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大画家任伯年有一女一子,长女任霞(字雨华,1870-1940),次子任堇(字堇叔,1881-1936),两人画风皆神似其父,几可乱真。故后来常常“仿作”任伯年之画,这在当时的画坛几乎是公开的“秘密”。任堇因体弱多病,而长期乞助于鸦片,后因肺病逝世。故身后几无遗产,家中却有遗孀和一女二子,子女当时均未成年,家庭生活顿时陷入困境之中。由一个名画家门第沦落为市井小民之家,在那个动荡的战争年代里,任家四人的生存之艰难可想而知。

　　1937年底,日本侵略军在占领了上海,并在上海浦东成立了伪“大道政府”。实业家、小说家、诗人、书画家和收藏家陈定山(1898-1984)在当年并没有离开上海,在此之前他还曾出任过上海商会中的“抗敌后援会副主任”一职。此时深感大势已去,所以他偶尔也会与几个朋友一起到舞厅里去借酒消愁, 暂时忘却一些内心的痛苦和烦恼。而当年的“米高梅舞厅”则是他们经常光临的舞厅之一。

　　“米高梅舞厅”位于虞洽卿路(今西藏中路)上,号称是当年上海的四大高级舞厅之一,另三家是百乐门、仙乐和大都会。而“米高梅”三字,其实是当年好莱坞五大电影公司之一Metro　Goldwyn　Mayer(简称MGM),在今天看来似有“侵权”和“山寨”之嫌。某次,陈定山与几位朋友去“米高梅舞厅”时,其中有一位朋友对他说,该舞厅有一位名叫任黛黛的红舞女要拜见他。陈定山虽然也时常出入舞厅,但与舞女们并无多少深交,所以就诧异地问:“我不认识她呀?”而朋友回答:“她认识你。而且还有一件要紧的事情,要向你请教呢。”陈定山更加感觉奇怪了,但也只能点头答应了。

　　不一会时间,任黛黛就转台子过来。陈定山初见到她,活泼而文雅。她一见陈定山就亲切地叫了一声“陈伯伯”。在舞场里如果叫舞客“伯伯”的确是有些刺耳,给人一种“老牛偷吃嫩草”的感觉。任黛黛嫣然一笑说道:“陈伯伯,您不认得我了,我父亲是任堇叔。”

　　陈定山听罢,几乎从座位上跌落下来。他吃惊地说:“你——怎么会堕落……”

　　她却夷然答道:“堕落有什么关系,人总是为生活而生活的。我有一个母亲,两个弟弟。”

　　任黛黛表明了此次拜见的来意。任伯年当年曾遗留下来许多的画作,但可惜都没有落款。现在想卖掉又怕人家不识货。所以恳请陈定山帮她写一篇介绍文章。后来陈定山帮她写了一篇《任伯年百年纪念展览画册序》的文章。在“任伯年百年纪念展览会”上,任伯年的“遗作”卖得相当好。任黛黛后来就不再去做舞女了。

　　不久之后,陈定山可能是因为曾经担任过“抗敌后援会副主任”之事,被日军宪兵队抓去,关了七天七夜,后来通过朋友和家人的多方营救才被“保释”了出来。陈定山蒙难出来,心中异常愤闷,朋友就劝他不妨去“米高梅舞厅”坐坐。

　　陈定山一进舞厅就见到任黛黛正在和日本宪兵队的大队长在热烈地跳舞,心里一阵作呕,实在坐不住了就向大门走去准备离开。

　　刚出大门,任黛黛就从后面追了出来。见了陈定山还说:“伯伯,我要请您再写一篇文章。”陈定山只得婉言谢绝道:“下次来,再说罢。”

　　过了一天,朋友又邀他去舞厅,他一口回绝。但朋友说:“你答应过任黛黛吗?只要你回答一句话。”陈定山想着对一个孤女,并且是朋友的女儿,应该不失信为好。所以就与朋友又去了“米高梅舞厅”。

　　这天任黛黛打扮光艳,一件银丝织锦缎旗袍,披一对红狐围巾。陈定山与她在舞厅的甬道里立住。任黛黛请他进去,陈定山不悦道:“不必了,你有什么话就对我说便是了。”她见陈定山不肯进去,就异常正色地说:“陈伯伯,我想请您再替我作一篇文章。”她说着就往舞厅里跑,陈定山无奈也只得跟了进去。

　　任黛黛边走边问道:“陈伯伯,您怎么会到宪兵队去的?”陈定山此时实在是忍不住了:“你也和杉原大队长一样,想请我到宪兵队去吗?!”因为那天陪任黛黛跳舞的日本军人就是亲自抓陈定山的宪兵大队长杉原。

　　任黛黛没有答话,只是陪陈定山跳了一个舞。当陈定山要离开时,任黛黛再一次叮嘱:“陈伯伯,你答应我的文章,将来不能不写。”从此之后,陈定山再也没有见到过任黛黛。

　　1942年秋天,任黛黛被人杀害在当时上海著名“三大饭店”之一的扬子饭店(今在汉口路和云南路口)的客房里,尸体被人弃置在大棕棚床底下,发现时已遇害多日。下体赤裸,还插了一把日本“倭刀”。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日本“皇军”所为,所以无人敢去深究。因尸体无人认领,后来就被饭店送去火化草草了事,骨灰不知下落。此事曾被当时上海的各大报刊当作“花边新闻”和“社会绯闻”而大肆炒作了一番。

　　陈定山在知道了任黛黛的死讯后,并没有感到特别的意外。有一天,他看见他的妹妹、著名女画家和女诗人陈小翠(1907-1968)的沙发上,有一件银丝织锦缎旗袍,披一对红狐围巾,他的眼睛几乎发晕。他认出这应该是任黛黛的遗物,就连忙问陈小翠:“这是谁的?”

　　陈小翠回答说:“这是彩霞妹妹的,你当然不知道。”

　　陈定山又不解问道:“她与任黛黛是朋友?”

　　陈小翠气不打一处来:“你还提起任黛黛呢?她的死,你要负一半的责任。”

　　陈定山更加是云里雾里:“此话怎说?”陈小翠这才将实情告诉了他。原来彩霞与任黛黛是无话不说的“闺中密友”,任黛黛几乎所有的跳舞服饰,均是彩霞所借。

　　任黛黛原来是当时重庆军统特工人员,她当初的第二次“下海”做舞女,其实已经是加入了军统组织,受命伺机刺杀日军宪兵队大队长杉原,但可惜后来被日本情报机构提前侦破而遇害。她见陈定山从日军宪兵队出来后,就想方设法去接近他,可能也想让陈定山做某些事情。但陈定山不知实情,而一直予以峻拒,所以任黛黛的“公关”任务并未成功。

　　她一再要陈定山帮她再写一篇文章,其实是想让陈定山以后能够帮她写一篇传记,因为她已知道此次刺杀杉原的任务凶多吉少,也有了不成功便成仁的心理准备。据说她还特别为此写有遗嘱。

　　陈定山知道实情之后大为懊悔,自责不已,也深感自己不配为任黛黛写传记文章。在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定山通过自己的“人脉”关系,曾经向有关方面口头提出要追认任黛黛为“抗日烈士”,但有关方面却以任黛黛没有“番号”和“尺谱”为理由而不予受理。

　　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重庆军统方面曾经在“米高梅舞厅”的茶室里举行过一次“庆功会”,负责人杨啸天在演讲时说过:“该舞厅在抗战时期,为我地下同志联系之大本营。”

　　1948年左右,陈定山离开上海赴台湾定居。某一天,他从报纸上看见日本政府的内阁里有一个也叫“杉原”的人之后,竟然连做了三天的噩梦。他当时就想道:“黛黛英灵不远,她还念念不忘我文章的承诺吗?”陈定山最后和泪写了一篇《任黛黛之死》的文章,发表在当时台北《中华日报》他的《春申旧闻》专栏上,完成了自己一生中对人承诺时间最久的一篇文章。也使人们知道了,大画家任伯年有一孙女,曾经是为这个国家和这个为民族而捐躯牺牲的,后人不应该忘记这位“红颜特工”任黛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