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这个疑问，从台北市的“白色恐怖受难者纪念碑”上找到了答案。纪念碑立于2008年4月4日，碑文计300余字，其中一段是：“昔日威权体制下，统治者高高在上，迫害人权剥夺自由，造成无数生命的陨落，家庭的破碎和种种不公不义，举国上下遂长期处于不安与恐惧之中。”(见《炎黄春秋》 2009年第9期第74页)这段碑文，恰恰是对蒋介石在台湾统治时期的“盖棺论定”。碑赫然在此政治“重地”立下，含有举足轻重的政治声讨和昭示天下意义，也含有足够的民意分量。可见，对于蒋介石的“白色恐怖”之危害之不得人心，岛内朝野已形成了“共识”，故不挂他的像也就不难理解了。

　　我常看深圳卫视的《直通港澳台》和央视的《海峡两岸》，看多了便发现一个问题，台湾的官方场合比如“总统府”、“议会”等地方，不再挂蒋介石的像。陈水扁当政时不挂可以“理解”，因为他要“去蒋化”搞“台独”。而马英九上台后也仍然不挂。体现公权的地方不挂也就算了，而国民党的一些庄重场合也不挂。刚刚过去的国民党十八大，我看得分明，主席台上还是没有悬挂蒋的像。党内党外，清一色挂的都是孙中山的画像。要知道，蒋介石可是“中华民国”和“国民党” 的“伟大领袖”啊!

　　这个疑问，从台北市的“白色恐怖受难者纪念碑”上找到了答案。纪念碑立于2008年4月4日，碑文计300余字，其中一段是：“昔日威权体制下，统治者高高在上，迫害人权剥夺自由，造成无数生命的陨落，家庭的破碎和种种不公不义，举国上下遂长期处于不安与恐惧之中。”(见《炎黄春秋》2009 年第9期第74页)这段碑文，恰恰是对蒋介石在台湾统治时期的“盖棺论定”。碑赫然在此政治“重地”立下，含有举足轻重的政治声讨和昭示天下意义，也含有足够的民意分量。可见，对于蒋介石的“白色恐怖”之危害之不得人心，岛内朝野已形成了“共识”，故不挂他的像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是马英九和国民党的明智之举。假如国民党2008年重新拿回政权后，党内党外仍挂蒋介石的像，外界很容易给他们贴上标签：延续的仍是蒋介石的路线，信奉的仍是“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搞的仍是言沦箝制，“莫谈国是”，推崇的仍是“白色恐怖”，等等。而这样的“标签”，乃是民主政党成长的毒药。因为“蒋介石”三个字里包含有足够的这样的“毒药”。一方面，迫使国民党继续陷在旧的政治理念里爬不出来;另一方面，为渊驱鱼拱手将大批选民推向民进党。这种结果是国民党根本承受不了的。坦率地讲，即使党内有人愚忠蒋介石视之如神灵，念念不忘他那一套“毒药”，但国民党也不敢轻易接收，更不敢公开宣示。蒋介石这个历史包袱马英九实在背不起也背不动，它会将马连人带党一起拖人万丈深渊。马英九多次代表国民党向“二二八”受难者道歉、忏悔并示好示利，道理正在这里。

　　这也体现了新一代国民党人的“与时俱进”。国民党现在追求的是民主、自由、人权、清廉，走的是民主政治道路，夺取政权靠人民的选票而不是枪杆子。随着党的理念和政治道路的根本转型，要求他必须告别老蒋的一套还有小蒋的许多东西，而“挥手从兹去”。要想使国民党这个“百年老店”获得新生继续引领时代，那道路只有一条：不是让历史潮流这个“脚”去适应国民党的“鞋”，而是国民党的“鞋”必须按历史潮流的“脚”去做。企图拽住历史潮流大言不惭地说你的 “脚”非穿我的“鞋”不可者，就会被民众抛弃而下台。从这个意义上讲，国民党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而蒋介石呢?只能无可奈何地步入历史，“千秋功罪”任人评说。历史学家肯定会全面阐述他的功过，对其正面也会予以肯定，他也会根据不同的需要和形象出现在以后的荧屏上。但是，其“光辉思想”要想照耀千秋万代，恐怕闻后几乎人人都会大笑。看来挂不挂蒋介石的像可不是一个小问题，它背后反映的绝对是“大是大非”。

　　曾几何时，蒋介石在台湾的“国文课本”里被描写成圣人，诸如“爱国”、“忠勇”、“自强不息”、 “不怕劳苦”、“伟大”等字眼随处可见。今日的“总统府”昔日叫“介寿馆”，是1946年台湾光复后，为庆贺蒋60大寿而在原日据时代已被炸毁的“总督府”上重建的，前面的路也叫“介寿路”。而蒋介石的铜像更是遍布全台湾，有4万尊之多。“颂歌盈耳”和个人崇拜充斥全岛。然而，如今却是“物是人非事事休”。“介寿”名都改了，众多铜像几乎拆完，最后集中在了桃园县大溪镇的一个仓库里。而昔日的“介寿馆”对面，屹立的却是记录蒋介石“白色恐怖”的纪念碑，他的像更鲜有再挂了，可见历史之无情。但历史义很公正，包括对待像蒋介石这样生前不可一世的人。

　　消失的左眼：五十年代台湾白色恐怖纪事

　　以下摘自凤凰卫视2009年5月23日《皇牌大放送》节目文字实录

　　总而言之，五零年代就听不到任何左派的声音，也没有左派的社会科学，没有左派的哲学，没有左派的社会学，也没有左派的文艺理论，什么都没有，很缺乏一个左边的眼睛。

　　祭奠仪式主持人：向五零年代白色恐怖牺牲英灵默哀一分钟。

　　祭奠仪式演讲者：你们举起了枪，你们对准了我的胸膛，你们枪毙的不是我，你们枪毙的是真理。我并没有死，我是永恒的青春，一声枪响之后，发出万声回音。倒下一个人，唤醒千万人，倒下一个人，唤醒千万人。

　　台左翼：期待抗日胜利 却迎来残酷肃清

　　解说：一九四九年四月底，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强渡长江，顺利南下。二十三日，解放当时的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并继续向华中腹地挺进。国民政府不断迁都，战事溃败，国民党在大陆战场大势已去。为了保住台湾这块最后的阵地，蒋介石的爱将，时任台湾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的陈诚，于五月十九日颁布戒严令，自五月二十日零时起，台湾开始进入迄今世上时间最长的军事戒严期。尤其 “惩治叛乱条例”和“检肃匪谍条例”颁布后，配合着动员戡乱体制，白色恐怖的阴霾，笼罩台湾长达三十八年，直到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解严，这段沉重的历史，犹如集体的旧伤疤，成为不少台湾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也同时作为国民党在台统治的原罪，屡遭谴责，但至今都无法清算。

　　退守台湾后，国民党开始在岛内全面肃清共产主义和左翼文人，台湾社会顿时人人自危，肃杀气氛日渐浓重。这一时期的政治案件中，涉案人士大多对于国民政府至为失望，而对正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红色中国充满期待，这些所谓亲共左翼言行的出现，一方面是基于中国人意识的民族主义，但同时也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一致认同。而其左翼路线的根源就在日据时代的抗日运动阵营里，翻开台湾的历史，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所掀起的，蓬勃发展的社会运动当中，左翼社会主义运动早已汇集成流，与当时世界性的共产主义思潮相呼应，并逐渐成为台湾民族运动的主轴。

　　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中，日本战胜大清帝国，缔结了马关条约，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在一八九五年到一九二零年期间，台湾民众在岛内掀起一波波，拼死抗敌的武装抗日行动，却在日本大规模流血恐怖的镇压下相继失败。虽然武力对抗屡遭挫折，但是不甘心做亡国奴的台湾人，想要推翻日本殖民统治的意志和决心没有一天停止过，由武力战转为文化战，开启了台湾社会的民族自觉运动。这其中接受了近代教育启蒙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成为了运动的主流。

　　陈芳明(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教授)：我们台湾的知识分子，第一个世代开始成熟的时候，大概是一九一六，一七左右。一九一五年的时候，最后一次的那种农民起义，那一次叫做噍吧哖事件，领导人是余清芳。为什么这些人会起来反抗，因为台湾的土地都被兼并了，所以第一代起来反抗日本人，大部分都是地主或者农民。因此，等到他们这一次失败的时候，也是台湾的第一代知识分子诞生的时候。

　　解说：辛亥革命前后，台湾总督府医学校的学生社团复元会成立，它是同盟会在台湾的外围组织。复元的意义在于恢复健康，是医生行医济世的理想所在，其中隐含着光复台湾的宗旨。复元会集会处在太平町的江山楼，请人教授祖国正音国语，练习说中国话，每提到中国均称祖国，促起民族意识的启蒙。

　　林瑞明(台湾文学馆馆长)：总督府培养出来的这些医学生，基本上都是关心台湾的，因为他们认为，不是只有解救人的肉体，更重要还有人的那个心神，心灵的部分，要去解放它。如果一个人的肉体拯救出来了，灵魂仍然都是那种封建式的保守式的那种老灵魂的话，也没什么作为，如果套用鲁迅的话，只不过增加一些被砍头的人而已。

　　解说：台湾近代的民族运动，主要是从留日的台湾学生开始的，世界新思潮给予这些殖民地的台湾留学生极大影响，一九二零年在蔡惠如的倡导下，一百多名留日的台湾学生，在东京成立新民会，发刊《台湾青年》杂志。东京留学生的民族运动，如燎原之火延烧回台湾岛内，台北大稻埕大安医院的医生蒋渭水结合总督府医学校学生，发起组成台湾文化协会，和东京台湾青年会相呼应。文化协会引进《台湾青年杂志》，发行台湾民报，并深入民间举办文化讲演会，揭发台湾民众在日本统治下，被政治压制，经济剥削，教育歧视的不平等待遇。

　　蒋朝根(蒋渭水孙子)：台籍的学生因为受到文化协会这种启蒙运动的影响，知道这种殖民地的处境一定要改善，所以他们常常就有一点，表示反抗的这种意识行动出现。有一天就是有一些学生，他们故意在警察的面前向右走，靠右走，当时规定是要靠左走，那警察来取缔他们不服气。

　　李筱峰(台湾世新大学教授)：双方就吵起来了，吵到最后，警察当然动怒，学生也骂警察。

　　蒋朝根：后来这位警察就跑到了学校，要去告状，学生知道了这件事情，就聚集起来，就把他团团围住。

　　李筱峰：结果这警察拔刀，他们身上都有佩刀就拔刀，一拔刀学生更抓狂，所以很多学生就，脚上穿的那个日本木屐就丢过去，有的是就地拿石头就丢过去了，整个就暴动起来了。

　　蒋朝根：那么总督府就说，这就是文化协会的蒋渭水在煽动，台北师范学校被迫退出，文化协会的就有两百名。一九二四年的台北师范，第二次的学潮，他们是用罢课，用这种罢学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当时的这种差别待遇的不满。当时很多的学生，他们就住到大安医院里面去，后来总督府就使用离间记，他就通知比较乖的学生回去上课，想要开除的学生他就通知他们不必回来上课。后来就开除了三十八个学生。那这些学生大部分的人，被退学了以后，他们因为都是非常优秀，所以他们就往海外去留学，有的是到东京，有的就到中国大陆去。

　　解说：当时台湾的留学生，主要以留学日本和中国大陆为主。一九一五年，在东京的台湾留学生，有三百多人，到了一九二二年，达到两千四百多人，许多留学生受到当时世界主流思潮社会主义的影响。

　　陈映真(台湾人间出版社发行人)：到一九一七年，苏联革命成功以前，马克思主义还只停留在作为一种思想的存在，可是一九一七年，这个思想变成实践了，成立了一个劳动者跟农民的政权，整个全世界的劳动运动，工人运动获得了很大的力量跟鼓舞。那么列宁提出来民族民主革命，就是殖民地有双重压迫，一个是民族的压迫，一个是阶级的压迫，民族革命当然是推翻帝国主义，另外一个是民主Democracy，Democracy是面对自己国家里面的封建势力，而且帝国主义往往跟封建势力是互相勾结的，所以理论上的有效性，历史有效性吸引了当时的知识分子跟青年学生，特别是落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像中国，台湾，朝鲜，越南这些地区。

　　解说：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留学生回到台湾后，从过去主张民族主义运动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他们所主张阶级革命的运动路线，得到台湾广大的工人和农民的共鸣，是反抗日本统治最强烈的一股力量。

　　光复后台现状堪忧 学运倡左翼思想遭镇压

　　张炎宪(台湾国史馆馆长)：台湾文化协会成立到一九二七年这之间，它用的方式都是宣传或者讲习，还有唤起台湾人意识，台湾议会设请愿运动，要求成立台湾议会，也是在体制内的活动，几乎都有它的限制性，它的盲点，没有办法突破的地方。社会主义青年回台湾以后，当然想法会认为说，台湾文化协会的这样的运动的路线太过温和，最初的没有意识形态之分，慢慢走向意识形态之分。最初是只要反对日本就好了，后来慢慢想到说，反对日本到底用怎样的路线才有办法反对日本，所以是互相激荡起来才说，造成一九二七年一月三号，台湾文化协会分裂。

　　解说：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走上法西斯道路，积极准备侵华战争，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废止汉文，奖励改姓氏和，倡导日语家庭。在这样的时代，接受日本帝国主义教育的台北帝大医学部学生郭琇琮和同学蔡忠恕，在校园间发展以大汉民族意识为宗旨的学生联盟，他们学习北京话，并渡海到他们心目中的祖国大陆旅行。一九四四年四月五日，日本宪兵队以反日的名义，逮捕近千名抗日的爱国学生，郭琇琮因此被判刑五年。

　　解说：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台湾重回祖国怀抱，在台湾的日侨和日俘，分批遣送回日本。临行之前，他们把一些带不走的东西，在街头出售或者以物易物，基隆码头人潮汹涌，他们将在这里搭船返回日本，船声扬起，载走了日本异乡客，台湾人民重振旗鼓，迎向光明远景。

　　钟孝上：一光复以后，就听到了什么叫做三民主义，还有听到自由，还有听到民主，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觉得非常非常的振奋，早上升旗，看到国旗升旗，感动地几乎要流泪。

　　解说：因为反日的名义而入狱的郭琇琮，出狱后组成台湾学生联盟，它是战后第一个自发性的学生组织，展开以脱离日治迎接祖国为主题的宣传活动。

　　林至洁(郭琇琮妻子)：他被第一届选做学生联盟主席，就带动了这个学生运动，他们想要站起来有尊严，有自尊的做一个一等公民，不要永远做人家的二等公民。

　　解说：光复后，霍乱在台湾各地流行，刚从台大医学院毕业的郭琇琮大夫，召集学医的青年展开全省巡回医疗和公共卫生的推广工作，并且深入各地的原住民部落，为他们治病，教他们读书识字。一九四六年底，台湾光复已经一年多，陈仪政权对台湾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独占，引起民众反感。官员贪污腐败，社会经济萧条，派驻在台湾的军队纪律败坏，欺扰人民。

　　李松盛：所谓国军那个姿态，就破破烂烂的衣服，日本军队是枪是第二生命，他们就不是这样。吊在这个肩膀上，然后两旁就是挂东西。

　　钟孝上：我不至于失望到那个绝望，我还是有一点谅解的心情，因为，我受到自由民主的冲击太大了，所以我一看我谅解了，因为他们会破破烂烂，是因为是日本人欺负八年了，欺负了十几年了。

　　李筱峰：所谓光复之后的一年内，台湾的刑事案件增加二十八倍，增加二十八倍，你看这个社会治安坏到什么地步，所以那一年警民冲突，军民冲突，这个每天都有，报纸打开天天都这样子，所以人心就浮动了。慢慢地从期待，从希望到失望，慢慢到绝望。

　　广播：全国同胞，台北市在前天晚上，因查缉私烟误杀了人民，这件事我们已经处置了，缉烟误杀人民的人已经交送法院严格审判。

　　解说：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专卖局查缉官因为取缔私贩香烟，以枪托击打烟贩林江迈，并开枪打死声援的民众，二十八日民众游行示威，包围专卖局台北分局，并到行政长官公署请愿，公署武装部队于是开枪射击，民众的愤怒达到顶点，抗议变成了暴动。

　　李筱峰：有很多学生在各地组织民兵，或者组织在地方上维持治安的，不一定是反抗，但是他是接管武器，接管警察局，接管宪兵队武器，然后在地方上维持治安，到处都有这种青年学生。

　　苏友鹏(时为台湾大学医学院学生)：三月一日陈仪宣布戒严，军警开枪镇压民众，青年学生组织武装队和军队对抗。那一天晚上有三个地方，建中一个单位，还有师大一个单位，还有台大本部一个单位，学生通通联合起来，要去南机场的国军武器的仓库，把它武装解除，听说是有武器以后要攻行政院。

　　李筱峰：你像高雄的话，高雄中学学生起来，武装起来跟军队对抗，就在今天的高雄火车站前面，就是战场。

　　解说：一九四七年三月九日，国军二十一师进入台北，继而向南挺进，在各地展开扫荡行动，许多台湾社会的领导菁英，几乎在同一时段里被捕遇害。三月二十日，长官公署在全岛各地开始清乡行动，以连坐法的威胁，要求民众交出武器和反抗的人，各地不断有人被捕枪毙，台湾到处充斥着冷冽的肃杀之气。

　　廖德雄(时为台北市忠义服务队副队长)：初八晚上禁灯火，全市当时禁电，圆山一百二十几个就是开枪打，在路上五十二个，另外的学生就跳两旁的基隆河。那些阿兵哥上来桥上，在桥上就开枪打，加上路上五十二个，差不多一百二十五个死在那里。二二八事件发生时，延平学院的学生，他们大部分都住在那里，都住在中山堂，警备总司令部八点多去包围，那边有一百三十几个人，这样跪着被开枪打死。

　　解说：二二八事件后的半年，社团开始在校园里组织起来，台湾大学麦浪歌咏队，唱起中国大陆各地的民谣，他们想把祖国人民的声音，广大群众的言语带到台湾来。

　　陈映真：学生运动虽然被压制，可是暗暗地在活动，比方用演剧的方式，墙报的方式，用小型的文艺刊物的方式，用合唱队的形式，不断在传播那种左翼的。来到台湾的这些国民党官僚，已经惊弓之鸟，一闻就觉得不对。

　　解说：一九四九年，台湾物价暴涨，物资匮乏，学生陷于经济拮据。三月二十日，台大学生何景岳与师院学生李元勋共骑一辆单车，遭警察以违反交通规则取缔，并加以拘留，引发台大和师范学院的学生游行抗议，诉求反饥饿，反内战，反对警察打人。二十九日，两校的学生，结合台北市中等学校以上的学生自治会代表，以及台中农学院，台南工学院的学生，在台大举行青年节的营火晚会，宣布筹组全省性的学生联合会。

　　张以淮(时为麦浪歌咏队成员)：陈诚是一个在大陆的时候，对学生那种压迫，他认为社会的不安，就是学生跟知识分子，尤其是文艺界，所以他那个时候采高压。

　　解说：四六事件造成台大和师范学院的学生被捕坐牢，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勒令在逮捕过程中，强烈反抗的师范学院全校停课，进行整顿，学生必须重新登记，经过审查才能复学。

　　解说：一九四九年的四六事件，是台湾白色恐怖风暴的前奏，在二二八事件后，台湾岛内反国民政府的意识急速成长，思想左倾的知识分子和学生，阅读左派书刊并组织读书会。当国共内战后期，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共产党急于解放台湾，特派台籍中共党员蔡孝干，来台成立台湾省工作委员会，蔡孝干吸收郭琇琮加入共产党，并由他负责台北市工作委员会。

　　林至洁：因为二二八让他失望，如果是自己的祖国，怎么这么烂的祖国呢，对人民不关怀，无奈啊，怎么样改革好。

　　陈忠明：好多年轻人，尤其知识分子向左转，所以我们对白色祖国失望以后走向红色祖国。

　　许冀汤(原台湾大学农经系学生)：那个时候学生，好像左倾是一种时髦的行为。

　　卢兆麟(原台湾省立师范学院教育系学生)：大家都在看社会主义的书，那时的书都在现在的重庆南路那里都可以买得到，那个生活书局出版的，大陆上海的生活书局出版的，譬如说里面有一个大众哲学，大家都看那种书。

　　苏友鹏：看的多半都是三十年代的，中国的作家，禁书的作家，譬如说鲁迅，茅盾，老舍，郭沫若。

　　卢兆麟：现在在看这种书，当然就会组成社会科学研究会，研究社，学校的社团，这个马克思主义就是，变成弱势团体的一个圣殿。国民党跟共产党两边比起来，学生都同情共产党的比较多，那时说年轻人如果没有倾倒马克思，就不算是年轻。

　　卢兆麟：参加学校的社团里面要是有一个跟共产党有关系的，就把整个都认为是共产党的组织，你如果参加社团就是关十年。

　　苏友鹏：整个保密局根本是人间的地狱，我刚进去保密局，铁门打开我再进去，我看到里面有一个人慢慢地走出来，他不能一个人走了，沿着这个墙壁，一步一步走出来，可见他当时给他拷得好厉害，那是郭琇琮，看到了，他这个腿从膝盖到这里，全部黑黑的。

　　林至洁：惦记，每天都很害怕，而且从心底抖起来的怕，那个枪毙的这个十月二十八号，那么多的医生，窗户都放下来，都在那里唱歌啊，喊口号啊。喊口号出去的，在楼下喊啊，叫我的名字，然后喊啊，说都要走啦，后续要请你好好地守着吧，因为台湾一定会美好的，就这样子死在那个马场町。

　　苏友鹏：可以说那么短的人生，现在想起来他做的事情，做了那么多的事情，反抗集权，反抗帝国主义，他的一生就是这样，Elite，菁英，菁英中的菁英可以说，这么有民族意识台湾意识的人，结果是给中国人杀掉了，你看牺牲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

　　白色恐怖序幕--基隆中学案

　　解说：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战火从三八线迅速蔓延至整个半岛，一场扭转世局的战争，在东亚惨烈地上演，这个时候也是国共内战最后的关键，国民党已经被逐出大陆，而海峡之隔的台湾，成为了共产党誓要收复的失地。战事爆发后第三天，美国第七舰队就开入台湾海峡，一方面是协防台湾，另一方面则彻底将东亚，割裂为两个对立的阵营，这是所有人始料未及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国民政府因而得到喘息的机会。但是对于原本准备迎接共产党前来的台湾年轻人来说，却是噩运的开始。

　　陈映真：五十年代就产生了，非常根本性的，由国家权力发动的，有组织的有计划的，有系统的清除运动。

　　李旺辉(前基隆中学教师)：这样的，我看过的就有四个地方，我看的时候是已经发现了，发现了有这么小的社碑。

　　陈映真：据我们最保守的估计，枪毙的人大概有四五千人，坐不同期间的那个坐牢的大概有八千多个人，到一万两千多个人，没有确切的统计。

　　解说：这其中大部分的受难者，都是因为亲共之名而送命或者入狱的。

　　李旺辉：那个时候跟内战的情况来看，就大家都认为大概没有好久，就台湾问题会解决了，大概大家都差不多这样认定的，后来没有想到，会发生那个韩战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才开始，在枪毙什么东西，本来校长是不能枪毙的。

　　解说：就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四个月，本名钟和鸣的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被枪决于台北新店溪畔。对于共产主义怀抱理想的钟浩东，从一九四八年起在基隆发展地下组织，并且发行光明报，报导国共内战最新的情况，当时二十七岁的李旺辉，刚刚从高雄来到基隆中学，担任数学老师。

　　李旺辉：基隆学校我一开始去的时候，开学典礼完了以后，开那个校务会议，校务会议什么选举教务主任，这个是从来没有碰过，没有听过的。这样的民主的，有这样的气氛的，我看台湾全省可能，基隆中学以外可能找不到。

　　李旺辉：在这个充满民主气氛的校园，李旺辉透过钟浩东的推荐，加入了共产党，一九四九年，国共内战最激烈的时刻，加入左派组织的台湾年轻人越来越多，彷佛共产党解放台湾指日可待。

　　李旺辉：因为这样就是说重量不重质，这个我看就是错误的政策，中央的错误的政策，所以你这样一来的时候，等于就是你党里面的，已经很稳固的，现在变成，一庞大起来没有错，可是不稳固了，所以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一下子就从这个地方，就漏洞流出来。

　　解说：也就是这样的漏洞，让钟浩东的组织被破获，超过二十名教师与学生被逮捕，李旺辉则逃亡了整整一年。

　　李旺辉：我刚刚跑了一年，基隆中学发生事情就开始跑，很奇怪喔，刚刚满一年的，那一天给他抓到的。

　　蓝博洲(白色恐怖历史研究者)：基隆中学案从一九四九年八，九月发生以后，我们在《中央日报》的记载里面就看到，在十二月就有四个老师被枪决，那这四个老师基本上，完全都是外省籍的老师。像基隆中学校长，或其它被捕的人基本上没有受到那么严厉的对待，还是被判感训，一直到韩战以前，大概陆陆续续被枪毙的，基本上都是外省籍的所谓政治犯。那一直到韩战爆发以后，蒋介石政权，重新取得美国支持以后，他才有条件放开手来大开杀戒。

　　那基隆中学案，它在五零年代，白色恐怖事件的意义在于就是说，它是五零年代白色恐怖有组织有系统全面逮捕的第一个案件，所以一般把它称为五零年代白色恐怖事件的一个历史序幕。

　　陈映真：在五零年代以后，台湾被纳入所谓的自由世界，在美国的防卫下变成一个，包围中国跟苏联的基地以后，反共变成至高无上的一种命令。美国是那么注重人权，自由，民主，可是杀共产党是例外，他可以假装不知道。这种对共产主义的镇压，对社会主义运动，对工人阶级的运动的镇压，我自己是被关过的人，可是我觉得应该凭知识讲话，那是世界史的问题，不是说国民党或者是蒋介石独裁，那就是全世界的资产阶级跟无产阶级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血淋淋的。

　　解说：于是，在严厉的国共对峙与国际冷战当中，马场町的枪声让五十年代的台湾社会，受到严重的集体创伤。白色恐怖不分省籍，清除了数千名热血青年，留下数万个惊恐莫名的家庭，也因此左派的理想，完全从台湾消失，留下一段无法言说的空白。

　　救国团--国民党改造青年思想的工具

　　解说：从一九四九年开始的戒严，长达三十八年，一直要到冷战结束，解严之后，幸存的人们才又回到这个刑场凭吊他们逝去的青春。

　　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大量失血的台湾社会，要从哪里再找回青春的理想主义与进步动力。

　　广播：这些流亡海外六年的青年学子，终于达到他们奔向自由，回到祖国深造的宿愿。

　　解说：当时紧绷的对立局面，连即便是反共的大陆流亡学生，也必须通过国民党的认证，才能来台湾读书。这些通过证明的流亡学生，包括后来知名的导演，李行与白景瑞，呼应了蒋介石的号召，成立中国青年反共抗俄联合会。

　　李焕(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时任国民党青年部组织处长)：当时他们也办了很多，所谓爱国救国的活动，他们还发起战时节约运动，节约运动就是要倡导坐公家汽车的人，不能够用公家的汽车送太太买菜，送孩子上学。他们在街上看见汽车就要检查，有一次在中山北路，检查一部车子，结果那个车子里面是陈诚院长坐在里面，他非常的不满意，认为学生不应该有这种行为。

　　解说：这个活跃的学生组织就成为救国团的前身。

　　广播：第十一届青年节庆祝大会和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

　　李焕：“先总统”蒋中正先生，他认为大陆上的失败是青年受了共产党的影响，所以在台湾不能够再重蹈覆辙，要这些学生教育他们，影响他们。

　　刘维开(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大陆沦陷”的原因之一，其实很多人都指出说，学生运动有一定的影响，当时在各个地方，尤其战后在各地方都有发生所谓的大规模的学潮。所以因此国民党到台湾来之后，就是政府迁到台湾来之后，那么对于学生运动特别的防范。

　　解说：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国民党让党的组织进入校园，另一方面，也透过救国团来深入年轻人，这个新的组织，由当时被认为是青年偶像的蒋经国担任主任，

　　刘维开：早年他也是狂飙青年嘛，我们从数据上面如果来看的话，他曾经参加过五卅惨案的，大的示威游行，那后来到苏联去留学的时候，当然绝对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苏联的那一套作法，那我们知道共产党本来就是非常重视年轻人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经国先生重视年轻人，其实是可以理解的。

　　李焕：在当时民国四十几年，所有人家的子弟，没有这个经济的力量，供给他们去做很多休闲活动，那时候的救国团，就弥补了这个缺憾。这就是救国团，在吴兆棠先生领导之下所发展的一个活动的方向。

　　解说：吴兆棠是留学德国的教育训练专家，投入童子军的组织工作，同时也是救国团的副主任。

　　赵刚(台湾东海大学社会系教授)：他选择了一个方式是，一种回归到社群，回归到一种乡土，寻求一种所谓心灵的一种自觉，寻求一种在这种新的集体生活里头获得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解说：透过这类在野外的集体生活，身体锻炼以及团体活动，救国团将高中到大学的年轻学生有效地组织起来。政府大力倡导时代考验青年，青年创造时代，强化学生的思想教育，军训课，护理课是学子必修的课程。教官进驻校园，成为训导工作的主要人员，蒋氏政权除了暴力镇压，也希望通过思想改造，让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趋于稳定，只不过当权者出于对权力的偏执而有意构陷的故事，始终没有停止。

　　爱恨交织的台美关系：依赖使台没有说不的条件

　　解说：发生于一九五七年的刘自然事件，起因是美国士官雷诺枪杀了台湾青年刘自然。美军的说法是刘自然侵入民宅，偷窥雷诺的太太洗澡，因此雷诺没有刑责。

　　胡卜凯(社会评论家时为中学生)：我们当时听说是，因为他们两个人有走私，或者什么其它的这个商业活动，发生了金钱纠纷。因为那个时候还有美军顾问团，大家对美国人都是又爱又怕。

　　刘容生(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光电所所长时为中学生)：我小时候是北投长大，北投有很多这种风花雪月的，可以到处看到，周末都是美军，就是说对于美国有一种，美国人或者美国政府有一种，怎么讲，爱恨情结吧。这个刘自然的事件，我想普遍它代表一个就是说，好像长期这个中国在被压迫，政府官方的说法就是说，刘自然去偷窥人家太太洗澡，现在回想起来，这是政府的一贯的宣传手法，就是把你抹黑，然后就让大家觉得，这个好像不是那么过分的事。

　　解说：美军单方面的判决，立刻引起了群众哗然，纷纷前往美国大使馆抗议，引爆了反美的风潮。

　　钱复(台湾前检察院长)：不多久的时候，正好是下课的时间，许多的学生下课就围在那里，群情激昂，宪兵这个警察都没有用了，群众就冲进美国大使馆。很惨啊，很多人就躲到地下室，把电报什么通通都打得粉碎。我那个时候正好在国防部联络局，所以奉派带了一连的宪兵，上阳明山，保护驻在阳明山的美军。

　　解说：因为许多年轻学生的参与，外界传言认为救国团介入暴动，但是当时在蒋经国身边的李焕，并不以为然。

　　李焕：过了一个礼拜，经国先生到救国团来，他跟我讲，他说上个礼拜我们处理刘自然事件，我一夜都没有睡，唯恐这事情扩大。他说现在外面讲，这个事件是救国团在背后推动的。经国先生说，现在就是我们要打落牙齿和血吞的时候。

　　刘虚心(美国德州第一银行副总裁时为中学生)：我记得好像是，总统发表“告全国军民书”，等于是说要大家冷静，那我就是被老师选去，上台去读这篇文告的人。升旗台在那个时候，都是一个很庄严的地方，我就是被指定到那个上面去讲话，就是心里也很不舒服，而且就觉得这个国家弱，我们的国民被人家打死了，还要去跟人家道歉。我们去打美国大使馆，也没打死他人对不对，还要去跟人家道歉。

　　解说：不管是不是反美，在经济，军事都依赖美国的情况下，台湾没有丝毫向美国说不的条件。另一方面，西方的由民主思想，这时候也在知识界萌芽扩散，这股力量集结成为“自由中国”杂志，针对党国体制展开深入的检讨。

　　雷美琳(雷震长女)：那个时候我父亲的杂志社，也一再认为国民党不应该在学校里面办救国团，他说学生应该全副的精力是放在功课上面，要好好的念书，他们还没有成熟的这个阶段，你就把思想放到他们学校里去，教育他们是不对的，要要求撤销救国团，我记得也有这篇文章。

　　解说：这份由雷震担任社长的“自由中国”杂志，大力鼓吹回归宪法，追求货真价实的自由民主，对他们来说，这才是反共的最佳利器。尽管这些都符合西方自由民主的常理，但是在那个军事戒严时期，却都是非常危险的言论。

　　雷美琳：他以前他是国策顾问，他也到蒋介石的官邸去，总统府去，他有很多问题，跟他讨论的时候，我父亲也是一直讲真话。但是那个时候就是说，他讲真话只是关起门来，两个人的回答的问题，他没有那么生气。可是后来我父亲办这个杂志，照样讲真话，是那个杂志是对外的，很多人都看得到的，他就不能原谅我父亲。

　　解说：但是越受压制的言论，越会引起某些年轻人的注意。

　　陈鼓应(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时为台大哲学系学生)：“自由中国”杂志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那是唯一的政论的刊物，那么殷海光先生，我们哲学系的老师，他经常在，他是主笔，也经常写文章，所以这些文章，对我们那一代都有很大的影响。

　　解说：一九六零年，当雷震企图结合地方政治人物，成立反对党以进一步实践民主宪政理想的时候，终于遭到全面的镇压。

　　洪三雄(时为中学生)：“自由中国”应该是，早在我们高中的时代，应该是在一九，我记得差不多一九六零年，雷震被捕之后就没有了，因此“自由中国” 这个书，那时候就变成一种禁书，畅销的禁书，可是要买买不到，我们基本上是经常要跑牯岭街的，我不晓得现在牯岭街大概都没有了，以前牯岭街整条街是，那个叫做旧书商。

　　解说：这条牯岭街意外地成为年轻人启蒙的泉源，在那个思想被镇压的年代，这些角落的幽光曾经悄悄地照亮了许多青年学子苦涩而易感的心灵。

　　钱永祥(台湾中央研究院社科所研究员时为中学生)：那是一段很美的经验，我们几乎每天放学都会到牯岭街，我念高中，我是念建国中学，我们去那边，不仅买这些三十年代的东西，我们还买了像我看的“自由中国”半月刊，我看的“文星杂志”都是在那里买来的。老板看到你来了，会偷偷地跟你说，有些东西要不要看，我说好，他就从一个书柜的后面，摸出几本来给你看一眼，那种感觉觉得，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愉快。

　　解说：刘自然事件那一年，一九五七年创刊的“文星杂志”以西方艺术与文化思潮为主，延续着新生代的火种，这个集合了各路年轻写手的阵地，除了文笔犀利辛辣，主张全盘西化的李敖之外，带起存在主义风潮的王尚义，也是一个文化明星。

　　钱永祥：那一个时代是一个哑巴的时代，一个非常沉闷的时代，当时年轻人就有一股，那么尼采讲一股冲撞意志，整个生命感，生命的往外冲。可是外面的环境压力很大，所以他就藉小说，把他这样的一种感触，把它表达出来。

　　陈映真：当时有几个很要好的朋友，互相写信都是在耍文艺，我常常说，昨天我打开窗子，看见一片落叶打着转啊，从我的窗前掉下来，顿时我的眼泪就流出来了。像这样的信就写来写去。

　　解说：对于刚刚进入社会的青年作家陈映真来说，这种失落灰暗的感觉，其实有着另一层无法明说的意义。

　　陈映真：其实我的文学上受的影响，最大的还是鲁迅。我接触了，我从旧书摊里面接触了左翼文学以后，我的世界观整个改变，人生观也改变了。因为首先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很大的禁忌，所以我好像在无意中，闯进一个禁忌的世界，所以第一次的经验是非常孤独。

　　解说：或者因为年轻易感，或者因为找不到出路，使得灰暗的意象，苦闷的气氛笼罩着白色恐怖年代的文艺青年。相形之下，强大的美国往往成为最后的乌托邦。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每年大批学生远渡重洋，去美洲寻找新天地。

　　黑暗中的希望：接受全新洗礼的台湾留学生

　　解说：一九五七年，苏联发射全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掀起了美苏强权的科学与军事竞争。美国因此投入大量资源，吸引世界各地的理工人才，也是在这一年，杨振宁，李振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一连串科学的浪潮，影响了当时的年轻人。几年之后，物理系就跃升为台湾大学联考的第一志愿。

　　林孝信(台湾社区大学促进会常务理事时为台大物理系学生)：我那时开始也是，蛮感觉到说没有好老师。因此那时候我就曾经在探索说，为什么物理系的一些，过去已经有一些人毕业出国，在国外已经拿到学位，为什么不回来的原因，那时候是曾经探索过这个问题。

　　解说：正是在这样的问题背景下，一九六三年接连两篇报纸文章，就引发了一波青年运动。第一篇是台大教授俞叔平，在学生社团的演讲。

　　俞力工(社会评论家俞叔平之子)：(我父亲)这篇文章里面，他就做出这么样一个呼吁，就是，说首先我们要知道自己是中国人，我们应该把终生的精力，事业投入于台湾，建设台湾，出国留学只是一个短期的过渡打算。这个对于台湾当时来讲的话，可以说是切中要害。

　　解说：第二篇则是美国留华学生狄仁华的投书。

　　蒋宗国：这篇文章强调说，我们中国人很富人情味，不过公德心是很缺乏，比如说乱抛纸屑啦，或者是不讲公共秩序啦，卫生上什么上都有瑕疵。

　　刘容生：大家都觉得很气愤，大家都觉得好像受了很大的侮辱，因为这是一个外国人在批评我们。

　　蒋宗国：那么就让台大的学生就跳出来，就认为说，我们不是自私颓废的一代。

　　蒋宗国：我当时还是属于反对的，我认为说自觉运动，是一种自动自发的一个行为，不是一个说别人叫我觉我来觉，是我自己就要觉，那么我自己觉到什么种程度，那么都是问题，我怎么去觉人呢。

　　张系国(美国知识系统学院创办人时为台大电机系学生)：那时候年轻人，他的枪口是对着自己的，他还不会把这个问题的症结指向政府或者指向，比如说美帝或者是什么。也许我一向是比较特立独行的人，我的感觉就是说，我自己有什么错，我们那一代有什么错，为什么老要去怪自己。

　　解说：然而，除了少数的例外，成千上万的年轻人，终究被卷入自觉运动的潮流当中。

　　俞力工：就我记忆中，当时就有很多的年轻学生，尤其是运动的积极分子，经常跑到我们家来，希望我父亲出面领导这个运动。可是这件事情，是非常忌讳的一件事情，不过当时就是蒋经国先生对这个运动感到兴趣。

　　解说：于是，在救国团的协助下，各大专院校的学生，联合成立了青年自觉运动推行会，成为戒严时期少数几个受到当局认可的跨校性学生组织之一。

　　在那一段沉埋在，六十年代历史当中的故事，还有一股受到自觉运动影响的青年力量，集结于台大的“新希望”杂志。

　　刘容生：基本上其实讲起来就蛮简单，就是希望年轻人对自己的民族，中华民族有自信心，所以我们几位就办了一个刊物，叫做“新希望”。可能多多少少那时候也有仿造，那时候陈独秀先生那个“新青年”。

　　王晓波(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时为台大哲学系新生)：所以讨论来讨论去，大家最后有这么一个想法，中国未来的前途，还是要回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这个方向，那就是民主与科学。

　　解说：自发性的跨校联络网，加上刊登了自由主义的文章，触犯了校园与思想控制的禁忌，一九六五年“新希望”遭到停刊的处分。

　　解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半期，中国文革正如火如荼，西方的青年运动开始延烧。台湾本土的左派思想，经历长久的镇压之后，也在一些年轻人身上逐渐苏醒。

　　陈映真：终于，有思想总是要表现出来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认为最可以信赖的最好的朋友，于是我就偷偷的告诉我一个好朋友，叫做吴耀忠，然后一传，就慢慢形成一个，一个所谓的读书的团体。

　　解说：一九六八年，陈映真因为组织秘密读书会被捕，以亲共的罪名判刑七年，原本已经考上研究所的张系国，也因此改变了想法。

　　张系国：说老实话那时候，第一，那时候并没有说是完全想出去，所以才会去考研究所，对这些政治上的事情，比较注意以后，那么自然而然，就会有一种窒息的感觉，所以后来决定还是去留学。

　　解说：出国之后的张系国，参与了另一个社团，大风社的成立，此刻受到国外青年运动冲击的留学生，正在饥渴地重新发现一个被党国遮掩了二十年的世界。

　　张系国：那这些人的话就是，因为开始就隔离了很长的时间，对大陆是不了解，一旦到国外之后，就开始接触中共的东西，左派的东西。

　　刘虚心：所以那时候对左派有一种，非常大的深切的向往，我相信那个时候的学生，就是像我们自己吧，就是重新去认识中国近代史，因为我们在台湾读历史，都是不读中国近代史的。

　　解说：于是，一整个世代的留学生，在异乡接受了全新的洗礼与启蒙，同时在绿岛监狱里的陈映真，也遭遇了他意想不到的人生体验。

　　陈映真：入狱对我的一生来说，影响很大，倒不是说我被关了几年，而是我跟一个被掩盖的历史，只存在耳语中的五零年代的那一代人，活生生地见了面，我听到他们那个时代的风风累累。

　　歌词：我们的青春像烈火样的鲜红，燃烧在战斗的原野，我们的青春像海燕样的英勇，飞跃在暴风雨的天空。原野是长满了荆棘，让我们燃烧得更鲜红，天

　　陈映真：这就是后来我写“山路”那个系列，一个主要的题材的来源，那个大多绝对不是杜撰的，都是我听来很多很多类似的故事。那么记录了当时的人的伦理，精神的高度，那么整整一代的人，为了他们的理想。

　　歌词：燃烧在战斗的原野，我们的青春...

　　陈映真：我曾经在一篇中篇里面写道，就是说有人被叫出去，看到外面有月亮，他还说今天还有月亮呢，是用那种心情走出去，然后走向刑场，有那么一代人。

　　歌词：我们要在荆棘中烧出一条大路，我们要在黑暗中向着黎明猛冲。

　　陈映真：我常常说一生，人的一生，只能开花一次的青春，就义无反顾地献给这个理想的道路，而且慷慨就义。

　　未来：把受害的历史化作受惠的遗产

　　解说：六十年代末，戒严继续在进行，陈映真的读书会成大共产党案，大众幸福党案等等。满怀理想的左倾新生代通通被捕，台湾社会依然找不到左边的那只眼睛。

　　歌词：春夏交接的当时，蝉声哀啼响上天，蝴蝶折翅落大水，路边有断头的蜻蜓。青春青春渡时机，孤船有岸等何时。

　　我们通过时光隧道，回到那个地方，一群有青春之梦的人，要改造整个社会，因为这样的一份理想，用他一生去追求，然后付出一生的代价。我们受害的历史，把它化为受惠的遗产。

　　蒋宗国(时为法商学院学生)：他是说我们是一种训练，是你学校里面没有做的一个训练，那么这个训练呢，如果用训练的姿态出现的时候，人家说干嘛，我为什么要被你调训，我为什么要被你训?

　　广播：他们在下临深潭的两座小山头上，架设绳桥…

　　蒋宗国：所以它不能够用训练的面目出现，所以他说，我们救国团的活动叫做非训练。但是如果我用非训练的方式的时候，我又会失去了我的方向跟我的理念，因为不要搞成了一个娱乐团体，综艺团体。不是训练，不是非训练，那么我们是什么?我们是非非训练。我们知道吴兆棠博士，他是德国的心理学家，心理学博士。我所知道的，他有拿到两个博士学位，我们知道黑格尔就提到这个正反合的逻辑观念，我觉得跟这个倒还有点蛮近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