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40年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英国殖民者先后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3个不平等条约，强行割占和租借了香港岛、九龙司和九龙“新界”3块中国领土。辛亥革命之后，历届中国政府对上述3个不平等条约均未予以承认，国民党政府曾有两次大规模的收回香港的活动，但均以失败而告终。1949年10月17日，解放军四野十五兵团南下进军到香港北部边界，香港问题的解决获得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新中国政府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收复香港。耐人寻味的是，解放军在抵达深圳后就一直按兵不动，毫无继续南进解放香港之意。新中国缘何采取这种态度?这其中蕴含着怎样的历史玄机呢? 中英之间秘而不宣的约定。

　　1948年，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北战场接连告捷之时，英国朝野就开始不安了。他们很担心已经强占了一个多世纪的香港，难以继续高挂米字旗。1948年12月，港英政府颁布了《香港防卫军条例》。在许多人看来，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的日子快要走到头了。当时港英当局认为，丢失香港只是早晚的事，他们已经准备了“文”、“武”两手来应对香港之变，但这些都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正如1949年4月30日香港总督葛量洪在给英国殖民地大臣琼斯的绝密电报中所说的：“如果共产党人愿意夺取香港的话，英国将无力保卫它。”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14日，广州解放，英国占领下的香港门户洞开。四野邓华所部的十五兵团继续前进，10月17日到达香港北部边界。香港总督葛量洪后来回忆说：“1949年10月，共产党的军队到达了我们的边界，我们一直都向伦敦咨询，尝试预测那些军队抵达边界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是一鼓作气解放香港，还是让它暂时留在英国手中?党中央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做出了“暂不收回，维持现状”的决策。

　　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在执行的步骤上，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和情况，分别处理。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有利而又可能解决者，应提出解决。其尚不可能解决者，则应暂缓解决。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无害或无大害者，即使易于解决，也不忙于去解决。凡问题尚未研究清楚或解决的时机尚未成熟者，更不可急于去解决。总之，在外交工作方面，我们对于原则性与灵活性应掌握得很恰当，方能站稳立场、灵活机动。”党中央的这个指示实际上为解决香港问题提供了指导方针，即香港问题是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之一，必须取消，但又属于“解决时机尚未成熟者”，因此，“不可急于去解决”。

　　由于处理香港问题的特殊性，新中国政府对香港政策不宜公开宣布，只能以暗示的方式向港英政府传达“暂时不动香港”的意向。香港两家与中国共产党联系比较密切的报纸承担了这一特殊任务。1949年2月9日，香港《文汇报》在《新中国与香港》的社论中指出：“中国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革命迄目前为止，从没有一言一动牵涉到香港，或在理论上将香港如四大家族一样，列为清算对象，可见假想中的安全威胁决不来自中国人民的胜利。中国人民对国内反动政权，不得已而用战争解决。至于对外关系，除积极支持国民党反动政权且始终不放手者而外，决不至无端与其引起严重的纠纷。即使有应予修改调整之处，也会先就外交途径求其解决。”2月17日，香港《大公报》又以《乐观香港前途》为题发表社论说：“事实上，香港的地位并无什么危险，它的前途不如一些人所想像那么悲观。第一，中英关系一向不错……”;“第二，中国新政权并无盲目排外的征象……”;“展望未来，香港应该与中国大陆建立良好的联系，尽量发挥其物资集散交通衔接作用，使香港得到真正合理的繁荣”。

　　这两篇社论以一种非正式的途径道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维持香港现状、保持其稳定的意图。中共中央还通过秘密途径向港英政府提出3项条件：第一，香港不能用作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基地;第二，不许进行旨在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威信的活动;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港人员必须得到保护。只要港英政府能很好地遵守这3项条件，香港就可以长期维持现状。这3项条件合情合理，英国政府欣然接受，并与中国政府约定，此约内容秘而不宣。

　　1950年1月，在中英举行建交谈判的过程中，毛泽东基于“暂时不动香港”的决策，指示周恩来：“请周(按：指周恩来)复：胡阶森(按：英国临时代办)来时应与谈英国与蒋介石关系问题及建立外交关系的其他问题，而不要谈收回兵营问题。”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指示驻港工作人员，我们暂时不收回香港，不是放弃香港，也不是撤出香港，要长期生根，坚守阵地，支持国内工作;要承认香港同胞是在英国统治下，香港和内地的社会制度不同，这在短期内是不可改变的。1972年10月，周恩来会见英国客人时指出：“香港的未来一定要确定。租约届满时，中英双方必须进行谈判，从中国拿走的领土必须归还……中国的政策是不会在这些事情上仓促行事的。”这就是说，在时机未成熟时，中国仍要对收回香港进行必要的耐心的等待。

　　“暂时不动香港”，是党中央和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决策

　　毛泽东向英国表示的“暂时不动香港”的意向，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密切关注。斯大林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华了解新中国内外政策时，毛泽东向他耐心说明中共的立场：“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过去就行。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若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一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做最后决定。”毛泽东实际上提出了用和平方式解决港澳问题的政策，这是解放战争后期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酝酿的结果。

　　毛泽东“暂时不动香港”的特殊外交政策，在1949年1月至7月间初步形成了。这是一项原则的坚定性和斗争的灵活性高度结合的战略决策，是一项兼顾中华民族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现实主义大手笔。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曾在各种场合，多次阐述了这一特殊方针的重大意义。

　　暂不收回香港，有利于打破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全面封锁，争取对外开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美国政府还发起不承认新中国的外交活动，向英、法、荷、比、巴、澳等国政府发出照会，要求他们同美国保持一致。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闯入台湾海峡，尔后又操纵联合国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认为有必要保留香港这一“传统”的“国际通道”，作为新中国与国际社会联系与沟通的“桥梁”。香港是中国通往西方世界的窗口，是我们的瞭望台、气象台和桥头堡，因此必须审时度势，避免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凭单纯的革命热情而犯冒险主义错误。有鉴于此，毛泽东断然决定，待国内外形势对我们有利之时，“一揽子”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

　　从国际战略的角度来看，暂不收回香港主要是为了利用英美两国在对华政策上的矛盾以孤立美国。1951年春，周恩来曾对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说，香港对我们大有好处，“可以支持我们的反美斗争，支持我们的国内建设”，要求他们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周恩来还明确指出：“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东西方斗争全局的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维持其资本主义英国占领不变，是不能用狭隘的领土主权原则来衡量的，来做决定的。我们在全国解放以前已决定不去解放香港，在长期的全球战略中，不是软弱，不是妥协，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进攻和斗争。”

　　“暂时不动香港”这一政策对于突破西方阵营的封锁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项政策执行的结果，迫使英国为了维护其在香港的特殊利益，不得不采取有别于美国的 “公开敌视”的政策，而取现实主义的立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天，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就表示，中国政府如能善待英国侨民，英国就可以考虑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50年1月6日，英国政府不顾美国的阻挠，正式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愿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同时宣布不再承认国民党集团。英国由此成为西方国家中第一个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发生“事实上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并正式承认新中国的资本主义大国。1962年，香港总督柏立基在对法新社记者谈香港问题时表示：“香港与中国不存在什么问题，很公平，没有什么可以忧虑的。”

　　暂不收回香港，还能够使中国政府避免过分依赖苏联。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已经开始注意到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对苏联有可能将中国变成它的卫星国的企图有所戒备，尽量避免对苏联的过分依赖。保留香港，就使中国有了回旋余地。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而苏联却撕毁合同，加剧了中国的经济困难。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我国通过香港从西方进口了大量粮食和物资，香港作为“国际通道”，为中国人民渡过困难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国内发展的角度来看，暂不收回香港，可以更加充分地利用香港特殊的经济地位。周恩来认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以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朝鲜战争爆发后，由于美国等对华实行全面禁运和封锁，香港对内地出口额剧增到2.8亿美元。部分工业设备、紧缺物资和战略物资从香港源源不断地输入内地。由于战争十分需要橡胶，内地每月从香港进口的橡胶达2500吨，基本满足了当时的需要。此外，还从英国进口了钢铁、电器、机械、药品、有色金属及其他国家的粮食棉花等。这对解放初期稳定华东地区物价、保障供给起到了一定作用。

　　周恩来：香港和北京之间的关系，应该更密切些

　　1954年8月12日，周恩来在一次题为《关于外交问题的报告》中，针对英国的地位和特点，提出要“推进中英关系，争取和平合作”，“我们改善同西方的关系将首先从英国开始”。在谈到香港时，周恩来说：“香港的居民绝大多数是中国人，大家都认为香港是中国的。”但现在时机尚不成熟，我们“不要去谈”。周恩来进一步指出：要利用西方国家同美国的矛盾，在保障和平、开展贸易的基础上与之结成统一战线。

　　1955年12月14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了由香港大学英籍教授E?C?布兰顿率领的访问团。访问团有24位成员，其中大部分是抱着怀疑态度来看看的。周恩来谈到香港问题时说：“这个问题是最切身与最现实的问题，我们希望关系更紧一些，更密切一些。”周恩来指出：“我们经常经过外交途径，把一些情况告诉英国代办处，我们希望今后和香港政府能够直接接触，这样会便于两个地方关系的增进，也就是香港和北京之间的关系。”布兰顿表示回去后尽量发挥影响。

　　1955年12月20日、2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室两次会见了香港著名律师陈丕士等人。周恩来说：“香港人绝大多数是爱国的同胞，他们愿意看到祖国前进。”在第二次谈话中，周恩来着重谈到在香港设立机构问题。周恩来指出：“我们应该关心香港，应该在那里设立一个恰当的、正式的、代表性的机构。国家有个正式的机构在那儿保护国家的利益，如果美蒋要破坏，我们就有权利要求香港政府保护。现在的问题是研究用什么方式设立这样一个机构。”周恩来恳切地希望陈丕士不要忙于退休，因为他在香港的地位是很有利的，可以在那里多做些工作。周恩来还不无遗憾地说：“6年来，我对香港了解不太充分，注意得不够，工作得不够，现在接触一下，知道那个地方大有可为。那个地方有那么多的中国人，都非常关心祖国。”

　　1957年对港政策三原则

　　从1953年开始，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在三大改造运动中，一些部门在执行政策上出现了一些偏差，引起香港企业界的不安。在香港的部分爱国资本家也将自己的企业进行了公私合营，如南洋烟厂等。这对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内地与香港的关系发展都是不利的。

　　1957年4月28日，周恩来到上海，听取工商界朋友的意见，并发表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讲话。那天，接受周恩来邀请参加座谈会的主要有盛丕华、盛康年、胡子婴、吴志超、唐志尧、简日林等工商界人士。会议开始后，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说：“我很想了解海外的一些情况。你们各位都是工商界的朋友，与海外有广泛的联系。能不能够帮助我们做一些工作呢?”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大家谈了许多情况。

　　周恩来在《关于香港问题》的谈话中，全面阐述了党中央对香港问题的看法。他指出：“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对香港的政策同对内地是不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因为香港现在还在英国统治下，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连英国也可能这样想。”“香港是自由港，原料来得容易，联系的范围很广，购置设备可以分期付款，成本低，有市场，技术人才容易训练出来。所以，香港发展生产具备很多有利条件。我们在香港的企业，应该适应那里的环境，才能使香港为我所用。我们不是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吗?香港应该化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

　　对一些人担心随着国内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私营企业全部公私合营后，会变动他们在香港的企业，周恩来坚定地回答：“不会去变动它。”他说：“没有合营的不要合营，否则在原料、市场、销路上反而吃亏。保持和扩展香港这个阵地有好处。至于将来怎么办?我们不会来个七反八反的，不会像'三反''五反'那样的搞法。我们这样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工业化，经济力量会更加强大。所以，在香港的人，一般不要回来，在那里发展这个阵地有好处。香港的企业家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搞的是资本主义，不是帝国主义。过去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过，将来同香港的企业家还是可以合作的。港澳的同胞不要担心前途。”

　　周恩来还检讨了某些部门在执行政策上的-些偏差，希望得到朋友们的谅解。周恩来说：“我们过去对有些事情处理方法上有些问题，但不能说大的方面做错了。有偏差可以纠正，如对外贸易，应该管制，但不能管得太严。……我们要打开局面，就得对香港的民族资产阶级讲清政策，使人家有利可图。”

　　周恩来在这次谈话中提出了保持香港特殊地位、“为我所用”的思想，实际上包括了中国政府对香港政策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香港不同于大陆，要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这一原则确定了我党关于香港保持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的方针。第二，香港可以作为我国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这一基本原则确定了我党关于一定要保持香港的国际金融、贸易中心的地位，保持它的繁荣和稳定的方针。第三，我们把香港的企业家当作朋友，要同他们合作，而这一合作是有前途的。这一原则实际上确定了团结包括香港资产阶级在内的广大香港人，实行长期合作的方针。这也为后来的港人治港政策打下了基础。这次谈话反映了周恩来对解决香港问题富有远见的构想，它不仅在当时对争取香港各界人士支持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对中国政府在1997年7月1日顺利地实现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也起了某些先导作用。

　　香港的繁荣离不开大陆的支持

　　为了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中国政府在经济上鼓励内地与香港进行贸易。1948年，香港对内地的贸易总额为6.1亿港元，而到1950年香港对内地由入超一下子转为出超，仅出超总额就达5亿港元之多。这为香港的初步繁荣奠定了基础。

　　在生活上，中央人民政府保证对香港所需物资和淡水的供应。周恩来曾多次指出：“各地凡是有可能，对港澳供应都要负担一些，不能后退。这个阵地越搞越重要，对港澳供应确是一项政治任务。”香港人只有依赖内地的供应才能生活下去。如果内地切断香港地区所需的食物和水的供应，香港就会成为一座“死城”。为了供应香港活猪、活牛等物资，经周恩来批准，从1962年3月20日起，中国政府每天从武汉向港澳开出3趟特快列车。即使在“文化大革命”10年中，特快列车的规矩一直没改--每年除去大年初一以外，364天，天天发车。据不完全统计，3趟快车运往港澳地区的鲜活商品已在香港市场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猪牛羊鸡鸭鹅等活畜禽几乎占到100%，港澳同胞把这3趟快车称为“生命线”。

　　据统计，从1954年至1963年，香港进口食品有43%是由内地提供的，1964年到1973年增至50%。在价格上，70年代初香港从内地进口的食品价格平均较国际市场低50%，原料约低30%，服装等消费品便宜25%。这对香港的稳定发展，抑制通货膨胀，降低生产成本，增强出口货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起着重要的作用。

　　1960年前后，中国内地经济面临严重困难。尽管如此，周恩来仍专门安排扩建深圳水库，并对向香港提供淡水和食物问题做了专门指示，要求有关部门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1960年4月15日，广东和香港签订协议，规定由深圳水库全年供应香港50亿加仑用水，每千加仑只收人民币0.1元。1962年秋至 1963年夏，华南地区发生严重旱灾，从深圳到香港几乎没有下过一场雨，土地干裂，淡水缺乏，深圳的水位已降到死水位以下，香港的供水发生了严重困难。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高卓雄等知名人士联名致信广东省省长陈郁，请求协助解决香港的用水困难。广东省人民政府立即采取措施提供帮助，一方面允许香港巨轮驶向珠江口汲取淡水，以解燃眉之急，一方面酝酿讨论由东江引水到深圳石马河的供水工程。

　　香港供水严重困难的消息很快传到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对此极为重视。1963年12月8日，周恩来出国访问前专门绕道广东，亲自了解和过问香港的供水问题。他听取了关于东江引水到深圳的石马河工程方案的汇报，并同陶铸、陈郁、程子华等人谈话。他说：“香港居民95%以上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供水工程应由我们国家举办，列入国家计划，不用港英当局插手。”他还指出：“供水谈判可以单独进行，要与政治分开谈。”

　　在中央人民政府的积极支持下，1964年2月，石马河供水工程全线开工，翌年春季竣工。这项工程的兴建，不仅结束了香港长期缺少饮用水的历史，而且成为香港繁荣和稳定的可靠保证之一。以后，这项工程又经过3次扩建，目前，供水能力达每年11亿立方米，占全港淡水用水量的70%，成为香港的“生命水”。很难想像，没有用水的保障，香港今天会是什么样子。

　　在政治上，中央人民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防止香港出现动荡局面。虽然香港回归祖国前，仍由英国管辖和治理，但由于地理、人文等原因，香港无法与内地绝缘，许多政治事件都与内地有关。香港能否保持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受中国政府的方针、政策所左右。1967年，“文化大革命”波及香港。5月6日，香港薪蒲人造花厂发生劳资纠纷，港英当局派警察逮捕和打伤工人，警察与工人发生冲突，港英政府宣布实施宵禁。5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香港英国当局必须悬崖勒马》。5月22日，港英政府在警察与示威游行的群众发生冲突后宣布实施“紧急法令”。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香港的爱国者要组织起来，准备伟大祖国一旦发出号召，粉碎英帝国主义的统治”的口号。8月，北京举行群众大会，有人喊出“解放香港”的口号。8月22日，狂热的红卫兵放火焚毁了英国驻华代办处，中英关系降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点。

　　1966年10月，周恩来针对“文化大革命”波及香港的问题指出，在香港搞“文化大革命”并不意味着要解放香港，香港搞“文化大革命”必须是和平的。周恩来还坚决主张限制香港的抗议示威活动，拒绝了有人提出的运送400名训练有素的红卫兵到香港开展活动的建议。1967年9月初，毛泽东又下令禁止在香港搞暴力斗争，从而阻止了香港“左”翼势力的反英活动，香港的局势才稳定下来。事后，周恩来指出，这是极“左”思潮干扰香港和中国的对外政策的结果，并特别强调必须维持香港的现状，保持香港的稳定，要防止坏人破坏。事实表明，中国政府为阻止香港动乱，保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

　　“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英国就企图借助美国的军事力量，阻止中国收复香港。1957年10月，英国首相与美国总统在华盛顿就英、美协防香港达成默契。美国同意把香港作为双方联合防御的一个地区，作为回报，英国不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何稳住英国，消除美国插手香港问题的危险，遂成为中国政府面临的新课题。

　　1959年，针对党内少数人的急躁情绪，毛泽东从世界战略的全局出发，高瞻远瞩地指出：“香港还是暂时不收回来好，我们不急，目前对我还有用处。”在会见来访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毛泽东又说：“我们现在不谈香港问题。”言外之意，是应保持香港的现状。

　　1960年，周恩来结合新形势，总结过去十多年的经验，代表中央提出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即暂时不考虑收复香港，但应充分利用香港的有利地位，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外交战略以及对台工作服务。1963年8月9日，毛泽东会见索马里总理舍马克时说：“至于香港，英国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我们要占领是可以的。但过去有条约关系，小部分是割让的，大部分是租的，租期是99年，还有34年才满期。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贸易的关系都不利。我们不动它，并不是永远不动它。”维持香港现状，并不显示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香港问题上的软弱。在涉及民族利益、民族感情和民族尊严的原则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毫不让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对香港采取特殊政策是以“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为根本前提的，并且同样以坚定的措施加以保障。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一再声明，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政府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的三个不平等条约，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中国将恢复行使对香港地区的主权。

　　1963年3月，美国共产党发表声明指责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竟然允许殖民地存在”。对此，中共中央迅速做出了反映。3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一篇社论《评美国共产党声明》：“香港、澳门这类问题，属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问题”，对于这类问题，“我们一贯主张，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过和平谈判解决，在未解决以前维持现状”，“中国人民不需要在香港、澳门问题上显示武力，来证明自己反对帝国主义勇气的坚定性”。社论反映了毛泽东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一代政治家的伟大气魄。

　　随着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也公然嘲弄中国的港澳政策。他们指责中国不但未能把英国人赶出香港，而且还在香港与英、美资本家合作，共同剥削劳动人民。1964 年9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青年论坛大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其内容主要就是要在亚洲扫除包括香港和澳门在内的殖民地的存在，故意使中国代表难堪。9月25 日，新华社发表评论，批评苏联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了中国主权。

　　1971年10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3月，中英两国达成正式建交的协议。中英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联合公报发表前五天，1972年3月 8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致信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主席，要求把香港和澳门从该委员会所列的殖民地名单中删除。中国这一立场获得第三世界各国的同情与支持。11月8日，第二十七届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决议，把香港、澳门从殖民地名单中删除，从国际法上确认了中国对港澳地区的主权，避免了港澳问题的国际化，从而排除了外国插手港澳问题的可能性，为我国最终恢复行使对香港和澳门的主权创造了条件。

　　由于制约香港问题的国际格局发生了有利于中国的变化，中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态度也日益明朗化。1972年10月，周恩来在会见英国客人路易斯?海伦时指出：“香港的未来一定要确定。租约届满时，中英双方必须进行谈判。现在两国存在着正常的外交关系，英国自然应当在适当的时候参加谈判。从中国拿走的领土必须归还……中国的政府不会在这些事情上仓促行事。”1974年5月25日，在周恩来、邓小平的陪同下，毛泽东会见了来访的英国前首相、保守党领袖希思。毛泽东说：“很久以前中国害怕欧洲，但这些现在都成为历史了。”接着，他对希思说：“你们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说到这里，毛泽东问周恩来： “还有多少时间?”周恩来不假思索地回答：“是1898年租给他们的，租期99年，到1997年期满，距现在还有23年挂零。”毛泽东对希思说：“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他又望着邓小平说：“是年轻一代人的事情了。”明确将解决香港问题的任务交给了下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指出：香港作为英国管理下的亚洲贸易及金融中心，其地位是安全的，至少目前如此;另一方面又表示，香港在1997年应该有一个平稳的交接。当天晚上，邓小平在欢迎希思的宴会上发表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声明：香港问题作为中英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将“在适当时候予以解决”。

　　1974年，已经病重的周恩来还再次重申对香港要采取特殊政策，指出香港在收回之后，可以在一定时期实行资本主义。从毛泽东等人的谈话中，我们不难看出，主权收回、制度不变、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早已确定了的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提出的和平解决香港问题的设想，成为“一国两制”方针的历史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