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0日早晨5点钟，我的勤务兵照例送一杯茶来，把我叫醒。外面天还漆黑而且冷得厉害。我在床上躺了几分钟，辍饮士兵给我冲的热糖茶，但是我的沉思突然被打断了。哈里·普拉卡希，我的副官，大约在5点半钟的时候，跑到我的房里来通知我：刚才接到兼则马尼来的报告说，该哨所受到沉重的攻击。我从床上跳起来，匆忙穿好衣服，同时吩咐哈里回办公室去收听进一步的消息。

　　几分钟后，当我到达办公室时，我被告知，在第一次报告之后兼则马尼的电话就中断了联系，再没有叫通过，无线电也未能与该哨所联系上。我确信兼则马尼已受到袭击。我也得不到仲昆桥哨所的反应，但是在第一号桥的第四近卫军联队还能保持接触。他们报告说，他们能够听见兼则马尼方向的激烈炮火声，他们尚未受到攻击。我必须从这些哨所获得更多的消息，以便撤退他们的伤员，还要组织一支“难民纵队”;于是我派哈里和三、四个通讯兵到仲昆桥的小道上进行巡逻，任务是搜集更多的关于战斗的情况，同时作出安排，以便安全地撤退伤员和溃散掉队的人员。

　　几分钟之内，第七旅来电话说，第三号桥、第四号桥和扯冬哨所的拉加普特联队受到沉重的袭击，第七旅旅部也被炮轰，我把这些消息都报告了军部。

　　到6点半钟，天刚开始发亮，从兼则马尼和仲昆桥来的溃散者和能行走的伤兵开始到达。稍后，从兼则马尼来了一些逃亡者。(后来哈里·普拉卡希报告，他曾帮助许多溃散的士兵从娘江河的西岸过河到东岸，那是在仲昆桥受到重炮轰击而着火以后，他组织了“接应”渡过急流。)我很高兴，没有看到惊慌的迹象。他们报告，兼则马尼的守卫者，在弹药打完之后，就被中国军队击败了。所有逃出来的，包括自己能行走的伤兵，都带着他们的武器回来--表现了他们的纪律性和良好的士气。

　　我向军部发了一电，要求当天增加直升飞机的飞行架次，因为必须撤退大量的伤员。平日的飞行情况，有四架直升飞机，第一次飞行大约8点钟到达，然后一整天来回的飞行。我希望，在军部有神通广大的人，能从空军再弄到几架飞机。但是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不仅不增派飞机增援，而且上级司令部已经决定停止全部直升飞机的飞行，连平常能使用的飞机，也不再来援救我们了。在战争爆发以后，没有给予我们任何的援助，军区司令部或军部没有派过一个参谋下来看看，不论是高级的还是低级的，没有发来一箱弹药，没有给过一副担架来帮助救护伤员。在我们危难的时刻、他伯竟然完全把我们抛弃了。

　　我开始盘问从兼则马尼逃出来的士兵们。他们说，天还没亮的时候，就开始了攻击--突然之间，从哨所的四面八方，自动步枪声和迫击炮声响成一片，仿佛他们的四周全是敌人。差不多同时受到攻击的仲昆桥来的生还者，也说他们被“包围了”。我认为他们的真正意思是说，从河的两岸，从前线来的炮火都对准了他们。显然，返回吉米塘的道路尚未被切断。

　　大约7点半钟的时候，来自第七旅的进一步的报告，证实了我对克节朗河前线最为担忧的局面：

　　1.大概第三号桥和第四号桥的拉加普特联队已被完全压倒，因为那里的射击已经沉寂下来;

　　2.扯冬哨所已被占领，看来那里没有幸存者;

　　3.大概在其他哨所被攻击的同时，第九廓尔喀联队第一营也受到攻击，但是他们仍在坚持着战斗(他们的哨所位于旅部的西南，在一个较高的山嘴上，因而处于较好的作战位置);

　　4.章勒或第一号桥(第四近卫军联队)或第二号桥(第九旁遮普联队)尚未受到攻击。

　　既然第七旅旅部已经无力协调克节朗河沿岸的战斗，达尔维要求批准把他的旅部撤到章多。情况十分紧迫(要防止旅部的文件被敌人缴获)，我立即批准他的要求;我还说，在他行军期间，我马上亲自飞往该地，以掌握第七旅的战斗。达尔维放下他的耳机，那是我最后一次同他或他的旅部通话。

　　我已经决定去章多。那里的无线电系统显然发生了故障，因为我们已叫不应他们了。拉姆·辛格少校建议，送去一个更换的机子--实际上他自己要带着机子乘飞机去。我决定和他-道前去，不仅为了在第七旅旅部调动期间，我要注意观察战况的发展，而且我希望能够监督着章勒的撤退。森的鲁莽行事，已使这个哨所处于危险的困境，为了挽回上级司令部不负责任的行动所造成的损失，起码我所能做的是保证哨所得到拯救。很明显，那时候中国人不打算超过仲昆桥再向娘江河前进;不管怎样，破坏了仲昆桥，至少给我们一天的喘息时间。

　　我叫维诺德·塞加尔准备好直升飞机，和拉姆·辛格一起动身去机场。然而，当我们把无线电机装上飞机的时候，塞加尔对于超重表示反对。他说，他不反对违反规定多携带一位乘客，但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冒险再带一架沉重的无线电机和附加的配件了。在那样的高度飞行会发生问题的。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告诉拉姆·辛格等待下一次飞行，但他据理力争。他说，为章多建立无线电装置更为重要，否则我去到那里也无法通讯联络。反正，机子和零件都已装上了飞机运载架。拉姆·辛格还辩解说，去章多的飞行时间，来回只要20到25分钟，他们把机子送到就回来。这个意见更合理，所以我就走下飞机，让拉姆·辛格前往章多。

　　吉米塘伤员人数的增加，使我越发担忧;在几小时以内，肯定还会大量增加。我亲自打电话给军部，希望卡·卡·辛格按电话。但是他仍然回避同我讲话，我永远猜不透这是什么原因。我要求传话给军长和参谋长，提出我的紧急要求如下：

　　1.因为没有炮兵支援作战，我迫切要求空军给予近距离的支援;不然，我就不能解救我的部队，甚至不能撤退伤员。

　　2.必须分配若干额外的直升飞机，为撤退伤员之用。对于我这些激动得发狂似的要求，结我答话的参谋却冷淡地通知我说：“除了你担任第四师师长的职责以外，现在你也行使第四军军长的职务!”他不能(或是不愿)告诉我军长在何处。

　　这的确是一件惊人的事，完全颠倒了军事上的程序。到目前为止，军长不在，一直是军区司令从军部发布命令。现在战争已经开始，总算是处于战时状态了。军区司令却把指挥第四军的责任扔到我头上，而我是在远离军部的前方，无法取得联系的。

　　在此，我应该提一下，我向军部提出的一切要求，不是予以拒绝，就是置若罔闻。没有给我增加直升飞机，中国人刚一出动，他们立即停止了正常给伦坡和章多的给养空投。我要求空中支援也未获同意。后来我才知道德里的最高当局作出了决定，为了进攻的目的，不得使用空军，因为害怕中国空军报复，轰炸印度的城市。在我们的最高当局所作出的决定中，这可能是登峰造极的胆怯而愚蠢的了。因为我们在地面上处于相当的劣势，而在空中则有绝对的优势，不但在数量上，而且由于中国的飞机从海拔15000英尺的机场上，不能有效地进行作战飞行，这一点后来我们的空军也是承认的。由于采取了虚张声势和吓唬、讹诈的政策，导致我们的部队处于危境，而当摊牌之际，当局又拒绝提供把我们从毁灭中拯救出来的唯一手段。

　　快到中午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塞加尔早应从章多回来了。我推测他一定是在降落时不小心关闭了发动机，现在再发动它又有困难，因为在12000-13000英尺以上的高地，所有的发动机在发动时都有一些困难。我本想亲自去章多，但现在我的工作头绪太多，不能长时间离开指挥部。因此，我派威廉士空军上尉去营救塞加尔，并且把拉姆·辛格带回来。

　　后来，不到15分钟，我接到布罗昆桑哨所的报告说，他们看见一架直升飞机在附近坠下，驾驶员好象是安全的，甚至在那时候他还向吉米塘前进。过了大约十分钟，威谦士沿着小路走来，显然一副很惊慌的样子。

　　据威廉士讲，他到达章多上空的时候，能看到高原上的部队“在匍匐前进”，以为是我们的军队。他清楚地看见塞加尔的直升飞机平安的停在地面上，显然发动机已关闭。他开始盘旋下降，但是受到阵阵机枪的射击，当时他离地面大约有100英尺。直升飞机被击中，他不得不采取规避动作赶快离开。然而，不久他注意到油压表的指针迅速下降。刚过了伦坡，他的发动机最后失灵，但他很幸运在布罗昆桑附近安全地被迫着陆。

　　损失了我的两架直升飞机，是一个严重的打击--除此之外，我更加担心拉姆·辛格和维诺德·塞加尔的命运。然而我没有时间细想这些问题;我的参谋通知我，第九廓尔喀联队已失去空中联系。我推测，当他们的弹药用完时，他们的英勇战斗也已结束。可是章勒还来电报告：“西线一切寂静”如前。

　　我将最新情况转报提斯浦尔，并且再一次要求，最大限度地出动直升飞机的架次，以便带来援军和撤出伤员。因为我自己毫无办法行动，要求再给一架贝尔型直升飞机放在吉米塘。提斯浦尔毫无反应;对我的要求根本不理睬，这种态度使我十分迷惑不解。不仅如此，像以前一样，我不能找到任何高级指挥官或参谋说话。确确实实我们被隔离了。在这样的时刻，人们殷切地期待着上级司令部的支持，他们很可以减轻我们的困难。但是他们一言不发，不尽举手之劳以减轻我们所承受的重担。

　　鉴于最新的形势发展，我的第一项任务是，重新安排我的计划。我决定努力拖延哈东山口--仲昆桥一线的敌人。在色拉姆--哈东山口有第四近卫军联队的一个连;在仲昆桥阵地的正南方，有第十三道格拉步枪队的大约30人，可作掩护。留待我做的，只有把第九旁遮普联队和第四近卫军联队撤到哈东山口，以免他们陷入克节朗河谷的一场无意义的战斗。所以我决定发出紧急命令，从第二号桥和第一号桥撤退。

　　刚过中午，我传达了以下命令：

　　1.第九旁遮普联队撤到哈东山口;立即开始行动。如有可能，他们应隐蔽地撤退，避免取道众所周知的路线;

　　2.第四近卫军联队下午五时以后开始撤退;在哈东山口与旁遮普联队会师;

　　3.批准章勒的第九旁遮普联队放弃哨所，并且尽自己的可能通过不丹，向南逃跑。

　　我亲自对第九旁遮普联队和第四近卫军联队的指挥官(分别对米斯拉中校和哈里哈尔·辛格中校)讲了话。他们都镇静地接受命令。直到那时，他们一直以值得表扬的热情执行他们的任务;即使现在，他们也显得不匆忙地离开自己的阵地。他们尚未受到攻击，我希望他们很快到达哈东山口，虽然令人痛心地缺乏弹药，但是从那个在战术上合适的阵地上，他们可以战斗一场。

　　到了黄昏，事态变得十分可怕了。第七旅确确实实在我前面溃散了。我绝无可能再牵制敌人的前进，因为很明显，他们部署了整整一个师在攻击。我仍然希望做的事，就是进行某种阻击战;但只有在21日天亮之前，第九旁遮普联队和第四近卫军联队能够到达(如我仍在希望的)哈东山口一线，这种阻击战才有可能进行。(然而，后来我才知道，敌人已经插入克节朗河前线与哈东山口之间。两个联队都在突围，但是他们到不了哈东山口了，因为敌人当时已占领了哈东山口。)

　　同时，伤员在继续增加。除了10月20日已经集中在吉米塘的那些伤员之外，又从兼则马尼来了30多人。现任，没有工具撤运他们;他们只有被丢弃在原地。只有那些自己能行走的伤员，蹒跚地走到吉米塘的直升飞机场，那里他们可以得到一点急救;但从吉米塘，他们再也不能撤退了，因为我提出增派直升飞机的要求，军部和军区司令部都令人莫名其妙地末予响应。(战争爆发以前，有几个星期，全天飞行的那些直升飞机，在10月20日，第一批出动了四架之后，就停止飞行了。)

　　到10月20日止，我对形势的总结如下：

　　1.在上午7时以后，第七旅旅部再无消息;

　　2.兼则马尼、第三号桥、扯冬、第四号桥和章多都被占领;少数的部队幸免于死，但不是受伤就是被俘了;

　　3.命令第九旁遮普联队从第二号桥，第四近卫军联队从第一号桥撤到哈东山口;但他们能否照办，就不得而知了;

　　4.告诉章勒的支队，尽可能经过不丹，逃脱出来。

　　这一切发展情况，我们都经常保持向提斯浦尔报告，但是那里仍然没有作出任何反应。本来，这是合乎情理的，希望在我上面的直接上级(现在是军区司令)或者至少他的一位高级参谋，在10月20日一早到吉米塘来亲自估计形势，并且发出进一步的作战命令，但竟无一人前来。

　　在敌人取得这些成功之后，很明显，他们将不失时机地攻打哈东山口和吉米塘。因而我急切地等待第九旁遮普联队和第四近卫军联队的消息，可是一点消息也没有。直到10月21日早晨，第九旁遮普联队和第四近卫军联队都末到达哈东山口。10月21日，天刚发亮，我接到伦坡来的报告说，中国人已经占领哈东山口并向色基姆进军。现在，在中国人与吉米塘和伦坡之间，已无任何阻碍，所以他们袭击这两个重要地方，只是时间问题了。

　　我再度要求增加直升飞机的飞行架次，但是依然得不到军部的保证。

　　在21日天亮不久，的确有一架直升飞机在吉米塘着陆，但是这架飞机是派来撤退空军人员的。我派我师的高级军医官莫伊特拉上校乘飞机带着指示回去，企图说服军部的参谋，我们迫切需要直升飞机撤退伤员，并且说明在三个小时内，至少到上午9点钟，他们可以安全地在吉米塘降落。我听驾驶员说，在达拉姆嘎机场，停放着四架直升飞机;到吉米塘来不要半个小时的飞行时间。我也听说，军区司令本人在达拉姆嘎。我枉费心机地期待着，但是再也没有直升飞机飞来。

　　我召集我的师部人员和第十三道格拉步枪队的指挥官(奥伯罗伊中校前一天刚到来)开了一次会议。我下令销毁全部文件;告诉他们准备后撤。不需要的人员立即开始撤退。第十三道格拉步枪队的一个排，连同其他的零散部队，掩护师部撤退，尽可能地进行阻击战。我决定除了第十三道格拉步枪队以外，我自己的卫兵最后离开。因为我考虑，这是防止惊慌的最好办法。

　　全体官兵都充分认识到，我们的处境极端危险，很多人以前从未打过仗;但是他们的举动，全都像是久经战场的老兵。我围着环形防线走了一圈，看见步兵们守住他们的哨所，并且用望远镜在仔细瞭望农村有无敌人的迹象;通讯兵操纵他们的无线电机或电话机，冷静地在处理收入和发出的通讯。最艰难的工作是，陆军医疗队的人员，他们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抢救伤员。师部人员正在收拾文件，准备销毁。看到这一切我才知道，到了要下命令执行破坏固定的设备，放弃哨所并准备撤退的时候，该是多么困难啊!

　　大约上午9点钟，伦坡的军官(第九旁遮普联队的马立克少校)报告，看见很多敌人从色基姆向下走，显然是去吉米塘。最后我发出警告命令，要把伦坡的全部装备和仓库毁掉，全体人员下到吉米塘来，并且抄近路到山谷，经过萨客地直接去达旺。现在，从吉米塘可以偶然看到一群中国人，在哈东山口遥远的山坡上，从色基姆下来，走向吉米塘直升机场。然后我向提斯浦尔汇报了最新的情况，并且告诉他们，我决定撤到达旺。

　　最后，我为撤退发出正式的命令。等到主要的无线电机毁掉了，密码销毁了，我和卡尔茵·辛格准将、曼诺哈尔·辛格中校以及手提无线电机的人员一行才离开。

　　我首先到吉米塘以南，只有半英里路的直升机场(旧机场)，我等待在那里，直等到除了道格拉排以外的每一个人都走了，仍然没有看到惊慌失措的现象;在那种情况下，这真是人们可能期望到的最有秩序的行动了，但是所有的人的脸上，都显露出失望的情绪。当我还在机场的时候，我看到了两架直升飞机在头顶上盘旋，(就在吉米塘以南)飞得颇高。有一架下降低飞，大约离山谷100英尺，就在我们头顶上空盘旋，肯定看见了我们让他们降落的信号。然而，它决定不着陆。最后两架飞机都转回去了。后来我听说，森就在其中的一架飞机里。他本来可以很容易地在较低的机场或山谷的其他地方降落。(从天亮到上午9点钟之间，一切交通工具都可以通行，直升飞机很可以飞行几个架次。)

　　后来我才得知，这最后两架直升飞机的飞行，被誉为“军区司令英勇的努力”，是要着陆并去控制局势的。然而，事实上尽管我们向他们打信号，召唤他们下来，而且敌人离吉米塘还有几个小时的距离，但那架直升飞机根本没有打算在机场附近的任何地方降落。

　　我离开机场，起程上山去萨客地，大约下午5点钟才到。我通过无线电，向提斯浦尔报告了我的所在地。

　　在萨客地有一个工兵排，由一位青年军官指挥。我简单向他介绍了形势，并且命令他率领一个小分队去到娘江河的西岸，任务是至少要保留一座小桥畅通，以便即将到来的部队过河。后来我听说，这位军官惊恐万状，匆忙破坏了所有的桥梁。幸亏还有一座桥没有完全破坏，还能使用。

　　萨客地离吉米塘10英里(大约一天的路程)。当我到达萨客地的时候，我已极度疲劳，但是我非常关切达旺的安全。我决定坚持向前赶路，到卢姆拉的下一站是12英里，步履艰难地爬上12000英尺的南坡。我到卢姆拉是大约早晨两点钟。那里有一个电话机，我与达旺通了话。我听说军区司令已在达旺降落，并在那里过夜。

　　从21日上午10点钟，直到22日早晨3点钟，我一直行军，包括22英里的多山地带。实在是精疲力竭了，我躺下就睡熟了;但是仅仅睡了两三小时。早晨6点钟我起来了，因为我必须看看卢姆拉的防御工事。我同古伦上尉围着兵营转了一围。边境修路机构的分局指挥官也在卢姆拉。我向他讲了形势，并且发布保卫哨所的详细命令。我命令古伦上尉负责保卫该哨所，直到奥伯罗伊中校(第十三道格拉步枪队)来接管为止。

　　然后我向达旺打电话，并要求同森将军讲话。军区司令拒绝接电话。相反，正当我将要动身去达旺亲自我他的时候，我接到命令叫我留在卢姆拉。我很纳闷，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我突然想到，或许他们要派一架直升飞机来接我们这一群人;但一询问，我被告知在达旺没有一架直升飞机了。连21日军区司令所乘的那一架也已回到提斯浦尔，并没有按想象的那样带军区司令回去。事实上，森将军也违反了他自己的意愿，被困在达旺，这使他很不高兴。但是，对于下令让我留在卢姆拉，我仍然感到摸不着头脑。尽管如此。我服从命令留下来，但我告诉卡尔茵·辛格，他直接负责保卫达旺，应该尽其所能，尽快赶往达旺，研究一下作战的形势，并且向我提出建议，今后我们应该如何行动。

　　第二天(22日)上午大约9点钟，我最后得到通知说，现在我可以去达旺;于是我就起程，下午6点到了达旺。

　　一到旅部，我就要求见森，但是听说，军区司令坚持在达旺3英里以外的直升机场扎营住宿，为了就近等候，免得误了乘坐在达旺降落的第一班飞机。我打电话约见他，但是他的参谋长西巴尔准将说，当晚森不能见我。

　　一个关心国家安危(截然不同于他个人的安危)的军区司令，特别是考虑到达旺现在处于严重威胁之下，应该设法尽早地与下级指挥官取得联系。可是森的大部分时间(在达旺等候他的参谋告诉我)都用于给提斯浦尔打电话，命令他的直升飞机返回达旺来撤退他自己。他和他的参谋长，没有一个人关心保卫达旺的准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