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没有完全被平定的强大地方割据政权，高句丽似乎应该在百济战事期间有所动作，以牵制唐朝中央政府，但它在战时并没有对百济进行有效的协助。 大唐帝国在征讨百济的前一年，即公元659年(唐显庆四年)年底，已经对高句丽进行了一轮军事打击，大唐铁勒籍将领契苾何力率薛仁贵等名将在横山(今辽阳附近)击败高句丽。虽然规模不大，但是唐军攻势凌厉。

　　结合大唐高宗对来到洛阳的日本使者所做出的“来年必有海东之政”“汝等倭客，不得东归”的决定，可知征讨百济拯救新罗对于唐朝来说是一次筹备已久的军事计划，而东征高句丽则是一次军事警告。事实证明，高句丽在西面受到了强有力的军事压制，陷入军事被动，自顾不暇，已经没有余力对百济进行军事援助。

　　史料记载，大唐出兵百济之际，日本大和朝廷接见了高句丽一支多达百名成员的使团，并与之进行了紧急磋商。这支使团直到百济战争接近尾声才离开日本。

　　由此可见，日本的最终出兵，与高句丽的居中斡旋、怂恿也不无关系。

　　当时的日本大和朝廷没有立即派兵，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日本大和朝廷正在本国东北方向与虾夷人作战，而它派往唐朝的使者已被高宗皇帝果断扣留。大唐朝廷已经清醒认识到，使团作为一种合法的情报搜集机构，很可能会对唐军推动百济战事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高句丽与日本之间隔有新罗、百济，日本没有任何借口以陆上途径出兵协助高句丽。

　　但日本的出兵意志也已露出端倪，甚至已经开始秘密赶造运兵船只。

　　平定百济的捷报很快传至洛阳城，大唐高宗及帝国上下对苏定方的战绩感到由衷欣慰。

　　百济战事的顺利结束对于整个帝国意义重大：

　　第一，大唐在隐忍多年之后在帝国东北方重塑国威，为属国新罗洗雪国耻;

　　第二，清除新罗反抗力量，也就意味着割据政权高句丽失去了一只有力的臂膀，这将为接下来平定高句丽的战事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也就意味着隋及唐初未能完成的宏愿将在高宗时代得以实现，辽东作为中华帝国神圣不可分割之地将再一次回归到中央政府怀抱。

　　8月，高宗皇帝下诏，“赐天下大酺三日”，以示庆贺，并于中秋之日命人撰写《大唐平百济国碑铭》。

　　中秋，对于中国人来说意义非常，对于唐朝人来说更是良辰吉日。大唐高祖年间，李靖将军征讨匈奴得胜，即于中秋节凯旋长安城。

　　为解决百济战后事宜，高宗皇帝再下诏，将百济原五部三十七郡改设为熊津(今韩国忠清南道公州)、马韩(今韩国全罗北道益山)、东明(今韩国忠清南道扶余郡)、德安(今韩国忠清南道论山市恩津面)、金涟(不详)五个都督府。

　　熊津都督府下辖熊津、东明、带方等八州，治所在熊津州。后来又将五个都督府全部合并为熊津都督府。从此，百济作为一个国家已经在法理和事实上彻底成为历史的烟尘，其领土终于划入大唐版图。

　　与此同时，王文度被任命为熊津都督，全权负责原百济地方的军政事务，抚纳百济残党，并招募平定高句丽的奇才良策。

　　9月，苏定方将军从朝鲜半岛经由海路而后陆路回到东都洛阳。

　　原百济王扶余义慈、王妃恩古、太子扶余隆、王子扶余泰在内的十三名王族成员，七百余名原百济高官、将领，以及大约一万两千余名原百济上层人士，也被带回大唐。

　　数年之前，百济一意孤行，与高句丽合作，攻占新罗大片领土，对百济王室来说，唐高宗那句“任王决战，朕将发契丹诸国，度辽深入。王可思之，无后悔!”犹在耳旁。

　　高宗皇帝对百济王室进行了一番象征性训斥之后，进行特赦，并给予高规格的政治礼遇，这批包括王室成员在内的百济籍人士从此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之内。

　　不久之后，扶余义慈去世，高宗皇帝特别下诏赐其为金紫光禄大夫、卫尉卿，并特许其旧臣送丧赴哭。扶余义慈被葬在大唐名将秦叔宝墓旁，唐朝人为其树碑立传。

　　日本使团在唐军平定百济捷报传至朝廷一个月后被解禁，在洛阳则天门，他们目睹了苏定方押解旧百济王扶余义慈等贵族成员班师回朝的情景。随后，日本使团离开洛阳，顺着西南季风踏上了归国的航程。

　　苏定方归朝之后，留下左骁卫郎将刘仁愿率领一万唐军驻守泗沘城，暂时代理新罗军政事务，新罗方面则由王子金仁泰等率领七千新罗兵马配合镇守。

　　王文度作为大唐首任熊津都督，赴任之时已是第二年的3月。是年(公元661年)，高宗皇帝改元龙朔。

　　李唐王朝的辉煌其实绝不限于贞观、开元这样的经典时代，显、龙年间也是一个不失铁血与尊严的伟大时代，甚至有其特别的神韵和内涵。所以一千多年之后，仍有海外著名李姓华人取名为“显龙”，这蕴含着一个深刻理解祖国历史的后人对其祖先的深沉怀念。

　　“龙朔”这样一个华丽威武的新年号并没有给当时的一位将军带来好运，他就是大唐首任熊津都督王文度。

　　王文度在公元656年攻打突厥的战事中，曾替高宗皇帝背了黑锅，被除名为民，后复拜左卫郎将--他却在赴任途中因病去世了。

　　随着百济王室正式向唐朝投降，百济虽然只能作为一个地理和历史名词存在，但这里还不太平，不仅不太平，这片土地还将见证中日之间的首次大对撞。

　　汴州尉氏籍(今河南尉氏)将军刘仁轨登场了，他在王文度病死之后奉诏任检校(代理)带方州刺史兼熊津道行军长史。

　　这位平民将军生于隋朝末年，身处乱世家境贫寒，但“恭谨好学”，买不起笔墨纸砚，就在地上书写，读书涉猎广泛，遍及文史古今。唐朝建立之后，新政权给了这样一个平民子弟施展才能的机遇，也成就了一代名将。

　　现在看来，刘仁轨将军当为千年以来“中国抗日第一将领”，这不仅是因为刘将军是第一位对日作战的中国将军，更是因为在他的策划和指挥下，中国军队取得了历史上第一次经典的对日完胜战役。这位将军是幸运的，他身历高祖、太宗、高宗、武后四朝。

　　在太宗之时，作为地方治安首长，刘仁轨就因不畏强权深获太宗赏识，由地方官而任朝官。高宗年间又因秉公耿直得罪了权臣李义府。公元660年 (唐显庆五年)，高宗东征高句丽之时统水军，他督海运，负责后勤补给。年尾不宜出海之时，被上司李义府恶意催发，结果遭遇海上风浪，船覆。幸亏高宗皇帝明辨是非，虽将刘仁轨免职，却命其以白衣罪身随军效命。

　　刘仁轨部与刘仁愿驻军顺利会师。在刘仁轨的随行人员中，还有其政敌李义府的心腹，不仅对其进行掣肘，甚至劝刘仁愿不要分战功与他人，要寻找机会排挤刘仁轨。

　　刘仁愿并非蝇营狗苟之辈，并且与刘仁轨一见如故。二人虽皆为武将，但刘仁愿颇有儒将风范，英雄相惜，不仅没有加害于仁轨，反而对其信任有加，甚至将军事指挥大权交与仁轨。

　　历史对这段佳话褒奖有加，《资治通鉴》有载为证：义府又讽刘仁愿使害之(指刘仁轨)，仁愿不忍杀。

　　百济王扶余慈投降唐朝之后，百济旧地先后出现几支反叛力量， 他们退守到南部南岑、真岘(今韩国大田市附近)等城，或与唐罗联军形成静态对峙局面，或频繁进行小股骚扰。

　　叛军中的一支是以原百济将领黑齿常之为首的兵民合体势力。黑齿常之在战前的职位相当于唐朝的地方刺史，战后初期，黑齿常之率领部众向苏定方投降，他甚至前往泗沘向唐罗联军送款。

　　本来黑齿常之所部是一支不该出现的反叛队伍，但是苏定方的个人错误铸成了悲剧。

　　苏定方作为一员攻城将领是优秀的，他戎马一生，驰骋疆场数十年，从大唐西域到东北亚转战数千里，可谓攻必克战必胜，但却缺乏长远的政治眼光，犯了一个人类中世纪的将军常犯但是作为唐朝名将不该犯的错误--在已经取得胜利之后纵容部分兵士劫掠。

　　黑齿常之在惧怕之余，利用当地反对民意，率领十余名亲信遁归本部，纠结亡散，形成了以任存山区为基地的军事堡垒。他们通过结栅以自固的方法，拥兵自保，不仅得以据守，而且在旬月之间收留原百济残众三万余人。

　　8月26日，苏定方遣兵攻伐，因任存山地势险要，唐罗联军没有取得实质性的军事进展。

　　从黑齿常之战后初期的投诚行为来看，他并没有太强的反叛野心;从他此后的军事动作来看，他把最大的精力用在巩固任存山，以求自保，并没有加入进攻唐军的行列。可以说，黑齿常之所部是一支处于观望态势的兵民杂糅力量。

　　另外一支重要的反叛力量则以任存山城为据点，其领军人物为鬼室福信和僧人道琛。

　　王文度去世稍前，即公元661年(唐龙朔元年)3月，僧人道琛自称领军将军，鬼室福信自称霜岑将军，招诱各地叛军，势力迅速扩张。这股势力进一步占据了周留城(今忠清南道境内)，并在泗沘城南岭竖起四五道大栅，试图围困泗沘城里的唐罗守军。

　　他们派人来到刘仁轨将军的大营，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我们听闻大唐与新罗盟誓，百济无问老少，一切杀之，然后以我国土地交付新罗。与其静等受死，不如战死，所以我们才聚结固守!”

　　新罗与百济素有世仇，在唐军出兵干涉之前，百济侵新罗土地，杀其宗族，没少欺负人家，所以现在百济残余势力害怕新罗报复，这一点应该说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所谓的“以百济付新罗”，唐朝过去没有、将来也不打算有这样的战略交易，唐朝中央政府已经将百济旧地设置成直辖行政区域。所谓的“百济无问老少，一切杀之”，更是一种诬陷式的风传，姑且不论百济故地与历史上的大陆中央王朝有长久的隶属关系、百济旧民有不少的中原血统，“一切杀之”这样的猜疑，也是与唐朝中央政府一贯奉行的“战争法则”相违背的。

　　唐朝中央政府已有将百济作为完全的直属领土经营的计划，对百济居民的安置，也已经被大唐政府列为战后重建工作的重要项目之一。这项工作将由刘仁轨将军完成。

　　很明显，这一支叛军试图先发制人，在道义上置唐军于被动。在百济王室已经昭告天下服从唐朝的前提下，这些残余势力要想再有所作为，在政治上十分被动。

　　刘仁轨将军对于传言非常重视，亲自修书，具陈祸福，并遣使者晓谕叛军。

　　鬼室福信和僧人道琛很清楚自己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他们真正想做的就是形成气候之后自立为王。该方面叛军自恃地势险要，拒绝接待刘仁轨的遣使，将其搁置在军事基地外围的馆舍之内，并且传话道：“使人官职小，而我是一国大将”，最终以“不答书”的方式将使者遣回。

　　刘仁轨整顿所率唐军，果断对鬼室福信和僧人道琛所部展开凌厉攻势。战事进展顺利，唐军迫使对方大撤退，在慌乱的逃亡中，百济败军发生严重踩踏，坠河淹死者达上万众。百济叛军不得不放弃对泗沘城的合围，退缩至任存城。

　　新罗方面则按照唐高宗诏书计划，以金品日、金文忠、金义服、金文品、金义光五军，从百济南部进发北上支援刘仁轨。金品日所部新罗部队在百济南方遭到鬼室福信伏击，被迫撤离，损失大量辎重。

　　从单纯的战事输赢角度来看，泗沘战事失利之后，僧人道琛与鬼室福信本该及时整合战略资源，维持局面，伺机待进，但战场上的失败进一步刺激了僧人道琛与鬼室福信的权力斗争。

　　高句丽则不顾警告和威慑，发重兵进攻新罗北部，试图牵制百济战区的唐军，时值6月。战事开始后，巨大陨石从天而降，坠落高句丽阵营，接着雷雨交加。高句丽统军将领恼音信、生偕等以为新罗有神人相助，只得狼狈撤军。新罗就这么十分侥幸地坚守住了北鄙。

　　由于唐军远征军主力已经撤回大陆，百济叛军实际控制了熊津江南段至白江流域的水路，唐军的有效活动半径被限制在泗沘、熊津等北方地域。而泗沘城又遭到合围，与熊津等军政要地的联系岌岌可危。

　　在朝鲜半岛上，新罗军除在战场上配合作战之外，还在一定程度上担负唐军的后勤补给工作。泗沘城被围后，唐朝刘仁愿将军所部和新罗守军的补给不足。外围的新罗军攻击泗沘南侧军栅，斩杀百济叛军一千五百余人，方打通泗沘城的粮道。

　　百济战区的重要性远不止于此，它直接影响唐朝在高句丽战区的未来走向。

　　公元661年(唐显庆六年)5月2日，大唐高宗以契苾何力为辽东道大总管、苏定方为平壤道大总管、任雅相为浿江道大总管，以三组集团军为主力正式发动旨在灭亡高句丽割据政权的大规模战争。

　　高句丽朝野上下人心惶惶。百济战区在此时不仅成为重要的补给路线，而且是否稳定，对高句丽战区影响甚大。

　　8月11日，苏定方在浿江(今大同江)大败高句丽军，开始对其都城平壤进行围攻。

　　与此同时，唐朝刘仁愿部和新罗军队则被鬼室福信叛军阻挡在在瓮山城(今韩国忠清南道境内)，无法按期抵达高句丽对苏定方部进行军事支援。

　　此时百济战区敌我双方的实际作战力量基本持平，如果一方力量发生变化，百济走向乃至整个半岛的走向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6月，新罗国王金春秋去世，谥号“武烈王”，庙号“太宗”，太子金法敏继承大统，也就是历史上的新罗国高宗文武王。

　　金法敏即位之后，按照唐朝高宗皇帝的旨意，调遣新罗军与刘仁愿部会合进攻高句丽。新罗方面军与刘仁愿所部唐军在今天的韩国京畿道利川市会师。一周之后，即7月24日，日本齐明天皇在朝仓宫去世，中大兄“素服称制”，是为天智天皇。

　　9月，天智天皇在日本长津宫授予流亡日本的旧百济王子扶余丰“织冠”阶，并将一名日本贵族女子许配与他，正式册立扶余丰为“百济王”。同时下诏命令日军五千余人、乘船一百七十艘，护送扶余丰回到百济旧地。日本正式出兵百济。

　　这也是日本第一批派遣军。决心参战的大和朝廷倾其国力，支援事实上已经不存在的百济国大批战争物资--十万支矢、五百斤丝、一千斤棉、一千端布、一千张韦、三千斗稻种。

　　而在此之前的公元658年(日本齐明天皇四年)4月，由阿倍比罗夫将军率舰船一百八十余艘向今秋田、能代一带进攻，后又推进到渡岛附近(日本北海道东南端)。第二年3月，进攻桧山，占领大片土地，同时设立地方政府、建立军事基地，以备迎击虾夷势力的反攻。这场战争使得大和政权拥有了北海道的大部分地区。到这一时期，阿倍家族已经有七十年经略北部边境的历史，阿倍比罗夫也是当时日本著名的水军大将和外交名士。

　　唐罗联军征讨百济，是在公元660年，彼时日本大化革新已进行了十五年，虽然改革尚不完善，但整个国家的发展已经进入了良性循环。尤其在扫荡虾夷的战事成功之后，大和朝廷大体上完成了本岛统一，国家开始出现强盛趋势，国力处于上升期。

　　唐罗联军与百济开战的消息传到大和朝廷，已是战争发生后数十天的事了，与百济关系向来密切的日本之所以没有在第一时间给出反应，是因为唐罗联军的闪击战策略收到奇效，而派往唐朝的使团被唐朝软禁，这些遣唐使在9月12日被释放之前一直被看押，根本无法获取外界消息，更不要说向日本传回战时情报。

　　百济叛军向日本求救之时，恰逢阿倍比罗夫征讨虾夷凯旋。日本再一次燃起了重归半岛的野心，加以本国军队经过多年战争历练、士气正盛。但是大和朝廷心里很清楚，东北战争的对象只是虾夷部落的乌合之众，而如果要出兵朝鲜半岛，它真正的对手并不是新罗，而是本国推行改革的效仿对象--大唐帝国，是日本数百年来一直仰慕的大陆王朝。

　　对于这一切，大和政权统治者不可能不做一番仔细考量。

　　但与此同时，大和朝廷也确实有与大唐帝国一决高下的强烈欲望。

　　百济的覆灭对日本大和朝廷来说，也是极其重大的损失，这意味着它失去了一个盟国。如果听任百济亡国，日本在半岛上的利益将被彻底清除。

　　再者，日本实施大化改新以来，国内矛盾迭出，朝堂之上以及背地里的权力斗争从未消停过。在改革过程中利益受挫的旧豪族明目张胆抗拒改革，改革派的核心成员之间也是关系微妙，对领导权你争我夺。以中大兄皇子为首的改革派虽然有能力对政治异己实施铁腕，但是他仍旧时时受到有形或无形的掣肘，他对已经在手的权力没有安全感。

　　鬼室福信和僧人道琛迎回原百济王子扶余丰，试图在政治上进一步为自己增加砝码。

　　在此后大半年的时间里，扶余丰在日军的护送下，先后三次往返于半岛与日本，在日本大和朝廷的主导下，策划所谓的“复国大业”。

　　但扶余丰的回国并未平息百济残余势力内部的权力斗争。鬼室福信除掉僧人道琛之后，挟持着扶余丰，继续对唐军进行袭扰。

　　公元661年(唐龙朔元年)10月，大漠南北的铁勒发生叛乱。

　　12月，日本试图支援高句丽，齐明女皇遣水师北上，停泊在百济沿岸的船只失火受到一定损失，但仍起到了声援的作用。

　　公元662年(唐龙朔二年)2月6日，百济境内的唐罗联军到达平壤，远道送来所剩不多的粮草。由于远征作战，后勤补给困难，加上天降大雪，唐军在高句丽战区的军事进展不顺。唐初名将庞孝泰和他的十三个儿子全部战死，庞孝泰所率岭南兵全军覆没。高宗皇帝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

　　由于在高句丽战区的战事失利，高宗皇帝在命令撤出围困平壤的主力部队之后，给屯兵百济熊津城的刘仁愿下发圣旨：为避免孤城不可守，发生无谓的消耗，率部队撤至新罗境内，如果新罗王金法敏挽留他们镇守新罗，则在新罗待命;如果新罗拒绝，就乘船回国。

　　撤军诏书于4月送达。刘仁愿所部几经生死，思归者众，战争进行得十分艰苦。唯有刘仁轨认为应该坚持继续留镇百济，并说服众将。

　　扶余丰与鬼室福信以为刘仁轨部接到圣旨必然会撤军，于是放松警惕，并派遣使者传达：“大使等何时西还，当遣相送。”

　　公元662年(唐龙朔二年)7月，刘仁轨抓住敌军麻痹大意的有利战机，主动出击，在熊津江东岸有力地打击了鬼室福信所率领的百济残余，并且赢得赫赫战功--连续攻取支罗城(今属韩国全罗南道)、尹城、大山(今属韩国忠清南道)、沙井等城外设下的百济军营。

　　此时，熊津江畔的险峻要塞真岘城仍在百济残军手中。

　　真岘城临江高险，又当冲要，鬼室福信加兵镇守。刘仁轨则乘胜追击，并果断采取夜袭战，组织敢死先锋爬上城头，黎明之时，唐军里应外合，一举破城。

　　大唐高宗皇帝于7月30日在洛阳城里获得战报。为巩固战果，高宗皇帝应刘仁愿所奏，诏发淄、青、莱、海之兵七千人，任命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熊津道行军大总管，浮海赴百济，以援助刘仁愿部。同时，大唐朝廷授扶余隆为百济郡公、熊津都督、马韩道安抚大使，随军前往，从而结束了刘仁愿对熊津都督一职历时近两年的代理兼任。

　　这就形成了以大唐“百济郡公”扶余隆与伪“百济王”扶余丰抗衡的局面。

　　孙仁师部在德物岛(今韩国京畿道西海中德积岛)休整并商议对策，决定首先从百济中部突破到达泗沘城。他所选择的登陆地点倭济联军布防薄弱。

　　孙仁师部出其不意，越过熊津江口直下古沙夫里城，并于当地大破守备日军，初战告捷。

　　此后，大唐中央政府将古沙夫里改名为古泗州，其首府县易名为“平倭”县，并树碑立传，以纪念这场成功的登陆破袭战。

　　公元662年(唐龙朔二年)12月，大雪纷飞。扶余丰以临时首都周留城为山城，远离田亩，不便经营农商为由，计划迁都避城(今属韩国全罗北道)。他的日本顾问团则认为避城与新罗领地之间的路程一夜可达，迁都此地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而且周留城山高溪隘，易守难攻。扶余丰没有听从他们的建议，执意迁都。

　　第二年早春，即公元663年(唐龙朔三年)2月，新罗军队攻取占与避城相接的四座要塞，新都避城岌岌可危。在新罗军的军事压制之下，扶余丰被迫再次迁回周留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