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元年(公元322年)正月，东晋首都建康城内出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当朝丞相王导带着王邃、王彬、王侃等在朝廷任职的王氏宗族二十多人，跪在皇宫门外痛哭流涕。

　　这件事情的奇怪之处一是王家是权势熏天的显赫贵族，尚书将军出了一大堆。现在跪在那里痛哭的王家子弟往日可都是光彩照人、不可一世的主儿;二是皇上司马睿没有接见王导，也没有派人出来劝说，就由着王家人在那里跪着。东汉以来，门阀世家地位崇高，皇上如此慢待豪门大家，这还是第一次。没办法，王导只能每天起早，带着全族子弟从乌衣巷出发走过秦淮河来到宫门前哀声大哭。

　　王家犯了什么事了吗?是的，王家的王敦起兵造反了，马上就要杀到建康来了。

　　造反是株连全族的大罪，王导能不着急上火，跪地求饶吗?可司马睿能原谅王家吗?

　　结局是在周顗等人的力保下，司马睿在宫中召见了王导。君臣相见后，王导跪地请罪：“逆臣贼子，何代无之，不意今者竟出臣族!”司马睿似乎被感动了，光着脚走下龙椅，扶起王导，拍拍他的手表示绝对相信王导。事情就这么过去了?是的，本应株连九族的造反大罪就这么被赦免了。

　　仔细分析起来，并不是司马睿不想惩治王家——有哪个皇帝不在意皇权的稳固，对造反熟视无睹的?可是在门阀世族势力高涨的东晋南朝时94期，皇帝受到千丝万缕的束缚，不能惩治谋逆的世族子弟。司马睿和王导代表的王家的关系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

　　王导出身的琅琊王家是从东汉末期就开始发迹的政治世家，西晋时开始显赫，先是王家的王衍担任了太尉，成为掌权人物，再是王澄出任荆州刺史，王敦出任青州刺史。王衍很得意地说：“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

　　王导起初在王家的权力结构中并不突出，但很快后来居上。因为他在乱世中跟对了领导——司马睿。永兴二年(公元305年)琅琊王司马睿去守下邳，王导就是他最初的助手。司马睿的封地就是王导的老家。司马睿对封地内的望族王氏很有好感，刻意笼络，而王导的真本事也为司马睿解决了不少问题。两人很快组成了政坛好搭档。当时中原大乱，王导建议司马睿去东南地区独当一面，很快就得到了司马睿的赞成。两人找机会，拉上人马在公元309年搬到了建邺。司马睿初到江东，当地人对他很冷淡。道理很简单：西晋王朝已经分崩离析了，皇室成员在江东士人心中早已大大贬值。而司马睿这个琅琊王又是西晋皇室中的边缘人物，要向上追溯到司马懿才能和晋皇扯上直接关系。现在，司马睿带着一大帮人逃到南方来，谁又能保证他们能长久在南方立足?司马睿说不定过几年就被人给撤了，甚至脑袋搬家了。所以，江东的世族大姓轻蔑地称司马睿、王导等人为“伧父”，很不礼貌。东南人心不附。王导着急了。对于他们那些南下的北方世族来说，司马睿的命运就是他们的命运。司马睿在南方站不住脚，王家等人也站不住脚。于是在南下建邺的一个多月后的“修禊节”，秦淮河边出现了这么一幕：

　　司马睿坐在奢华的肩舆之上，在皇家仪仗的簇拥下，缓缓而来。王导等北方世族和名流都恭恭敬敬地骑马跟随其后。整个队伍威严肃穆又不失豪华热闹，将西晋王朝的泱泱皇室风范展现给了当时在江边过节的江南世人。江东的纪瞻、顾荣等著名大族都在江边搭着席位，占着地盘过节。目睹这一幕，他们的内心受到了极大震撼。皇室骨肉相残之后竟然还能保持这么威严的阵势;原来司马睿在北方的地位这么高，得到了这么多大人物的支持;原来司马睿等人还知道南方的节日，主动参加，与民同乐。震撼之余，南方人士纷纷拜倒在路旁。司马睿落座后，江东各大族的代表人物纷纷前来拜见。司马睿、王导等人专门挑一些南方人不知道的新闻、礼95 仪、赏赐来说事，把那些世代居住在江东的世族大家们听得晕头转向的。回家后，世族大家们纷纷感叹，司马睿这批人不可小瞧啊。紧接着，南方各大人物和名流先后接到了司马睿的聘书。司马睿一下子征辟了160个幕僚，许诺以高官厚爵。东吴灭亡后，江东士人的仕途变得很不顺畅。如今司马睿大施恩惠，迅速将士人团结在了身边。史载：“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

　　王导立下了如此大功劳，成为司马睿政权的支柱力量。公元318年4月，长安被匈奴攻破，晋愍帝遇害。王导赶紧劝说司马睿继承帝位。东晋王朝很快在建康(建邺改名)建立了，司马睿就是晋元帝。司马睿和王导的“王马搭档”也就升级为了司马睿当皇帝，王导当丞相的政治结构。司马睿登基之日，感慨万分，对王导的辅助和拥立之功深深感激。他竟然在庄严肃穆、百官队列的时候，拍拍龙椅的空处，招呼王导“升御床共坐”。当皇帝哪能是排排坐分果果的事情，王导连忙推辞。司马睿招呼他三四次，言辞恳切，王导不得不搬出“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的大道理说服司马睿。这句话的潜台词的是，王导可以成为和司马睿一样的太阳和国主，只是他不愿意做。

　　民间则形象地形容为：“王与马，共天下。”这句俗语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当时王家的权势。东晋初期，司马睿完全信任王导，叫他“仲父”，把他比作自己的“萧何”。王导也经常劝谏司马睿克己勤俭，优待南方，与人为善。司马睿和王导在草创期上演了一场君臣相敬相爱的佳话。琅琊王家也达到了权势的高峰，除了王导担任丞相，王敦控制着长江中游，兵强马壮;四分之三的朝野官员是王家人的或者与王家相关的人。另外，王家在南朝时期出了八位皇后。说王家和司马家族共享天下，并不过分。事实上，随着皇权在乱世中不断削弱，政治世家的势力不断高涨，皇帝只好仰仗大家族的支持才能坐稳龙椅。“王与马”的案例并非特例。

　　当局势稍微稳定后，皇帝就开始琢磨如何稳固皇权了。司马睿坐稳了龙椅后就对“王与马，共天下”的传言产生了酸酸的感觉。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如何把那些不可一世的世族大家的力量给打压下去。具体到琅琊王家，性格张扬又手握重兵的王敦就成了“出头鸟”。司马睿开始暗中限制、削弱王家的势力。他提升重用王府旧人刘隗和刁协。刘刁两人对尊马抑王一事不遗余力，不断出头打压王家势力。王导被疏远了。王导为人务实，面对皇权的打压采取了谦抑自守对策，退居家中静观时局变化。司马睿一时也找不到理由，也不想进一步动把王导怎么样。可王导忍得了，脾气不太好的堂兄弟王敦就忍不了。他放荡不羁，性情外露，对王家受到打压愤慨难平，并把怒气表现了出来。鉴于王敦控制着长江中游各州的政权和军队，司马睿派刘刁二人出任地方刺史，企图钳制王敦的势力。这一下，王敦干脆造反了，招呼兄长王含等人带上大军，顺江而下，冲向建康找司马睿等人算账。

　　王敦给全族人捅了大娄子，刘隗和刁协抓住把柄，劝司马睿诛杀王导和王家的所有成员。王导认定王家还不具备推翻东晋当皇帝的实力，必须依靠东晋政权，才能保持权势。所以，王导赶紧带上王邃、王彬、王侃等在朝廷任职的王氏宗族二十多人每天跪到宫门外候罪。对于司马睿来说，王敦造反提供的不是将琅琊王家连根铲除的良机，而是一次威胁政权的考验。他同样没有离开王家支持自己坐稳龙椅的实力，司马睿和王家的命运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赦免王导等人是最现实的选择。说来，皇帝也不好当啊，要考虑到统治根基问题，考虑到各方面的力量平衡问题，考虑不当就连皇帝也做不了了。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为什么连皇帝也奈何不了那些显赫的世家大族们了。

　　却说王家的危机解决了，不想王敦的军队攻占了建康。王敦把持了朝政，官员进退操于其手。从法律上来说，王敦所做的真的仅仅是“清君侧”，没有丝毫违法谋逆之处。司马睿下诏大赦，赦免参与叛乱诸人的罪过，并封王敦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王敦拒绝接受，依然做他的大将军。他也没有自己做皇帝的想法，不久退兵长江中游，局势进一步降温。不想，王敦退兵后身体越来越差，在周边宵小的蛊惑下，重新发兵进攻建康。这次他摆出了倾覆朝廷的样式。王导再次坚决站在司马睿一边，主动挂帅，提兵与王敦叛军作战。王敦随即病死，兄长王含、继子王应被杀，叛乱彻底消除。

　　王敦两次叛乱，罪证昭然于天下，琅琊王家都安然无事。

　　中国古代历史涌现了许多像琅琊王家那样的政治世家。他们在一个朝代甚至几个朝代保持权力，影响天下大政方针，比如西汉的卫青家族、东97汉的外戚窦家、三国的诸葛亮家族、唐朝的长孙家族等等。东晋南北朝涌现的政治世家最多，乌衣巷里的王家和谢家就是代表;明清较少，可在清末也出现了曾国藩家族。政治世家涌现，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大现象。

　　那么什么是政治世家，为什么会产生政治世家?他们又是怎么传承权力，怎么做到老子有权，儿子也能有权的呢?

　　所谓的政治世家指的是那些别人往你家里扔块板砖就能砸到一个尚书、两个侍郎、三个巡抚外加一堆主事、知府的人家，这样的人家办个生日宴会能办成朝野官员大联欢，上朝议政光和亲戚朋友打招呼就要花小半个时辰，好不容易忙里偷闲想到京城外面散散心，结果引来七个县令请安八个将军带兵护卫。

　　我们后人除了羡慕其中的荣华富贵、风光无限外，更重要的是对权力的传承过程感到好奇。大凡权力操作，都遵循一定的规律。权力之所以能够在一个家族内部代代相传，首要的原因是人事制度不完善，不成熟，给政治世家提供了在官场“近亲繁殖”的机会。中国五千年历史中的近四千年时间里，当官是不需要经过任何公务员考试的。有人说你行，你就行，收拾行囊准备当官去。在隋文帝杨坚发明用科举考试录取官员之前，选择官员的标准主要是道德、声望、人缘等虚的东西。而垄断这些虚头幻脑内容评定的是官员阶层本身，所以“公认”的品德高尚、声望卓著的人都是官宦子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中国历史上门阀世族势力最强盛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这要拜曹魏王朝推行的“九品中正制”所赐。各地的人才由本地的中正官评定能力等级，按照评级高低出任相应的职位。结果，官宦子弟只要长了胡子、不是**弱智再会写几个字，就都被在位的亲戚任命为官了。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都是在这种制度保障下迅速崛起的。等到唐朝完善了科举取士制度，世族势力就失去了在官场“近亲繁殖”的沃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

　　第二个原因是世家子弟有前辈政治势力和影响的庇护。朝中有人好办事。相同能力或者资历的人竞争某个官职，上级官员肯定选择那个自己熟悉的人。如果这个人是自己的亲戚或者儿子，那就更要照顾录取了，即使候选人是烂泥也要把他扶上墙。这是人性的弱点决定的。即使父辈不幸早死，那也不会对子孙的政治前途造成太大的影响。有权授予你官职的人可能是你父亲若干年前的同僚或下属，或者曾经加入的某个官员俱乐部的朋友，或者你父亲在某次年终考核的时候帮他作过弊。这样的渊源可比你费尽心机，给高官的太太送一轿子的高级胭脂要管用得多。在中国社会环境中，政治世家形成的时间越长，在官场蔓延的人脉关系就越广、越有用，子孙后辈能去找的“世伯”、“世叔”就越多。它比人事制度更有用。

　　一代人的权势是由前几代人的努力奋斗累积而成的。家族影响着后代的职业选择，也塑造了后代的能力品性。

　　除了人情和制度保障外，政治世家垄断官职和权力的第三个有利因素是主观的，更隐蔽，也可能更主要。那就是世家子弟的素质一般要比普通人家的子弟要高。

　　西晋末年，有人去太尉王衍家拜访，正巧赶上王敦、王导、王戎等太尉的堂兄弟们都在。出来后，客人感叹道：“我在王家看到满堂琳琅珠玉啊!”这句话多少有点奉承的意思，但并不是胡说八道。王衍是太尉，虽然不好好当他的太尉，但也是开玄学风气之先的人物;王导、王敦这两个日后东晋的风云人物就不用多说了，连末尾的王戎都是“竹林七贤”之一。如果再算上子侄辈的王羲之等人，王家真是人才辈出，每代人的素质都不错。这和王家家风严肃，注重子孙教育有关。政治世家的家族教育，除了基础的知识教育外，主要还是执政理念、前辈经验、家族人脉和王朝历史的教育。如此教育的结果是世族子弟往往政治早熟，而且理论联系实际，政治素质远高于一般子弟。

　　不管你接受与否，世家子弟有着独特的气质和较高的素质。一个家族在政坛摸爬滚打几代人，总会沉淀下有用的、没用的经验教训，把闪光点流传给后人。如果这个家族还特别重视子孙的教育与培养，那么子弟的素质更可能比一般人家的子弟要高。那些权势人家的孩子们，生下来都不是纨绔子弟，也不可能全是**弱智，绝大多数也都想好好学习，超越父辈，让家族一代比一代兴旺发达。所以，世家子弟具有较高的素质是高概率的事件，即使刨除制度保障和家族影响，他们也会在权力场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一些读者可能不赞同这最重要的第三点原因，觉得世家子弟大多是花花公子、绣花枕头。就如近代作家张恨水在《水浒人物论赞。高衙内》中指出的，官宦子弟常由以下三大原因而堕落，一代不如一代：“作官人家有钱，广殖田产，使子孙习于懒惰，一也。作官人家有势，使子孙骄傲成性，目空一切，二也。作官人家必多宵小趋奉，不得主人而趋奉之，则趋奉幼主。官之子孙易仗财使势，无恶不作，三也。有此三因，作官后代，安得而不堕落乎?”这样的世家子弟的确存在，但没有成为这个群体的主流。人们过分关注政治世家就会在眼睛中出现了“盲点”，对那些高素质的、成功的世家子弟漠然不见，几乎全部注意力都被那些坏小孩给吸引了。

　　综上所述，政治制度的保障，中国特色的人情关系网以及高素质、高能力的子孙后代是权力家族留住权势的三大法宝。令人眼红的权势不是平白无故地停留在少数几个家族的。

　　就是因为琅琊王家势力盘根错节，东晋皇室在平定王敦叛乱后，将王墩从坟墓中挖出来砍头，将他的脑袋挂在朱雀桥上示众，却不能动摇王导的地位。王导保持他的丞相宝座成了三朝元老，一直到司马睿孙子辈还活跃在朝堂上，并屡有封赏。因为他不是一个人在位，而是作为构成王朝根基的世族大家的代表持续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