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安抚尔等亿兆，终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置天下于富岳之安。

　　——睦仁

　　日本，意为太阳升起的地方。

　　日本国即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以及其他6800多个散布在太平洋上的小岛屿。

　　生活在岛上的日本人，从来就没有放弃对于一块坚实大陆的梦想和追求，他们将贪婪的目光聚焦于曾是他们的“天朝上邦”——中国……

　　“对日本人来说，中国人从有头脑的，内省的和充斥于德川时代艺术家绘画中的圣贤，一变而为光绪二十一年(1895)印刷商们所描述的在近代日本军队面前仓皇逃跑的乌合之众。”

　　“大陆政策”出台

　　通过“明治维新”刚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日本，正处在资本主义的“幼年期”。它自身旧有的封建残余势力并没有荡涤干净，社会生产关系中仍然存在着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关系;在新兴的工业部门中，手工劳动者也遭受着来自资本家的剥削。

　　这样一来，日本大多数的人口都遭受着不同程度的压榨。购买力低下，国内市场就显得很狭小，丰富的物质产品无法在国内市场上得到消化，出现“腹胀”现象。因此，日本不得不加紧开拓海外市场，来帮助消化，同时解决国内原料匮乏的问题。

　　刚刚结束幕府时代的日本新生政权，依然带有军事封建性的浓厚气息。随着国力的逐渐强盛，本已浓重的军国主义思潮更加泛滥。

　　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日本加紧了对外侵略的脚步。极力鼓吹殖民扩张的“大陆政策”呼之欲出。

　　同治七年(1868)，新登基的日本天皇睦仁定年号为“明治”。他在即位时发表的《御笔信》中，宣称“终欲开拓万里波涛， 布国威于四方” 。

　　可见，明治政府在创建之初就已经将向大陆扩张作为基本国策， “大陆政策”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形成的。

　　“大陆政策”，也叫做大陆经略政策。是日本不甘心于一直居住在海岛之上，企图通过战争手段来吞并本国附近隔海相望的大陆国家，诸如中国、朝鲜的对外殖民扩张策略。也是日本近代军国主义在国家政策层面的具体体现。

　　“大陆政策”将日本的对外殖民扩张划分为5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具体的目标指向：

　　首先是台湾，之后是朝鲜半岛。借助朝鲜为跳板进而占领中国的东北地区和蒙古地区，继而占领中国全境，最终称霸亚洲，统治全世界。

　　蕞尔岛国，野心却膨胀的可怕。

　　“大陆政策”的战略构想，源于日本早期改革派政治家吉田松阴(1830—1859) 。

　　早在咸丰五年(1855)，他就认为，日本暂不具备与英、法、德、俄等西方列强相抗衡的能力，而与本国临近的朝鲜和中国才是首选侵略目标。

　　吉田松阴的构想是，“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可开拓虾夷 ，晓喻琉球，使之会同朝觐;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之岛，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

　　日本明治时期的扩张狂人江藤新平(1834—1874)曾经主张，日本同俄国结盟，先攻下朝鲜，再将中国划分而治。待养足实力，将俄人驱逐，实现独占中国，完成第二次“明治维新”。

　　日本的国民启蒙教育家，福泽谕吉(1835——1901)不仅鼓吹天皇应亲自率军打进中国北京，还公开抛出不与中国朝鲜为伍的《脱亚论》，鼓吹：“今日谋之，我国无暇待邻国开明以共兴亚洲，宁脱其伍而与西洋之文明国共进退，与彼支那相接之法，亦不因邻国之故而格外客套，正可依西洋人与之法处置。亲恶友不免但恶名，依我等之心，宜谢绝亚洲东方恶友。 ”

　　经过近30年的努力发展，这些人的“幻想”，逐步被具体化并付诸实际。

　　将其制定成为方针的，是山县有朋。

　　山县有朋(1838——1922)，幼名辰之助，后改为小助、小辅。到明治维新后又改为有朋，号含雪。他是日本著名的政治家、战略家，曾经担任过陆军卿、参军、参谋本部长、内务大臣、农商大臣等职，又是日本的陆军之父，开创了长州藩人控制陆军的先河。

　　山县有朋出身低微，但他积极投身“明治维新”，一路晋升为陆军中将、近卫都督，为缔造日本新式陆军立下了汗马功劳，并最终成为日本历史上最大的派阀。

　　他将丰臣秀吉(1537—1598)等人提出的“大陆政策”，进一步完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依据。

　　山县有朋将日本疆土称为 “主权线”，将朝鲜、中国等视为日本的“利益线”，即与“主权线”紧密相关的区域。

　　他认为，维护一个国家的独立，不只是维护其“主权线”的独立，更要保护其“利益线”。这些理论主要体现在他的两部著作《军备意见书》和《外交政略论》中。

　　山县有朋在《军备意见书》中，提出将中国作为日本“假想的敌人”，并主张针对中国充实军备。

　　之后，又在《外交政略论》中提出，俄国将是日本侵占朝鲜、中国的最大威胁者，必须全力与之争夺。

　　山县有朋详细具体的方针策略不断成形，日本举国也在为将来的实际扩张，积极积蓄各种力量。

　　洋务派先驱魏源，在中国宣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其著作《海国图志》发行仅千余册，甚至还被列为禁书。而在日本，这本著作却成为学者和政治家们的案头必备读物。

　　与《海国图志》相似的，还有美国著名海洋军事学家、历史学家马汉(1840—1914)撰写的《海权对1660—1783年历史之影响》 一书问世后，日本朝野上下，乃至学校教师，几乎人手一册。

　　日本政府潜心学习强国之长技，在西方先进技术的指导下，筹建兵工制造厂，着力发展近代军事工业。到甲午战争前，日本东京和大阪的炮兵工厂，横须贺和筑地的海军工厂，已具相当规模。

　　它们生产出的大批新式步枪、火炮、野炮、山炮、平射炮等先进武器，装备军队后，使日本陆军的战斗力实现了质的飞跃。

　　除了从国外进口舰艇外，日本的海军工厂也相继制造出近代化的作战舰艇。到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已经拥有32艘军舰和37艘鱼雷艇，可以装备成一支颇具战斗力的海军。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日本政府开始大幅提升军事预算，增加军费开支，目的就是为了扩充陆海军力量，建立一支强大的作战部队。

　　光绪十六年(1890)，日本将国家总预算的30%用于军费开支。两年之后，这一数字又提高到了41%。光绪二十年(1894)日本的军费开支，比上年猛增4倍。

　　同时，日本对原有军事机制进行改革。光绪十年(1884)，将全国分为7个军管区，每个军管区下设2个师团。军管区和师管区分设与府县相对应的管理机构，来维持地方治安，担负地区守备、征募壮丁。各个军管区的军队还可以组编成作战军团。新的军事管区制度，使军队集治安、守备、作战三位于一体，更加灵活变通。

　　光绪十二年(1886)实施兵役改革。通过改革征兵体制，迅速提升军队的紧急应战能力和快速扩张能力。由于在陆军编制上设立了常备队、补充队和后备队三种队伍，使实际兵力扩大了一倍半，兵员得到很大补充。

　　据光绪十九年(1893)的数据显示，当时的日本陆军已经有7个师团，加上要塞炮兵、警备队、宪兵队等作战群体，陆军人数已达75，386人。另外，还有大量预备役兵员可随时调用。

　　为提高军队素质，日本特意从部队选拔精英分子，派往西欧学习考察，接受先进的军事教育和作战理念。

　　有了先进武器装备军队，日本政府还不忘从思想上对军队和国民进行再武装。

　　在军队中，将“皇军”的传统观念和“日本民族精神”灌输进官兵的头脑中。要求官兵秉承发扬“武士道精神”，激励他们以旧时代日本军人为榜样，力图将他们培养成为能够“殉身报国”的“正统”军人。

　　在社会上，以“武士道精神”教育青年学生，要求他们忠君、节义、廉耻、勇武、坚韧，鼓励他们积极参军参战，效忠天皇。

　　还要求国民必须尊崇天皇和皇室，强迫国民信仰天皇即“活神”的“神道”。同时广设“神社”，供国民“参拜”，强化对国民的思想控制。

　　就在对外扩张的准备工作有条不紊进行之时，日军的作战部已经制定出详尽的作战计划。同时又派出大批间谍前往朝鲜和中国，搜集各种情报，为战争开路。

　　“大陆政策”的先行军

　　同治十一年八月下旬(1872年9月末)，盛京城。

　　几天前，盛京城出现了三个形迹可疑的日本人。

　　他们诡异的行踪，引起了清朝地方政府的注意，地方官随即派人尾随跟踪，并伺机进行查问。得到的答复却是，来此参观，考察贸易。

　　每当涉及敏感的政治内容，他们就一再声称，他们只是做生意的普通人，什么也不懂。

　　实际上，这几个人是日本陆军大将西乡隆盛(1828——1877)派往中国的谍报人员，他们分别是日本陆军少佐池上四郎(1842—1877)、陆军大尉武市正千以及外务省官员彭城卫平。此次行动的主要任务是搜集中国东北地区的边防、财政、地理、风俗等方面的情报。

　　早在一个多月前，他们就伪装成商人，秘密潜入中国。由上海登陆，途经山东烟台到达奉天的营口，于八月下旬(9月下旬)来到盛京。他们的秘密活动一直持续到次年三月(4月)。期间，他们获取了大量翔实的情报，甚至连辽河何时封冻、何时可行人马、何时解冻，都了如指掌。

　　第二年春暖花开时分，三人满载而归，回到日本，并将搜集到的情报详细地向日本政府作了汇报。

　　池上四郎在汇报中说：

　　满洲的常备军积弊日久，士兵怯懦”，“几乎是徒具虚名”，“以今日之状态，不数年中国将土崩瓦解，现今为我国解决朝鲜问题之最好时机。

　　由此可见，当时日本为推行大陆政策而派出的先锋队——谍报人员，已经开始在中国进行猖狂的情报搜集活动。由于当地官员往往对他们掉以轻心，不知戒防，这种活动颇见成效。

　　实际上，日本早在16世纪便开始了自己的间谍和情报活动，且其水平丝毫不差于美国和俄罗斯，甚至略胜一筹。这源于日本人对情报这个概念更深刻、更广泛、更富想象力的理解和对于情报有更强烈的渴求欲。

　　明嘉靖十五年(1536)，军阀统治下连年内战的日本，诞生了一位乱世枭雄——丰臣秀吉。他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但更鲜为人知的，他还是日本间谍活动的策划者和推行者。丰臣秀吉熟读《孙子兵法》，并将其中的计谋加以消化改造，作为间谍活动的谋略。

　　他将自己手下的间谍派往全国各地，这样每一地区的情况就都处于其掌控之中。为提高情报的可靠性，他要求谍报人员严格按规定路线轮流侦察，把后一组的报告与前一组进行核实。

　　明万历十五年(1587)，丰臣秀吉为搜集更多的情报，把进攻九州的时间，推迟了七年之多;他留足了准备时间，还通过间谍的离间活动，从内部瓦解敌人。他要求间谍尽可能详细地收集各种地形图以及有关收成、粮食供应以及军阀部队等情报。然后再根据情报拟定作战计划。

　　西方史学家认为，丰臣秀吉之所以能在统一全国的战争中取得重大胜利，他的战略战术固然重要。同样，他精心制定的谍报计划也是功不可没。丰臣秀吉也因此被称为“统一国家的间谍大师”。

　　自此，日本就一直把间谍活动作为国家战略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间谍在中国进行的谍报活动，多是在商人、学生、旅行家等合法身份的掩护下进行的。

　　同治十二年(1873)，日本海军少佐桦山资纪(1837—1922) 被派往中国执行军事情报搜集任务。

　　在从上海前往福建马尾的路上，他以台湾煤炭商的身份到处活动，并表现出对政治毫无兴趣。到达中国福建水师的基地——马尾后，桦山资纪先后考察了胜山、乌石山、于山的地形，并且将当地的军营、造船厂以及城内外都绘制到了地图上，获取了大量有关福建水师的军事情报。

　　同年，日本陆军少佐福岛九成被任命为日本驻厦门领事，并负责搜集关于台湾的情报。他假冒日本画家安田的学生，以写生为名，进入台湾。在跋山涉水的过程中，对台湾的政治、经济、风土人情进行了实地调查，并做了详细记录;他对台湾的山水形貌进行了实地测量。在安田的协助下，还将获得数据变成了一幅极为翔实的台湾地图。福岛在台湾期间的谍报活动，对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侵略台湾，意义非凡。

　　除了商人、学生的身份，日本间谍用得最多的，就是更加便于隐藏的“旅行家”。

　　光绪三年(1877)，日本陆军中尉岛弘毅(1844—1901)接到来自陆军参谋局的命令，要求他搜集有关中国东北的情报。来到中国后，他以“旅行”为名，在200余天的时间里，徒步踏遍了东北的白山黑水、广阔平原，对当地的军备、地理、气候、物产等情况做了详细调查。在此过程中，他还纠正了往年制作的地图中出现的错误，并向日本政府提交了题为《满洲纪行》的调查报告，使日本关于东北的情报更加精确。此后，岛弘毅又数次以同样的身份前往中国的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继续从事谍报活动。

　　在日本的情报界，“三崎”声名远播。

　　这里的 “三崎”指的是甲午战争时期被派往中国的日本谍报人员山崎羔三郎、钟崎三郎和藤崎秀。

　　光绪二十年九月廿六到廿九(1894年10月24至27日)，日本陆军第2军2，5000余人陆续在辽东半岛东侧的花园口登陆。不明清军布防情况的日军不敢贸然行动，于是派遣山崎羔三郎、钟崎三郎、藤崎秀等6名间谍，分别潜往旅顺口、金州城、普兰店、复州一带侦察敌情。

　　山崎羔三郎(1863--1894)，日本福冈人。光绪十四年(1888)受平冈浩太郎(1851—1906)的委派来到中国，在汉口的乐善堂活动了数年之久。

　　次年，他化名常志斋，以药材商人的身份，只身前往赴云贵两省从事侦查活动，结束在两省的调查后回到汉口。

　　光绪二十年年中(1894年6月)，他偷偷混入中国运兵船到达了朝鲜汉城。在汉城，山崎羔三郎摇身一变，成为神户华侨药材商。在这一身份的掩护下，他潜入到中国军队所在的牙山阵地进行军事侦察。几天后，他因为随身携带的地图和指南针暴露，结果被中国军队逮捕。就在押解途中，他乘隙逃脱。逃到日军龙山旅团司令部后，他立即向日军参谋长冈外史报告了他所调查到的关于牙山中国军队阵地情况。日军根据他提供的情报，重新制定作战计划，并在后来的牙山之战中击败了清军。

　　七月十四日(8月14日)，日本第1军准备进攻平壤。山崎再次受命，被派往平壤，负责侦察中国军队阵地的情况。他历尽艰险，终于搜集到关于清军战备的可靠情报，日军据此制定了分兵合围的作战计划，并成功攻陷平壤。山崎因为贡献卓著，在广岛的大本营，他受到日军参谋总长有栖川宫炽亲王的亲自接见。

　　之后，他被任命为第二军的军附，并随军开赴辽东。临行前，他又受到了玄洋社头目头山满、平冈浩太郎和进藤喜平太等人的欢送。

　　鉴于山崎在6名间谍中资历最深，又有多年在中国活动的经验。第2军作战部将最艰巨的任务分配给了他----前往旅顺口要塞侦察。

　　钟崎三郎(1868—1894)，日本福冈人。光绪二十年二月(1894年3月)，他受到日本海军军令部派遣，前往中国渤海湾侦察在那里的清军军事设施和各处驻军情况。在此期间，他还化名钟左武，以中国药材商人的身份，奔走于直隶、山东之间，调查、搜集各种情报。

　　钟崎曾只身深入旅顺要塞，也曾为协助日本驻天津武官、海军大尉泷川具和测量渤海湾水深，驾驶小船，担任向导。

　　甲午中日战争开始后，为保护在华日本人，日本撤走了京津一带的侨民，钟崎与石川伍一(1866—1894)也被送上输送日侨的船只。此时，两人不想回国，一心要为皇军“尽忠”。于是打定主意，在深夜开船时，潜入水中，重回岸上，来到天津城内，继续从事间谍活动。黑夜中，两人走散，钟崎只得孤军奋战。他深入到山海关一带，对清军的驻防与调动情况做了细致深入的调查。在获得了许多价值连城的情报后，立即回到国内，将所得资料向军方作了汇报。通过他的调查活动，日本参谋本部对山海关地区中国军队情况有了详实了解。为此，钟崎受到日军参谋次长，对华谍报的总负责人川上操六(1848——1899)的嘉奖。

　　不久，钟崎被派往第2军，并随军开赴辽东。

　　藤崎秀(1870--1894)，日本宫崎人，毕业于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爆发他被召回国内。同年9月，他被编入到第2军的第1师团。因为在中国的出色表现，他受到参谋总长有栖川宫炽亲王的亲自接见，并得到鼓励。

　　随着日军第2军在花园口陆续登陆，他和钟崎三郎被派往金州城及和尚岛炮台一带，进行侦察活动。

　　闻悉日军从花园口登陆，清军捷胜营营官荣安派哨长黄兴武带领马队加强在貔子窝一带巡查。

　　九月廿八(10月26日)，在碧流河西岸渡口进行侦察活动的山崎羔三郎被清军抓获。当天，钟崎三郎也在貔子窝被捕。不久，曲家屯的乡民抓获了藤崎秀，并将其送交给清军。

　　三人一同被荣安押解到金州的副都统衙门。十月初三(10月31日)，被处决于金州西门外。

　　失去“三崎”，对日本侵略者而言，可谓损失巨大。日军攻占金州后，得知“三崎”死于此处，立即派人找到了他们的尸体，火化后埋葬于金州城外东南部的一座小山上，并取名“三崎山”，立碑以作纪念。

　　“三崎”的墓碑上，按第2军司令部的命令，赫然刻有“某某忠死之墓”，而日军战死者的墓碑一般只刻有“某某战死之墓”的字样，足可见日本军方对这3名间谍的重视程度。

　　简论：

　　蕞尔岛国，吞天野心。经过“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国力日渐强盛，为发展资本主义，攫取资源利益。日本统治者急于谋求开疆扩土，妄图将朝鲜半岛和中国变为本国殖民地。这种企图经吉田松阴、山县有朋等扩张主义者具体化后，形成了日本侵华的“大陆政策”，坚定了睦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决心。在“大陆政策”的推进过程中，日本军备急剧扩张，军国主义甚嚣尘上。日本间谍更是无孔不入，深入中国各地各领域进行侦查，提前打响了获取侵华情报的前哨战。他们的情报保障，使日本在对华战争中占据了有利的先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