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父亲的小屋里，墙上始终挂着台湾省地图，直到他去世。

　　我们家曾住过一位烈士的孩子，从军校毕业后回家，我父亲问他一个问题：“为什么到现在我们的军队还叫‘解放军’而不叫‘国防军’?”他思考了一会儿，答道：“因为台湾还没有解放。”父亲高兴地说“你可以从军校毕业了。”

　　湖南会同人，生于1907年。被毛泽东主席誉为“常胜将军”，是一位智勇双全的高级将领，也是我军最具有天才的军事家之一。1927年入党，参加过南昌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就显示出不凡的军事才能，第一次反“围剿”时，时为红64师师长的粟裕指挥部队大获全胜，活捉敌军长张辉瓒。长征期间，他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战期间，粟裕先后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苏中军区司令员等职，指挥了韦岗伏击战、黄桥决战、车桥战役等，均大获全胜。解放战争期间，是粟裕军事生涯最辉煌的时期，其间他先后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代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指挥了苏中战役(七战七捷)、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取得了辉煌战果。新中国成立后，粟裕主要担任军内领导职务，先后任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第一政治委员，军委常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84年逝世。

　　口述人：粟戎生中将(粟裕之子，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

　　我出生在1942年，那时父亲正率领新四军第一师进行频繁的反“扫荡”和艰苦卓绝的“反清乡”斗争，没时间照料我，因此，我一出生就寄养在江苏扬州的外公家。外公钦佩父亲的戎马生涯，因此为我起名叫“戎生”。后来，因为害怕敌人发现我，出于对我安全的考虑，外婆亲自把不到两岁的我送到了父母身边。从此我一直跟随他们转战全国直到全国胜利，可以说，是父亲引导我一步步走上了戎马生涯。

　　在父亲的引导下，我的胆量和意志都得到了锻炼。我喜欢上枪，父亲是引导我走上从军道路的启蒙老师。父亲的言传身教，对我走上从军道路起了极大的示范、熏陶作用。上世纪60年代初，我高中毕业，进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记得在五六岁时，父亲送给我一件特殊的礼物———一支真的小手枪。这是一支从地主家缴来的礼品手枪，射程很近，没有实战功能。他对我说：“好好学它，长大了就当兵，报效祖国。”那时，我对他的话理解还不深，但对枪我是喜爱的。在父亲的指点下，童年的我很快掌握了瞄准、击发的要领，也学会了擦拭保养枪的方法。后来我渐渐懂事了，才领悟到父亲教我爱枪的苦心，他是希望我从小立下和他一样的志向，加入到为人民解放事业献身的战斗行列中来。

　　在战争岁月，父亲是枪不离身，即便成为高级指挥员，他腰里也总带着左轮手枪。全国解放后，他仍保持着对枪的爱好。战斗中缴获的枪、我国自己制造的枪、外国军事代表团赠送的枪，他保留了好几支。星期天，我从学校回到家，赶上他有空，就带我们去进行实弹射击。父亲的枪法很准，常常同我们比赛。有一回，他嫌胸环靶太大，就用一节树枝插在地上，上面顶着半个乒乓球，然后让我和弟弟先打。我弟弟是区射击代表队的队员，但几十米外打这么小的东西还是头一回，他没有打中，我的射击结果也和弟弟一样，父亲笑了笑接过枪，压上子弹，拿枪瞄准，第一枪就把目标打碎了，我和弟弟暗暗叹服。各种枪，父亲都要学学，步枪、冲锋枪，机枪他都打过，而且熟习它们的性能。

　　训子苛刻如“后母”

　　父亲是个老军人，他的一言一行，既风趣，又有着军人特有的气质。他曾严肃又风趣地问我：“艰苦和死，哪个更难受?”他说：“死的过程很短暂，艰苦是要熬很长时间，要耐受。当兵要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紧张。”

　　我一出生是由外婆哺育的，自然比较娇气。到父亲身边后，他很注重培养我吃苦耐劳、勇敢顽强等品质。在我幼年的心目中，父亲对我要求很严，吃饭不允许挑食，夜行军时不可以啼哭，饿了冷了都不要叫喊，否则就会遭到他的喝斥。听妈妈讲，在浙西天目山地区时，我刚两岁多，父亲就教我学游泳。他把我带到一条小溪边，让我抱着一段竹筒跳进水里，我不敢下水，父亲把我抱起来，“啪”地一下扔进了水里，因为抱着一节竹筒，所以就浮起来了。

　　我上住宿学校时，父亲的严格让我的班主任老师心想：总参谋长对儿子怎么这样苛刻?他终于忍不住问我：“你是不是这个妈妈生的?”我照实回答：“是的。”“没错?”老师还再次问，好像家中对我的严格要求，非得用“后娘”两个字才能解释清楚。

　　父亲特别不满意我们边说话，边慢腾腾吃饭。他说：“我参加南昌起义前，在武昌叶挺部队教导队，要求极严，连吃饭都很紧张，一个个都是狼吞虎咽。教导队长官有时故意在饭中掺头发和沙子，你要挑拣就吃不饱。”

　　父亲就是以这样一种看似严厉，实则用心良苦的方式来锻炼我的胆量，因为他是一员虎将，绝对容忍不了自己的儿子是兔子胆。他说：“在战争环境中，各种条件很艰苦，从意志上、性格上、身体上都要能适应战争条件，平时就要吃苦。”

　　1969年秋，我所在的地空导弹部队移防到内地，训练和生活条件也逐渐好起来，但父亲偏偏不愿意让我在较为舒适的环境中工作，又把我调往北线一个进入了反侵略战争等级战备状态的野战部队。

　　与子言传带兵经验

　　我从军后，父亲经常叮嘱我要把自己的生命同祖国的安危联系起来，同战士们的生命结合起来，报效祖国，献身国防。我想，父亲同我大概是“军事父子”吧!

　　作为一个基层指挥员，如何带好兵?开始我缺乏这方面的经验。父亲对我讲了不少如何带好兵的诀窍。他说：“要熟悉战士，要和他们交心，这样他们才能尊重你，喜欢你;还要完全信任他们，他们才能完全信任你。做到这点，最重要的是要身先士卒。这样哪怕在最危险的时刻，战士们也会坚信你，和你一道杀开出路。”

　　受父亲的教育和开导，我当排长、副连长、连长期间，每到一地，对每个岗哨的哨位都亲自安排;驻地附近的几个山头都爬上去看一看，熟悉地形特点和进出道路，选定紧急疏散地域，发现天然岩洞，也一定要钻进去摸清情况，以备利用。

　　始终牵挂祖国统一

　　父亲把解放台湾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作战任务，时刻挂在心上。1949年上海刚解放，他就开始研究占领福建以后解放台湾的问题，后来党中央和毛主席任命他为解放台湾的指挥员，他就更加深入具体地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工作。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毛主席又指定他担任抗美援朝作战的指挥员。由于战争年代的六次战伤和过度劳累，他突然病倒，没能到朝鲜去。抗美援朝把大量准备用于解放台湾的部队和作战物资调往东北，对台作战任务被迫暂缓执行。没有想到，这一“暂缓”竟一直“缓”到了现在。

　　我从多方面体会到：在父亲的心里，解放台湾的任务只是暂缓并未解除。1949年他曾对我说：“全国解放以后，我带你们回湖南老家。”但直到去世，他也没有回过老家。小时候我不明白，不是已经解放了吗?不是有很好的机会和条件了吗?直到后来我成了一个真正的军人，才理解了父亲说的“全国解放”的深刻含义———一定是包括台湾和全部岛屿的解放。

　　在父亲的小屋里，墙上始终挂着台湾省地图，直到他去世。

　　我们家曾住过一位烈士的孩子，从军校毕业后回家，我父亲问他一个问题：“为什么到现在我们的军队还叫‘解放军’而不叫‘国防军’?”他思考了一会儿，答道：“因为台湾还没有解放。”父亲高兴地说“你可以从军校毕业了。”

　　直到现在，我也成一个老军人了，祖国还没有统一，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一块“心病”。

　　当我能在人民军队中做一点工作，并担负着一定的责任的时候，我更加感激父亲的培养教育，更加怀念父亲。父亲那首深沉、激昂的《老兵乐》常响在我耳边：

　　半世生涯戎马间，

　　征骑倥偬未下鞍。

　　爆炸轰鸣如击鼓，

　　枪弹呼啸若琴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