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我所在部队战归回国后，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对越南必须保持必要的军事压力，使越南国内长期处于战时体制和战争消耗之中，因此，我师撤离云南河口县后，仍屯兵于云南马关县夹寒箐，小坝子，都龙地区中越边境一线，对越进行积极防御，此期间，在迎接中央慰问团和各省，市，县慰问团的同时，1979年4月中旬，我团进行了战后总结，在越南拔坡地区战斗中，我团共歼敌345师124团，黄连山省254团及青年冲锋队176人，俘敌37人，伤敌数不详，我团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第二、三阶段7号、8号公路至铺楼战斗中毙伤敌达300余人，力克敌345师118团2营营部，黄连山省254团得南团部。

　　5月初，根据昆明军区负予我师”骑点线”拔点作战任务，我军、师、团各侦察分队分别在云南麻粟坡县扣林山地区，马关县金厂地区展开战前侦察活动。各团再次进行整补和大练兵准备打仗。

　　5月中旬，全军战后烈士善后处理工作指导性文件下达，根据中央军委对越自卫还击，保卫边疆战后烈士善后处理工作的文件精神其标准为：部队给付牺牲战士每位450元作为一次性抚恤，排、连干部每位烈士550元，如有抚养和赡养义务存续，其抚养，赡养费每月不得超过烈士本人的工资总额，营，团干部650元，如有抚养和赡养义务存续，其抚养，赡养费每月不超过烈士本人的工资总额。师级干部800元，抚养和赡养费用不受上述条款约束。各位烈士家乡地方民政补助的费用，视地方情况而定，有个别烈士确实地方政府和民政部门补助额度达到1万元，但绝大多数烈士家属是没有得到规定以外的任何补助。

　　在烈士善后处理中，军、师、团专门成立了烈士善后处理领导小组，各级由一位副政委担任领导小组组长，负责协调处理烈士的善后事宜和疑难问题，我团成立了八个烈士善后处理工作小组，每个小组按地域划分，实行分片包干处理，其处原则是必须同烈士家乡地方政府和民政部门取得联系，并一同要见到烈士本人的家属及近亲属，告诉其亲属烈士战斗和牺牲的过程，将立功证书交到烈士亲人手中，把烈士遗物送交家属并逐一清点后留下收条，交付烈士生前部队发给的补助金并留下收条。听取烈属们的意见，上传下达，下情上报。善后的其他事宜由烈士的家乡地方政府和民政部门完成。

　　5月下旬我团战后烈士善后处理工作启动，在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中，我团共牺牲89人，烈士们分属不同的19个省，市自治区。

　　令人感动的是1979年5月至8月间，在我团对89位烈士善后处理中，除各位烈士家乡地方政府和民政部门通力协助，大力帮忙外，特别是各位烈士的亲人及近亲属那种顾全大局，深明大义的精神，着实让人感动，可怜的烈士母亲们，当看到儿子部队来人得知孩子牺牲，在撕心裂肺的恸哭后，表现是那样的坚强和大气凌然，既理解国家，又理解部队，在我团89位烈士的善后处理中，很多烈士家乡是在农村里，家庭非常贫困，但没有一位烈士母亲及近亲属提出过政策以外的任何要求，实际上他们的困难可想而知，这就是我们伟大的人民，伟大的母亲，天下最善良的百姓。

　　我团直属队有一名指导员和一名副连长负责到苏州去处理朱飞烈士的善后工作，他们拿着一支装着烈士遗物的木箱，由于战后对烈士的遗物进行清点并贴上封条，所以这支木箱上赫然书写着;朱飞烈士四个大字，从二位从坐上火车开始，一路上人们只要看到这支木箱都会深怀敬意，顿足缅怀纷纷让座，让路，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免费提供代为保管，到达苏州和当地政府民政部门取得联系后，当地军分区武装部得知也同时到达火车站，大家在一起商量和朱飞烈士家属见面的事宜，刚巧到了吃饭的时候，他们一行来到了一个饭店，武装部的同志端起第一杯酒为烈士敬酒，话音刚落，整个饭店的人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既庄严又肃穆地举起酒杯和茶杯将杯内的酒水倒在地上，以示对朱飞烈士祭奠，当时的景象感人至深，至今指导员还倍加怀念，这就是我们的人民对英雄的崇敬。

　　我团集训队有二位干部到云南临沧地区蚂蚁堆公社一个偏僻的民族寨子去处理一位烈士的善后事宜，到达公社时是晚上八点左右，县里一同前往的民政干部建议由于山寨太远，交通不便而且尽是山间小路，明天上午前往。他们刚刚在公社吃完饭，正同公社的领导通报烈士情况，大约晚上十点左右，公社里来了打着火把的男女老少500多人，原来烈士家属得到消息后，全寨基本同烈士都有亲戚关系就一同走了十多公里赶到公社来，县里的干部让村长(实际上是少数民族中的酋长)同烈士的父母一同见部队的同志。烈士的父母和村长从始至终只问一句话：“他是怎么牺牲的，是否是逃兵或是有贪生怕死行为被部队执行战场纪律枪毙的?”，部队的同志反复说明烈士作战勇敢光荣牺牲的过程后，烈士的父母才老泪纵横地嚎啕大哭，同时跑出房外对着院内的乡亲们高声喊到：他是为国而死的!他是为国而死的!全寨的人都在高喊着烈士的乳名载歌载舞地跳了起来。当部队的同志拿出抚恤金450元一次性补助时，烈士的父母说什么都不要，只一个劲地说他是为国而死的要什么钱啊，说什么都不要最后只好交县民政代为保管，收条由民政部门出具。随后全寨里的壮汉连夜砍竹子做滑杆把他们抬回寨子好生款待了三天，结果是找了许多托词才回到县里。当我听完这个故事后，我在为烈士骄傲的同时，也为中华大地有这些朴实善良的百姓而骄傲，正因为有这样的人民，让中华民族永远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我团在烈士善后处理中，得到了深明大义，顾全大局的烈士家属的理解和配合。到1979年7月下旬，89位烈士的善后处理告一段落，当时我师面临骑点线扣林作战任务，恰好在那个时候，烈属中有相当一部分提出唯一的要求，就是把烈士的兄弟姐妹送到原烈士所在连队。我排烈士雷时钦妹妹来我团卫生队，韦桂全烈士的弟弟韦方云来我连三班，我团当时这样的情况有三十多例，确实非常感人之极。师、团对他们给予了力所能及的照顾。

　　1979年8月团里接到一封来自蔡太平烈士家乡广西田阳某公社的来信，内容说烈士生前曾借过公社300元现金和200斤粮票，因为今年烈士家乡遭灾确实无法度过灾荒，只得请烈士身前部队帮助解决，同样的类似情况很多，我连的起家才烈士欠高机连同乡60元，赵鸿祥烈士欠同连战友30元，而且赵鸿祥烈士放在战前后送的一双皮鞋发霉腐烂……这些情况发生后，我们连甚至想用伙食费帮助烈士赔款，相对于那时战士每月6元津贴费，烈士的欠款数额算是很多的了。正在这时中央战后工作团分别奔赴东，西两战区，广西方向以王震副总理为团长，云南方向以谷牧副总理为团长，当得知上述情况后及时报告中央，以后烈士的欠款只要有依据的统一由烈士生前部队赔还。至于我连烈士赵鸿祥的那双皮鞋后来由指导员写报告，团后勤补发了一双干部皮鞋随同其他遗物送还烈士家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