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值班室两个秘书、三个干事，一共才五个人。而“文化大革命”中的忙和累使得在工作上从不轻易喊累的周恩来也不堪重负。但江青一伙出于对周恩来“整不倒也要把他累垮”的企图，打起了总理值班室的主意。

　　那是1968年3月中旬，由周总理主持会议，讨论解决东北问题和宋任穷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会议定在下午4时在大会堂召开。大约在3点半左右，江青的警卫员孙占龙同志打电话给我，说江青刚起床，还没有吃饭，要我在大会堂准备吃的，在会议室旁边找个房间先吃饭后参加会议。

　　此时，党中央、国务院、军委、中央文革等有关同志都到了，就等着江青了。江青大约晚到了15分钟，我对她说：开会在这个厅里，你的饭在小山东厅，要不要先吃点东西?她没说话，斜了我一眼，就进了会议室。

　　她径直走向总理，以质问的口气说，你们在开什么会?为什么叫成元功在门口挡着不让我进来?就这样当着与会者的面大吵大闹起来。总理就让汪东兴叫我进去当面说清楚。

　　我推门进去后，总理说：“你们查对吧，我不参加。”说完总理就到走廊里去了。我就把她的警卫员来电话说的原原本本讲了一遍。

　　江青一拍桌子，说：“根本没有的事，去把我的警卫员叫来。”汪东兴把孙占龙叫去，孙说：“是我打电话让成元功准备饭的。”江青勃然大怒，拍着桌子说：“你们都给我滚出去，不要你们在这里工作，你们去给总理说去。”

　　后来江青又和总理吵闹了1个多小时。我心里清楚，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她是把矛头指向周总理，拿我们开刀的。

　　几天后，一个深夜，江青又把总理、汪东兴叫到钓鱼台。江青说：成元功历史上就是个坏人，曾多少次限制我，多少次阻挡我和总理接触……总理说：不会的，成元功14岁参加革命，从小在这里长大的。江青斩钉截铁地说：那至少也是变了质的坏分子。随后，又把警卫处其他同志指责了一番，骂了一通。

　　这样一来，警卫局的领导就不好办了。汪东兴和几位局领导找我谈话，说你先到学习班学习一段时间再说，以后不要再到首长处去了。我后来去了江西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直到粉碎“四人帮”前夕才回到北京工作。

　　成元功遭难被迫离开周恩来两个月后，按捺不住“倒周”之心的江青再次向周恩来撒泼发难。

　　事情的起因，是江青批示传阅的一份电话记录。

　　5月31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并举行盛大的成立大会。同时，四川省革委会打电话报告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办事组接电话的人作了一个电话记录，大致内容是关于四川成立革委会一事。这完全是一个例行公事式的电话，没什么实质性的重要内容。但江青为了显示一下权力欲，大笔一挥，把电话记录批送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传阅。周恩来签阅后，顺手将这份文件放进他办公时常用的皮夹子里。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来询问这一文件时，秘书周家鼎怎么也找不到这份文件。待周家鼎找到这份文件退给中办秘书局时，已是6月2日了。隔了一天，当天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消息。

　　因此，秘书局值班人员询问总理值班室：此件毛主席已阅，6月2日《人民日报》已发消息，是否还需要传阅?

　　最后双方决定请示一下中央文革办事组。

　　不料，江青借此事大做文章，指责周恩来纵容他的秘书，目无中央文革，看不起她江青，等等。而后，又气冲冲地在传回的电话记录上批了一段很长的文字：“如果总理的秘书和中办秘书局认为可以不传阅了，那么，请只送毛主席、林彪、伯达同志，其他同志可以不传。不过，政治责任应由总理的秘书和中办秘书局负。”完了，江青又把电话记录批送毛泽东、林彪。

　　林彪阅后，又批给周恩来，并加了一句：“今后江青同志及中央文革其他同志批传的文件及电话记录必须按批送的范围及时传阅。”

　　周恩来看了江青、林彪的批语后，沉思了半天没说一句话。周恩来在文件上批道：“我将另有一检讨意见送上。”然而，周恩来的检讨并没有使这件事情了结。江青抓住这件事胡搅蛮缠，没完没了，说总理值班室的眼中没有中央文革，要解散，等等。

　　总理值班室两个秘书、三个干事，一共才五个人。而“文化大革命”中的忙和累使得在工作上从不轻易喊累的周恩来也不堪重负。但江青一伙出于对周恩来“整不倒也要把他累垮”的企图，打起了总理值班室的主意。

　　此后不久，总理值班室被迫撤销。周恩来身边除留下一个秘书外(后来又增加了一个)，其他人下放基层“支工”、“支农”。周家鼎也从此离开了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