对刘邓大军的配合将是有力的。无奈当时难以肯定数日内必有战机出现，而刘邓大军按军委规定日期出动，我们不能以作战行动作有力的配合，这对全局是不利的。这就是我们立即执行军委分兵的指示的主要原因。同时，集中与分散是兵力运用上的一对矛盾。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我军的作战原则。所以集中是这对矛盾的主要方面，但并不排除必要时的分散，分散也是对付敌人的一种手段。孟良崮战役发起前，1947年5月上旬，军委曾指示我们不要分兵。我们遵照军委指示改变了计划，但当时我们也不是绝对不分兵，而是留下六纵隐伏于鲁南。后来这一着在孟良崮战役时起了重要作用。我们分路出击，就可以将敌人扯散，而我军则可以由分散转为集中，以歼灭孤立分散之敌。也就是先以分散对付集中，再以集中对付分散。后来战局的发展果然如此，沙土集战役就达到了我们预期的目的。

　　1947年9月上旬，山东省郓城县沙土集一战，粟裕“以集中对付分散”，集中三个纵队共八个师即四倍于敌整编五十七师的优势兵力攻歼，以三个纵队加一个师即超过主攻部队的兵力阻击援敌，并以一个纵队作为战役预备队。结果，一战歼敌整编五十七师师部和两个旅共9500余人，其中俘虏7500余人。沙土集一战，改变了陈毅、粟裕部的被动局面，迫使国民党军从山东内线战场和刘邓大军周围抽调回四个整编师。此后，在辽阔的中原地带，一个影响到整个战争进程的新局面产生了。

　　如今，军史研究者对“七月分兵”的评价趋于客观：“这段时间内，华野对国民党军的作战虽然战绩不太理想，但这是大反攻初始山东战场向敌主动进攻的作战，其意义是重大的。同时，这次分兵出击，为后来华野分为东、西线两个兵团作战作了准备，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