罂粟，是制取鸦片的主要原料。

　　1840年4月7日至9日，英国下院展开辩论：是否因鸦片贸易对中国发动一场战争。辩论所以激烈，是因为即使以“自由贸易权利”为遮羞布的人们都知道鸦片贸易的不道德。从18世纪80年代开始，英国许多有识之士就开始谴责并呼吁取缔鸦片贸易。

　　沙夫茨伯里伯爵说：“怂恿这种罪恶的交易是极坏的，也许比怂恿奴隶贸易更歹毒。”鸦片主要生产者、英国东印度公司鸦片代理处经理赛蒙也承认：“鸦片产品摧垮了人民的健康，使其道德沦丧。”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写给外交大臣帕默斯顿的信中也坦承，对英国臣民进行鸦片走私贸易“感到耻辱和罪恶感，并怀有深刻的厌恶态度”。

　　如此背景下，要让议员们贸然同意为不道德的鸦片交易进行一场战争，显然并非易事。反对党议员威廉·格莱斯顿的演说慷慨激昂：“我不知道而且也没有读到过，在起因上还有比这场战争更加不义的战争，还有比这场战争更加想使我们蒙受永久耻辱的战争。站在对面这位尊敬的先生竟然谈起在广州上空迎风招展的英国国旗!那面国旗的升起是为了保护臭名远扬的走私贸易;假如这面国旗从来没在中国沿海升起过，而现在升起来了，那么，我们应当以厌恶的心情把它从那里撤回来。”格莱斯顿有“第一雄辩家”之称，其语言使其他议员深受震动。辩论进行了三天，但最后取胜的并非最初占优的反对派。

　　被称为“白色金子”的鸦片是 19世纪最值钱的商品，与今天的“黑色金子”石油的地位不相上下。非法的鸦片贸易将英国对中国的巨额贸易赤字变成巨额盈余，其数额足以支付英国从中国进口的茶叶、生产向印度出口的工业制成品和英国殖民统治印度的大部分行政费用。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出场了。这个人一年多前还说“女王陛下的政府绝不怀疑中国政府有权禁止将鸦片输入中国”，现在却宣称这一贸易涉及维多利亚女皇的尊严，讲出了他那句名言：“我们没有永远的盟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永恒的只有利益，我们的职责就是追寻利益。”帕默斯顿的话非常直白。纵然鸦片贸易不光彩、不道德，也是支撑大英帝国利益的支柱，一定不让它倒塌。正是在这一概念驱动下，对鸦片贸易“感到耻辱和罪恶感”的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也率先要求英国政府为保护这一贸易对华用兵。

　　最后表决结果，271票对262票。英国议会以微弱多数通过了对华用兵军费案和要求中国赔偿的决议。有人说，9票之差改变了中国历史以至东方历史走向。这种表面看似偶然的情景，其中又贯穿着某种必然。以议会辩论中强烈反对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克莱斯顿为例，当他以财政大臣身份进入内阁之后，立刻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拥护者，随后又以英国首相身份在中东发动英埃战争、在南非进行英布战争、在爱尔兰镇压当地人民独立斗争。

　　他说：“我们的首要任务是通过国内公正的立法和经济来培植帝国实力，并由此产生国力的两大要素——财富，那是物质要素;融洽及知足，那是精神要素 ——并且保存帝国的实力，以便用于国外重要而值得的场合。”克莱斯顿追寻大英帝国利益的热情，一点不亚于帕默斯顿。这个产生过科学泰斗牛顿和法拉第、文学泰斗莎士比亚和狄更斯、诗人拜伦和雪莱的文明国度，又产生出国际政治通行的帕默斯顿准则：没有永远的敌人，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这句话被西方战略家和政治人物奉为圭臬，成为他们的行为依据和准则。从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到现代国际政治理论奠基者摩根索，从德意志铁血宰相俾斯麦到美国国务卿基辛格，都因有效奉行此准则被冠以“大师”称号。

　　我们不崇拜这样的准则和大师，但我们必须做到“知己知彼”。我们置身的不是一个理想的世界，只有也必须适应这个世界的现实。纵然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进展异常迅猛，国际交流、交往空前频繁，和平发展成为世界主流，“One world，one dream”(同一世界，同一梦想)依然是一个美好的理想，“One bed，different dream”(同床异梦)却是眼前严酷的现实。

　　看看东西方各种力量对中国国力增长的种种质疑，看看国际气候大会对排放额度的瓜分和争吵，看看 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荒谬的颁奖，看看美国如何或暗渡陈仓或巧取豪夺地转嫁其金融危机损失，人们就会明白，不论把“人权”捧到多高、把“普世价值”说得多妙，国家利益依然是主权国家不变的行为依据和准则，依然是各个国家战略思维不变的出发点与归宿点。不同国家所具有的不同利益，依然在深刻地影响着、决定着各个国家战略思维的走向。

　　有没有超越国家利益的战略思维?全世界只有戈尔巴乔夫说：有。他提出了不再以追求国家利益为目标、而以追求“全人类利益”为目标的“新思维”。这一思维的最终结果如前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所说：“由于大幅度单方面的让步，致使柏林墙倒塌、华沙条约组织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盟友关系被人为破坏。其结果是，苏联在几年之内就丧失了超级大国的地位，世界也因此失去了在整个20世纪下半叶赖以维持地缘政治均势的两极体制。”

　　2001年12月21日苏联解体 10周年前夕，戈尔巴乔夫接受采访，神色黯然地说：“我们本想利用苏共政权贯彻实施改革的方针，使党本身实现民主化。但是打错了主意，党没有能控制住改革进程。联盟国家的改革也有失误。世界上除了少数人，谁也没想到，苏联在自我毁灭。”也许最没有想到的就是戈尔巴乔夫本人——他的“新思维”超凡脱俗，却以苏联崩溃为结局，被历史加以了最无情的嘲弄。

　　相比之下，最直白实在的还是美式战略思维。这个经济最发达、科技最发达、军事最发达的国家连欧洲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也不要，小布什总统单刀直入提出三条“美国永久性的国家利益”：第一，确保美国的安全和行动自由;第二，确保获得重要市场和战略资源;第三，阻止敌对势力控制关键区域。对这种美国利益高高在上而且纯粹是霸权主义的战略思维，国际间竟然没有任何政治家、评论家、媒体主持人站出来置疑和指责，反而不断有人以国际道义名义宣称美国力量对维护全球稳定和秩序“至关重要”。

　　新加坡资深政治家李光耀先生甚至比美国还积极地邀请美国在东亚发挥作用，否则“放弃这个地位将削弱美国在整个世界的角色”。一句话把基于新加坡利益的新加坡战略思维也表露无遗。

　　这就是中国战略思维必须面对的今日世界。

　　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们，和平发展是中国战略思维的重要支柱，邓小平同志说的“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是中国战略思维的重要支柱。中国和平发展至少包括三方面含义：一是走和平与合作的道路，不威胁别人;二是有能力保卫自己国家不受侵犯;三是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己的发展促进世界和平。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没有实现统一的大国，又是历史遗留的领土和领海争端较多、海洋权益不断遭受蚕食的国家。如何有效维护基本权益，是新世纪中国战略思维面临的特殊课题。

　　中华民族正在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任何民族的复兴都不是天赐之物，都需要一种战略主动性，需要完成既包括形象也包括态势的战略塑造，这同样是新世纪中国战略思维必须针对的重要方面。在这一进程中肯定有坎坷，有挑战，有误解，有敌视，但我们会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能够担当。

　　罂粟制成鸦片，提供的是昏昏然的麻醉。当年以维护鸦片贸易提出帕默斯顿准则的那位英国外交大臣永远想不到，中国人借此获得的是清醒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