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2年，民族英雄郑成功率军收复台湾，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然而很多人不知道，在郑成功的军队中，有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战士在为中国的统一而战斗，其中包括大批黑人士兵。

　　明末清初，随着西方殖民者叩关而来，许多非洲黑人也来到了中国。这些黑人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被贩卖而来的黑奴，二是在殖民者的迷惑下，出于宗教热情来华进行冒险活动的黑人。他们在西班牙、葡萄牙与荷兰军队中当兵，成为了殖民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1622年，在葡荷争夺澳门的战争中，黑人对战斗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来自非洲的黑人甚至成了葡萄牙驻澳门军队的主力。

　　黑人给中国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忠勇善战。明人史籍中记载黑人“善斗”，战斗力很强，冲锋陷阵，在所不辞;清工部右侍郎赛尚阿奏陈澳门情况时也说，此间有“番哨三百余人”，皆以黑人充当，“终年训练，无间寒暑”。

　　黑人洋枪队成为郑成功贴身卫队

　　虽然黑人在澳门等地的社会中担当了维护社会治安的重要工作，但却没有相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许多黑人不满遭受奴役的现状，加之明朝边疆将领的召唤，许多黑人纷纷寻找新的生活。1647年，从澳门逃跑的黑人已超过200人，其中很多逃到了南明势力控制区，他们明确表示不愿再为葡萄牙人干活，愿意为南明皇帝工作。当时，东南沿海一带许多地方势力的军队中，都有黑人士兵。郑成功的父亲、当时威震东南沿海的商人武装领袖郑芝龙手下就有一支由黑人组成的军队。

　　据史籍记载，南明隆武帝依附郑芝龙，在福州称帝。在郑芝龙手下有一支由300名不同民族黑人组成的部队。这些黑人都是基督徒，对郑氏忠心耿耿，深得郑芝龙和郑成功父子两人的信任。根据比利时传教士鲁日满的记录，这些黑人多是咖吠哩人，据推断，他们可能是南部非洲的班图人。

　　在郑芝龙的军队中，还有由白人和日本人组成的部队。与他们相比，黑人部队军饷虽低，但更加忠实可靠，并且“猛过白番鬼”。不仅如此，郑成功军中的黑人还擅长铸造和使用火枪，为郑氏军队提供了武器和后勤保障。西方人撰写的《在华方济各会会志》中曾提到，“这些士兵是郑芝龙从澳门和其他地方弄来的”，“他们的头领叫路易斯·德·玛托斯，是一个聪明、理智的黑人”。郑芝龙 “手下一直有大量的从澳门来的棕褐色基督徒为其效劳。他们有自己的连队，是优秀的铳手 (火枪手)。他(郑芝龙)最信任他们，用他们护身、充兵役”。

　　有一次，黑人通宵达旦地庆祝耶稣升天节。黎明时鸣号放枪，巨大的声响令郑芝龙吃了一惊，还以为遭到敌人进攻。得知原因后，郑芝龙不但没有惩罚他们，还下令赏赐酒水、糕点，并赐银作为白天继续庆祝的费用。郑芝龙对手下如此之宽容，难怪会有那么多的黑人前来投奔。

　　这支经过千锤百炼的黑人精锐部队，在郑芝龙降清后继续为郑成功服务。其中，有一支由黑人雇佣兵组成的洋枪部队，成为了郑成功的贴身卫队。在郑成功进攻南京的战役中，黑人部队在南京城墙下和长江边与清军浴血奋战。

　　黑人士兵成功劝降部分侵台荷军

　　1661年农历三月，郑成功率2.5万大军、战船数百艘，出兵收复台湾。在攻克澎湖列岛后，郑成功趁荷兰殖民军疏于防守之机，率大军在台湾南部的禾寮港顺利登陆，并全歼荷兰守军。接着，郑家军击败荷兰援军，进而围困荷军主力于赤嵌城和台湾城。

　　在围城同时，郑成功在台湾岛内施行安抚政策，下屯垦令解决军需，严肃军纪，惩办违法官兵。他还到高山族同胞居住区察访、慰问，赢得了民心。在郑家军未到的鸡笼(今基隆)、淡水等地，台湾同胞自发拿起武器驱逐荷军。

　　收复台湾之时，郑成功采取了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战法，在优势兵力的打击下，对被围困或战败的敌军，开展政治攻势，如战场喊话、送书信、发文告，利用投降的官兵做劝降工作等，起到分化瓦解敌军的作用。郑成功派手下的黑人士兵同荷军中的 “乌番兵”(黑人士兵)进行联络，策动他们投降。这些“乌番兵”属于奴隶士兵，平时备受荷兰殖民者欺凌。在郑成功强大的政治攻势之下，不少“乌番兵”出城投降，加入了郑成功的部队。

　　很快，赤嵌荷军宣布投降。台湾城内的荷军也众叛亲离，渐渐无法支撑，但他们仍不肯投降，企图等待援军来解救自己。在这种情况下，郑成功下令对荷兰殖民者发动总攻，一举攻下了台湾城外重要据点乌德勒支堡。龟缩在台湾城内的荷兰守军残余仅剩600余人，由于伤残、饥饿和患病，几乎丧失了战斗力。此时又传来援军无法抵达的消息，在双重打击之下，荷兰人不得不献城投降。1662年2月1日，荷兰殖民者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被荷兰侵占达38年之久的台湾回归祖国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