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而化之的党史似乎谁都能说上几句，但谈到细处，人们则往往语焉不详。然而，历史是由细节串成的，只有知道了细节，才算是知道了历史。这正是人民出版社推出《党史细节》一书的价值所在。

　　著名党史学者罗平汉教授，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为读者展开了一幅鲜活而生动的党史画卷。

　　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1914年9月8日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后，也经常不去上课，只不过他不去上课是去参加了留日学生的反袁斗争。由于他总不上课，1916年2月2日被校方以“长期欠席”为由予以除名。

　　另一位创始人陈独秀，为自己兼任校长的预科大学争取到了一笔款子修建校舍，担心一旦离开广州，款子就可能泡汤，因此放弃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

　　陈公博倒是参加了一大，而且还带去了新婚的妻子，后旅社隔壁房间发生了枪杀案，他竟不待大会闭幕便落荒而走……

　　这些细微之处生动地再现了这些党史人物的性格，并或多或少地预示了其未来的人生轨迹。

　　中共的卓越领袖毛泽东，1918年和1919年曾两次到北京。毛泽东后来向斯诺回忆说，第二次在北京(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的时候，“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这三本书其中之一就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不过，大概是由于年代久远吧，毛泽东的记忆在这里出现了误差。

　　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经陈独秀和李汉俊校订后刊行出来(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是在1920年8月，面世后供不应求，次月即进行了第二次印刷。毛泽东第二次在北京期间，此书应该还未出版呢。

　　毛泽东有可能是在杂志上读到过《共产党宣言》的译文，1919年4月《每周评论》第16号刊载了舍译《共产党宣言》，1919年11月《国民》2卷1号刊载了李泽彰译《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但都是节译。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据罗章龙回忆说，《共产党宣言》的汉译本，除陈译本外，还有当时北京大学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译自德语的油印本，毛泽东也许读过这个油印本。遗憾的是，这个油印本未能存世，无从考证。

　　“中山舰事件”源于一场误会，是蒋介石误以为自己会被劫持而采取的过激行为

　　大革命时期影响国共合作的重大事件首推“中山舰事件”。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悍然下令，占领中山舰，逮捕时任海军局代局长和中山舰舰长李之龙(系共产党员，海军中将)，并在广州部分地区实行戒严。

　　通常以为这是蒋介石向共产党挑衅的一次阴谋，但读过《细节》一书后发现，这不过是由于中山舰的临时调动引发的一场误会。

　　敏感而多疑的蒋介石，误以为汪精卫和苏联顾问季山嘉试图把他劫持到中山舰上，送往苏联。不过仅仅十几个小时之后，即事变当天下午，当蒋意识到这完全是自己的主观猜忌后，他就取消了戒严，下令交还收缴的武器，并放回被软禁的党代表，重新恢复常态。

　　但这一事变涉及国共及苏联的关系，性质是严重的，因此蒋思想压力极大。据说，事变当天下午，何香凝径直去见蒋介石，质问他派军队到处戒严，究竟想干什么?斥责他是不是发了疯，想投降帝国主义?

　　蒋“竟像小孩子般伏在写字台上哭了”。1926年6月28日，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总理纪念周训词》中又重申：“我可以明白(地讲)，三月二十日的事件，完全与共产党团体是没有关系的。”

　　因此，“我们中国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确定是要合作到底的。”历史真相和人们的固有认识，差距真是太大了。

　　季米特洛夫的口信有力地支持了确立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

　　1931年4月，由于出现了“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顾顺章，中共中央主要领导被迫撤离上海。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了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

　　博古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创造了若干空前绝后的纪录：一是年纪轻，他此时年仅24岁。二是资历浅，他既不是政治局委员，也不是中央委员，而是从一名普通党员——毛泽东称之为“新党员”——直接成为了党的最高负责人。

　　尽管如此，博古等人却根本不屑于毛泽东等久经考验的同志。时任临时中央三常委之一的张闻天对毛泽东能力也了解不够，他后来回忆说：到了苏区一年半，毛泽东“究竟他是什么人，他有些什么主张与本领，我是不理解，也并没有想去了解过的”，当时确实“不重视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再次被重视是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会议选举毛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此后又决定以毛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但毛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则是在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上确立的。在六中全会前夕，1938年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是为六中全会做准备的。

　　会议第一天，刚从莫斯科回来的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口信。季米特洛夫让王稼祥转告全党：“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季米特洛夫的这些话无疑是对毛泽东的最大支持，从根本上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自居，不断向毛泽东和中央挑战的资本。

　　李维汉晚年曾回忆：“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

　　毛泽东也说：“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六中全会统一了全党的步调，使中共更加坚不可摧。

　　有对比悬殊的后勤保障，国民党政权想不垮台都难

　　抗战胜利后，全面内战爆发。中共用了仅仅三年多的时间就取得了全中国，也许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但毛泽东必胜的信念却是坚定的。

　　打胜仗除了信心外，正确的战略战术至关重要。1947年5月中旬，在临沂以北山区的孟良崮，华野以九个纵队加一特种纵队，共计27万人，全歼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七十四师，计3.2万余人。

　　这可谓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经典。但这并不是制胜的全部原因，还应看到更多的细节。

　　国民党军历来不大重视后勤补给。整编七十四师全系美械装备，射速快，火力强，同时弹药消耗也大。该师虽然超越编制自行编组了一个辎重团，但却挂羊头卖狗肉，是个步兵团(这在国民党军中是普遍现象)。

　　而且每至战斗，就把辎重及工兵等勤杂部队改编为战斗部队，而不是设法为辎重团增加大车、骡马等装载弹药的设备，因此，整编七十四师仅用了两天就打完了所带的弹药。而该师的后勤能力在国民党军中还是最强的，其他部队就可想而知了。

　　反观中共部队的后勤补给，据华野后勤司令部司令员刘瑞龙回忆：在淮海战役期间，动员了500多万民工，大小车辆80万辆，在两个多月内，共转运伤员11万人，送达前线粮食5.7亿斤，弹药物资330万吨。

　　要知道是役华野、中野两大野战军合计不过60万人而已。难怪在淮海战役结束后，粟裕曾讲：“我们除了没有飞机外，一切都有，我们的炮兵和坦克比敌人多。在全歼杜聿明集团时，我军炮火便完全压倒敌人。”

　　“我们打杜聿明，几乎用炮火推平村庄，一个村子打几千颗炮弹和成千成万斤炸药。”有这样悬殊的后勤对比，国民党政权想不垮台都难呀。

　　李维汉建议实行单一制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国家结构形式呢?从现存的档案材料看，最终放弃联邦制，实行单一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在《共同纲领》修改过程中，确切的时间是1949年9月初。这是时任中央统战部长的李维汉，在毛泽东向他征求意见时建议的。

　　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代表共计610人，都是经过反复协商酝酿的，但是百密难免一疏，其中很大的一个疏漏，就是在少数民族单位中没有安排满族代表(虽然在其他单位代表中有满族人)。

　　因此，当代表名单公布后，北平城里的满族群众产生了失落被弃的感觉，有些满族人为此哭泣流泪。毛泽东听到反映后，讲：“一个民族没有代表，整个少数民族为之不欢啊!”

　　“两个凡是”不是华国锋最早提出，也不是为了阻挠邓小平复出

　　1976年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不费一枪一弹，干净利落地逮捕了“四人帮”，在极左路线上疾驰的中国终于被拽住了。

　　《细节》一书中具体讲到了此后发生的“两个凡是”的问题。“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个经典表述并非出自华国锋，而是源于1977年2月7日的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社论是汪东兴提议写的，也是经政治局同意的。

　　“两个凡是”有特定的指向，目的是“强调了高举毛主席的旗帜，稳定局势”，绝非针对邓小平复出。

　　因为当时华国锋和高层已经在考虑和安排邓出来工作，不可能发表一篇社论去阻挠邓的复出。真是如此，就无法解释社论发表之后，华却宣布准备恢复邓的工作。

　　历史研究的价值，就在于保留人类真实的记忆。愿《党史细节》一书，能让你感觉中共九十年的漫长历史，仿佛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