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之一德国，社会各界对纳粹统治时期的反思一直未曾停止。本书作者格茨·阿利是法兰克福大学历史学者，凭借多年来潜心收集的丰富资料，他在这部著作中从利益分配的角度，对希特勒长时间维系其法西斯政权的手段进行了剖析，进而探讨了纳粹德国对外侵略及种族政策背后的经济驱动力。

　　在对社会主义者和犹太人失去耐心的同时，德国人并没有将希特勒视为阴险的挑唆者，而是奉之为伟大的民族统一者——1938年德国与奥地利的合并，实现了1848年以来几代人的夙愿。当然，“大德意志民族国家”并不是一个共和国，但这足以令人们欢呼雀跃。

　　在这样的氛围下，1938年5月15日，一直想成为德国人民乃至全世界德意志人元首的希特勒，在维也纳英雄广场上宣布：“我要告诉历史，我的故乡从现在起加入到德意志帝国中!”不久之后，在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野心勃勃的他又宣称：“我们的先人90年前为之斗争和流血的事业，现在终于可以宣告完成了。”

　　因为有了这样一个超人般的领袖，突然间，无止境的牺牲、战火的煎熬和战后的苦难岁月，变得不再是漫长而徒劳的了。德国在一战中的失败被重新定义为一次辉煌胜利的序曲。难怪希特勒在1939年11月向纳粹国防军统帅部表示要对法国发起闪电进攻时，给出了这样的理由：“这一切意味着世界大战的真正结束，而不应被理解为一次单独的行动。”

　　胜利表象淹没了反对声

　　不断取得的胜利伴随经济崛起的表象，持续弱化了德国国内实用主义者的声音，那些不愿和纳粹妥协的人依然故我，但无法干扰希特勒的政策。后者要求大众明确地二选一，要么全有要么全无，不容混沌与模糊。另外需要补充的是，纳粹领导人在仔细观察了舆论变化后变得十分敏感，总是支持扩大消费的需求——这常常与他们的军备优先原则背道而驰。

　　特别让人觉得意外的是，1937年时，盖世太保包括女秘书在内的总人数还不足7000人，却做到了同时监视6000万德国公民。事实上，绝大多数人是不需要监视的，集中营里的情况也印证了这一点——在最初的一段恐怖时期之后，直到1936年底即集中营建立近4年后，那里也只关押了4761名犯人，当中还包括酗酒者和普通刑事犯。

　　希特勒游戏般地取得了他想要的东西，它很快就超越了狭隘的政党界限，动摇了德国内部反对派的基础。1938年前后，德国已经确立了这样一种政治局面，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一针见血地称其为“民主极权主义”。在经历了阶级仇恨和政党倾轧的时代后，这时的德国人最需要的是一个民族共同体。

　　我的祖父在回忆录中详细描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光。1917年，在西线担任小分队队长的他遇到了一名军士长，写道：“我想把他提升为军官，对方却回答：‘我的父亲是个裁缝。我无法适应这个社会，我只想继续做士官。’但就是这样一个平庸的人，最后获得了一等铁十字勋章。”这就是在一战期间开始孕育的社会动力，后来的纳粹党卓有成效地将其照单全收。他们吸引了成千上万的高素质人才，把原本倾向社会主义的工人、手工业者和希望为自己的孩子争取更好生活机会的小职员团结在了一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乌托邦

　　国家社会主义的种族理论，现在被理解为单纯地教导仇恨、谋杀和屠戮。但对于当年的千百万德国人而言，其吸引力在于，它是关乎德国人民自身的平等的承诺。纳粹在意识形态上强调对外的差异和对内的平等，用希特勒自己的话说：“在德国人民内部是最高的人民共同体和面向每个人的机会，但对外是绝对的统治地位。”举一个例子，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下无处不在的制服，今天被简单地视为军事化的标志。但如果仔细考虑一下，在有些国家，学生们至今还在穿校服，或者想到某些体育组织中统一的运动服，那么我们就不难发现，纳粹时代的制服，只不过是为了达到使人看不出贫富差距的目的。

　　类似的逻辑适用于1939年至1942年间规划的“东方移民总体计划”，它旨在为德国人提供更多生存空间、原材料和个人发展的机会。党卫队头目希姆莱称之为“热血的社会主义”，希特勒自己也曾热情洋溢地谈到，“我们可以藉此让贫穷的劳动人民迁出山区，给他们更大的生存空间。”所有关于移民意愿的科学调查都指向了穷人。不同的是，这些人群在30到60年前，受贫困所迫，最希望移民的目的地是美国。

　　当时的德国儿童常玩一种叫“黑土地的拓荒军”的游戏，因为士兵和妻儿们都梦想在乌克兰拥有大片“骑士封地”。儿童图书作者特亚·豪普特写了一部针对所有低年龄层的读本，要把殖民思想灌输给儿童。于是有了这样的文本：“我们向小矮人借来魔法靴，否则就不能很快抵达目的地……现在我们来到了黑色的沃土上……在小麦旁，玉米正沙沙作响。”

　　这一切并不是为了贵族和垄断者的利益，而是作为针对每个人的具体的乌托邦才计划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