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差阳错，求学路上从了军

　　我原籍广东开平，1923年农历四月十五出生于澳门，上面有四个姐姐。父亲长年在秘鲁谋生，最后病死在那里。我小时候在澳门读小学，只读了四年书，因为家里没钱，就没得读了。后来，二姐姐在广东曲江五里亭“万国医务团”工作，可以供我读书，于是，只读过四年书的我报考广西桂林大学，结果被备取了。

　　我去桂林读书的时间大约是1941年。路过湖南衡阳时，没有了钱，在火车站逗留，忽然上来五六个当兵的，说要检查，他们以为我是奸细，关了10天后把我带到县政府。

　　审问我的人叫容有略，是黄埔一期学生，当时担任第十军参谋长。容有略是香山湾仔人，香山湾仔就在澳门的对面，他同我也算是老乡了。他先问了我有关澳门的一些事和个人情况，然后问我出来干什么，我说打算到桂林读书，他就说这年头读书没用，你这么聪明，还不如去读军校，出来当军官，打日本人。我说好的。

　　于是他们就送我到设在贵州独山的黄埔军校独山分校学习。学校约有三百多名学员，我们属第十七期，我们班五六十个人。在军校训练很苦，有位名叫彭光烈的四川籍教官，动辄体罚我，让我双手高举步枪，站在太阳底下，从上午到下午八个小时，连尿尿都不允许。

　　除了训练，还要去锯树，造房子，为下一届学员入学做准备。我训练很刻苦，教官让我与他对打，总被他打趴在地上。教官就用竹制的刀打我，让我爬起来再练。经过苦练，后来教官终于被我打败了。在军校时，爬山比赛我得了第一名，奖了五斤猪肉，第二名奖了三斤。

　　夏天、冬天都过了，我大约读了十一个多月的军校，出来后就加入部队，驻扎在湖南的常德、长沙、衡阳一带，与日本人打仗。

　　常德会战，先喝一碗壮行酒

　　你让我说我们驻扎长沙的情况吗?好的。

　　我参加了第三次长沙保卫战，由薛岳任湖南省主席兼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我们是他所辖的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师长容有略。我在师部直属特务排，任排长。

　　常德会战，我们奉命增援，攻占德山。当时，我们往上冲，日本人机枪往下扫，死伤很多，攻占不上。长官让我们冲上去肉搏，部队在后面扫射，我们的许多人和日本兵被一道打死了。到了晚上，我们绕道悄悄摸上去，用枪打，用喷火器喷，下面的部队紧接着往上冲，终于把山头占领了。

　　我刚打仗时也害怕，还会尿裤子，后来就不怕了。小时候读书，就知道“九一八”、“五卅惨案”和“济南惨案”，心里就非常恨日本人!中国军队在上海四行仓库打响保卫战，很英勇，我很敬佩他们。

　　晚上打仗，心情很复杂，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回来，有些士兵就会喝一碗壮行酒。这种心情是现在年轻人体会不到的。第二天战友见面，很兴奋。“你还活着?”然后就是交流昨晚战绩，你杀了几个，我杀了几个。日本部队不一定都是日本人，里面还有朝鲜人和中国台湾人。

　　在战场上，随时都有可能战死。战友方子才，广东东莞人，当时在司令部当中尉副员(参谋)，在常德会战中被打伤了，是我把他背回来的。一个副排长，受伤后我去背他，他一路呻吟，后来没声响了，身体渐渐发冷，放下一摸早已经死了。

　　有一个当出纳的战友，被日本人打死了，一百多万元钱归我管，因为我是排长啊，我就把一叠叠的钱给二姐夫和其他战友分带。我的姐夫把钱塞在上衣口袋里，日本人一梭子子弹射来，刚好打在厚厚的一叠纸币上，捡了一条命。

　　衡阳保卫战，挥动大刀杀鬼子

　　1944年6月衡阳保卫战打响，我所在部队就驻扎在衡阳城区。

　　夜里，我们经常从驻地出发去到江东岸的黄巢岭(又名黄茶岭)一带偷袭日本人。日本人过来，我们血就涌上来，让士兵杀前头的，我从后面杀，一刀一个，好痛快，日本人被杀得哇哇叫。

　　我恨日本人!当初，在战场上，脸部被日本炸弹炸伤。一次过湘江时，屁股被日本机枪打中，两颗子弹二进二出，钻了四个洞。战友方子才左胳膊被打穿，终生残疾。我们驻扎衡阳的时候，堂弟罗英瑞来看我，他没当过兵，正碰上衡阳保卫战跟日本人打仗，也就留了下来，发给他一把枪。

　　我们守在堡垒里，出不来，日本人用喷火器喷，堂弟熬不住跑了出来，立即被乱枪打死，就葬在衡阳的“万人冢”里，据说上面有他的名字，不知真假。衡阳是想去的，就是想去看看堂弟。可现在老了，老婆不让我一个人去。

　　打仗的时候，躲在墙后面，不行，墙一炸就倒，危险;最好是躲在战壕的转弯处，随时调换位置，很难打中，这是战场上总结出来的智慧。在衡阳我们被日本人包围了整整47天，打得非常惨烈。

　　我打仗很拼命的，有什么紧要的危险的任务，比如偷袭啊，长官首先想到的是我。一有任务了，我光膀子，背一把大刀，非常兴奋，真的很勇敢，不怕死。往往怕死反而快死。晚上日本兵睡觉时，我带人悄悄摸过去扔手榴弹，然后提着大刀守在营房门口，日本人出来，一刀一个。白天磨刀，晚上杀鬼子。

　　夜里天很黑，分不清敌我，我和战友就脱光衣服，剩下个裤衩，一路爬行，摸到穿衣服的就砍。每天晚上回来，浑身是血，就让当兵的往我身上泼水。我经常想今天还活着回来，明天也许就死了。打衡阳时，感觉都死过好几回了。

　　有一天，飞虎队的一架飞机受伤迫降在山坳里，正好在中日军队阵地中间。飞行员名叫陈展芬，广东梅县人。日本人把飞机打得稀巴烂，陈展芬幸运地躲进了树林。晚上长官命令我带20多个人前去营救。我们没穿衣服，就带大刀和手榴弹，找了好几个钟头。飞行员怕我们是汉奸、伪军，我们就用广东话喊：“中国飞行员!快快跑出来，我们是中国的军队!”我们不能喊得太响，惊动了日本人，枪马上会打过来。飞行员救出来了，脸上抹的全是泥巴，像鬼一样。

　　我本善良，无可奈何枪毙军长

　　有一天，我们抓到了一个日本兵，当时日本飞机每天要来轰炸，我们把日本兵绑在街道上，心想让日本飞机炸死他算了，结果还是没有炸死。我们就打他，敲他。我们太恨日本兵了。他的胸前口袋里放着一张“千针符”，是用针绣的，可以保佑平安，日本人也信的。他口袋里还写着他家人的名字，看了我也很难过，但是没有办法，你死我活，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

　　其实我很慈善的。在家我杀鹅，鹅一下子没死，鹅追我逃，把我吓死了!很奇怪，杀日本人一点不手软，抗战中，被我打死的日本人起码有20多个。1945年12月，第九战区司令部发布训令，颁发给我奖状和精忠救国银质奖章(编号658号)。

　　最难过的是杀逃兵。部队出去打仗，有的战死了，有的趁乱当了逃兵，能够回来的也就六七成。杀逃兵也要我们来执行，不能用枪，枪声会惊动敌人，用的是大刀，规定一刀解决，不可以第二刀。我实在不忍心，但也没办法，杀逃兵之前，我只好对他说声对不起了。

　　蒋中正来衡山召开南岳军事会议，有一位叫张德能的军长，因为违背军令，擅自撤离长沙，被拉出会场枪毙，也是由我执行的。我是特务排排长。

　　那天，一位姓邓的团长小声告诉我，让带两个兵把张军长抓起来枪毙，他指给我看是哪一个。张军长坐在师、军长堆里，我印象很深。蒋中正质问他，你撤退了没有，张喊没有。我们把他帽子摘掉，拉出座位用绳子把他自上而下绑起来，他的脸吓白了。

　　我手下两个士兵一边一个把他挟出会场，拉出门外没多远，我叫他跪下，用左轮手枪朝他后脑勺开了一枪，倒地后又在他的后背补了一枪，一共打了两枪。

　　杀自己部队的军长，心里很不舒服，晚上也睡不好。张军长是广东开平人，与我还是同乡。他也有母亲孩子，一想起来就难受。

　　当了俘虏，在日本兵营受尽虐待

　　我们排原有50多名士兵，城破前还剩20来个。因为我是排长，还是要坚守阵地。一天，我从掩体里钻出来，感觉寒光一闪，左手臂挨了一刺刀，对，就是这个伤疤，紧接着后脑勺被狠狠砸了一下，就昏了过去。

　　醒来后，两个日本兵守着我，说不许动!日本人用我的绑腿带包扎我的手臂，也没有药，很痛，结果发了炎。

　　日本人让我们的士兵当挑夫，看我头上手上都扎着绷带，就没有叫我挑。日本人也不管我们，反正我们也跑不了，他们已经把衡阳围得死死的。我又回到不远处第十军军部，军长、师长他们都在那里，被日本人看着。

　　衡阳保卫战打到最后，第十军伤亡已经很大，无力据守了，方先觉军长就给蒋中正发了最后一通电报，说弹尽援绝来生再见!日本人已从四面围了上来，方军长欲拔枪自裁，被几位师长和副官死死摁住手，结果连手都扭伤了。他们说：“军长，你不能死，否则所剩士兵和大量伤员就更惨了。”

　　大家打仗不怕，看到方军长要自杀都很怕。

　　日本人在别的地方，一两天就可以打败国民党部队，打衡阳他们以多打少，却打了整整47天，日本第三师团长很敬佩方先觉军长，上来跟方谈判。

　　在这种情况下，方军长进屋去与日本人谈判。谈了有一个多小时，内容包括不可以虐待俘虏、给伤员疗伤等等。谈完后，方军长走出屋来，向我们喊：“兄弟们，不用怕，生死由命!”

　　方军长和我们被关在衡阳城北的天主教堂里，教堂建在山坡上。他住在三层小小的阁楼，我在二楼。

　　我被关了四个月，跑过几次。有一天我趁日本人不注意，从二楼跳到了后面的山坡上，由于肚子饿，腿发软，膝盖顶到胸膛，昏了过去，结果又被日本人抓了回去。一名日本伍长审问我，让一个湖北籍的汉奸做翻译，说皇军对你们这么好，为什么要逃跑?

　　日本人把我放进一个水桶里，里面放了凉水，水过膝盖，时间一长感觉冷。手不能碰到桶子，稍一碰到就砸我。他们又把我绑起来，从屁股和嘴里灌我水，然后把我倒吊在木梁上，让灌进去的水从嘴巴和鼻子里淌出，放下后再踩我肚子。

　　日本兵把我拖到方先觉军长那里，说你的兵逃跑，你要管好你的兵。方军长对我说：你们辛苦了，(下次逃跑)小心点。

　　这个教堂是美国人办的，神父也是美国人，他拥抱了我们：“你们辛苦了，天主保佑你们。”

　　义士搭救，脱离虎口死里逃生

　　当时日本兵力很紧缺，主要兵力都派到了贵州、云南去了，因为兵员少，平时看得不是很紧。他们做了不少橡皮人，放在周边郊外，看着好像有很多人。有一次逃跑时，我们见人就扎，只听到扑哧一声，原来是橡皮人。

　　方先觉军长、容有略师长在外边的接应下，由老百姓帮忙带路跑了，辗转去了重庆。长官不见了，士兵要遭殃。隔了两天我也乘隙跑了，那是1944年12月9日。

　　这一次，我是与姐夫、方子才三个人一起跑的。我同姐夫一人一把匕首，方子才抓了一根扁担。我们计划好白天跑，因为通常白天美国飞机来轰炸，日本人就躲避起来，结果那天飞机没有来。有两个日本人守在江边，我们穿着老百姓的服装，还故意给他们鞠躬。他们以为我们是普通百姓，放松了警惕。

　　一位船夫渡我们过江去，我们没有钱，他也知道我们是中国军人。上岸后，他带我们找到客栈老板石少铭。石少铭是萍乡人，在这里开客栈救过我们一位师长。他把我们藏到阁楼上。日本人来巡逻，石老板就拿东西给他们吃。天还没亮，他来叫我们，说可以走了。到了“五马归槽”他的家里，我们又住了一夜，然后拿上一包干粮，带我们继续走。

　　跟石少铭告别时，我姐夫跪了下来，让他不要回去了，我们养他一生。那时他已60多岁。石骂我们自私，“我有老婆孩子和孙子，我得回去照顾他们。”我们路过山上一些破房子，看到里面有很多尸体。

　　走了两天，到了三不管地带，有土匪、日本人，有中国军队，但很少。土匪很讲义气，知道我们是第十军的人，就请我们吃饭，又包上一些给我们路上吃。

　　1946年我离职后，途经衡阳找过石少铭，我把口袋里的钱全都掏出来给他，他只要了一半。我又把从日本人那里缴来的毛毯、大衣给他留下，回到澳门以后还跟他联系过一次。

　　重回部队，升了官职受到嘉奖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驻扎在郴州，坐火车只要一两个小时，我们却整整走了31天才找回到部队，时间是1945年1月10日。司令长官薛岳亲自批条子，给我们每人发了八百元钱。方子才饿得很瘦，去“大三元”餐馆狠吃了一顿，结果拉了10天的肚子。

　　重返部队后，我官职升了一级，当了上尉连长。我们是特务团，团长叫徐建德，广东乐昌人，是杀人狂，很厉害的。纪律很严，有个连长晚上出去，很晚了他再次巡查时，还没回来，第二天，徐团长要他跪在地上，用脚狠踢他的胸部，并把他降为排长。有一名士兵，偷拿了百姓四两猪肉，老百姓追过来，结果团长把他枪毙了。

　　在郴州召开团务会议时，徐建德团长指着大家骂下面的营长、连长都是土匪、恶霸，纯洁、好样的人只有一个，就是罗文波。会后，他让我到他房间去，拿出他自己的5000元钱，说是有功奖励，让我招待兄弟们。徐团长后来在香港新界洪水桥以耕种为业。他的勤务兵叫罗永华，也跟他在香港。

　　我在特务团当连长(编号4533)，职责是保护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薛司令每天散步，我肩背一支汤姆森，腰别一支勃朗宁，跟随着他，地方人士和下属见他，先由我们检查，然后放行。我游泳很好，驻扎湖南土桥时，薛司令的儿子薛昭明，那时10多岁，便由我教他游泳。薛司令还赠我一张他自己的照片，至今我还保存着，喏，就是这一张，上面有签名、题字。他很少送人照片的。他还在抗战纪念册上给我题“苦学力行”四个字，可惜这本纪念册找不到了。

　　任骑兵大队长，认识了初恋情人

　　我们驻扎在湖南土桥时，日本人投降了。我所在的部队经赣州、吉安、铜鼓开到南昌。受降时，缴获了许多战马，组建了骑兵，让我任骑兵大队长。我本可以升少校的。当时，徐建德团长已经调走，新来的团长对我不好，阻阻拦拦，说我太年轻，结果只给了个准校。

　　我们骑兵大队有一百多人，好威风呀!两个人一匹马。其中一个是日本兵，教我们怎么骑马。马是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有些日本人不愿投降，骑马走到桥上，缰绳一拉，连人带马一起坠桥自杀。南昌老百姓很恨日本人，看到就砸，我们说不要打，老百姓不干。

　　部队驻扎在南昌葆灵女子中学附近。女中有一名校花名叫阮美玉，小我四岁，我很喜欢她，她也很喜欢我。我和她，还有另一位青年陈国华，三个人三匹马经常一道出去玩，游滕王阁。我们都差点要结婚了，因为我是当兵的，她父母坚决不同意，只好分手了。

　　如果还健在的话，阮美玉也该有80多岁了。10多年前我还和陈国华有联系，他在南昌邮政系统工作，住在王阳明路，我来温哥华后就没有联系了。我托陈找过阮，没找到。

　　日军第十一军军长兼华中派遣军第六方面军司令笠原幸雄，原在汉口，到九江向我方投降。上司命令我带领50多人，押解笠原幸雄等三个日本军官，自九江乘船经武汉一路去南京。他们被关在船上房间里，有士兵看守。好像是在南京朱雀路办的移交手续，打了收条。当时国防部长是何应钦。

　　移交完后，我和特务长等几个人顺路去了上海、无锡游玩，也去了杭州，也不知道杭州有什么地方好玩，就买了钓鱼工具，在西湖边钓鱼，钓到了几条，不大，也不知道是什么鱼。

　　告别军旅，自谋生路平常人生

　　后来，我所在的部队奉命开拔到江苏徐州，时间大概是1946年的3月，去跟共产党军队打仗。结果第一仗就败了，原因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团被共产党部队策反了，于是露出了一个缺口。

　　打日本人我不怕死，现在中国人打中国人，没意思，实在不想打，我就提出退伍申请，提了四次，团长就是不批不报。最后，薛岳的儿子把我的报告递给薛司令的副官，副官把报告递给了薛司令。薛司令长官亲自批准我请长假，时间是1946年的4月底，5月初，给了15万元钱和一支枪、一匹马和一个勤务兵。勤务兵名叫彭和林，福建洪厝祠人。

　　我们就上路了，路上有检查，我们有离职证明书，不怕。那匹马在广东坪石被我卖了，价值五万元。那把美国产的手枪，很重，威力也大，小炮似的，名叫航空曲(Fourtyfive)，是在香港卖掉的，也卖了五万元钱，五万元，当时够买一套西装。

　　离开部队回到澳门后，我去了大姐夫办的万隆五金厂当经理，彭和林跟我一起干。后来我到了何鸿燊办的顺德船务公司，彭也回福建去了。我在船务公司干了41年，先是跑澳门、佛山、香港，1949年以后，我就跑澳门至香港。

　　1971年，我工作的佛山号客轮沉没，一百多人都死了。那一天我刚好没去，老婆生儿子，因此请假。命大吧!我属猫，猫有九条命呢，不是吗?在顺德船务公司干到70岁，我不干了，回家了。

　　我结婚很晚的，1970年才结婚。母亲生病，我服侍了母亲14年，借钱为她治病，条件不好。我母亲是1962年去世的。老婆小我25岁。有一子一女，儿子在香港，女儿在温哥华。

　　我一共去过台湾6次，第一次去是母亲去世后，找了国民党的有关部门，希望给点钱，给点福利。但去了后，有关部门相互推脱。在台湾碰到了一些战友，也见了老师长容有略，我给他带去一条烟、一瓶酒，他在家里请我喝酒。我也到台中找了薛长官，他没办法，就写了一封信，让我去找“侨委会”的人，结果人家把信拿去放到抽屉里，没有下文。(泪流满面)。当年我们打日本人，真的连命都不要了，到头来他们根本不把我们当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