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空军探照灯部队和陆军部队一样，每个干部战士都有配有枪支，干部配备的是59式手枪，战士配备的是56式步枪或冲锋枪。或许是我们探照灯部队太分散的关系，上级领导担心发生事故，所有平时我们连队对子弹的管理很严，所有弹药均在连部保存，其他任何人手中都不得保存子弹。所以我们经常自嘲：我们站岗时背的枪，充其量一根烧火棍而已，只能给自己壮胆。

    1971年春我提干后来到821站当站长，我的前任站长是陕西渭南人，65年入伍，为人憨厚，人缘极好。在与我工作交接过程中，他把手枪留给了我，同时也给我留下了5发59式手枪的子弹。他悄悄告诉我，这是以前打靶时留下的，因为不好将它带走，所以叮嘱我保存好，以后打靶时把它用掉。凭空得到这5发子弹，我挺开心，当时没有多想，就把它存在在箱子底下了。

    是年6月间，北京开始入夏，我们车库旁的水塘里长满了青蛙，夜间开始不停鸣叫。按照规定，我们雷达探照灯站要有一个人留守在指挥室值班，一个人在阵地站岗，排级干部则负责在每天晚上值第一班，时间从晚上9点到11点。有一天夜间，轮到我们的6号手陈琳站岗，他跑进指挥室对我说：“站长，车库那边好像有人。”我走出指挥室，朝车库方向看了看，因为距离较远，看不出什么动静。车库是我们的军事要害，那里有一台牵引车，一台柴油机载机车，还有若干桶汽油和若干桶柴油，一旦发生问题，后果不堪设想。况且那个年代阶级斗争的观念和敌情观念十分的浓厚，我担心有人搞破坏，所以立即吩咐他过去看看。因为怕他背上步枪的刺刀在月光下闪亮，我还特意叮嘱他把步枪的刺刀收起，并把枪口朝下，悄悄的过去。

    陈琳走后，我突然想起了前任站长留给我的5发子弹，心想，这子弹终于可以有用处了。我迅速从箱子里把它们找了出来，并把它们压在了弹夹之中。然后我站立在指挥室的门口，留意着车库那边的动静。不一会，6号手陈琳返了回来，他向我汇报，车库边确实有人，不过是2个抓青蛙的村民。我紧张的情绪立即舒缓下来，我让陈琳告诉他们，这里是我们的军事禁区，请他们以后不要擅入这个区域。陈琳回答我说，他已经提醒过他们。我看事情已经结束，忘记退出弹夹中的子弹，顺手把手枪放入了枪套，依旧挂在指挥室的墙上。

    大约是一周后的周六夜晚，全站同志都在宿舍里打牌、下棋，无拘无束地度一个愉快的周末。大家休息，我也很高兴和大家一起打牌，到了晚上7点左右，因为责任心的驱使，我决定到阵地去查查岗哨的情况。没有想到一走进我们的小指挥室，就看到值班里两个71年入伍的新战士大眼瞪着小眼，呆呆地站在标图桌前，桌上放着我的手枪。我立刻知道：出事了，他们玩弄了我的手枪而且走火了！按照我这个人的性格，此时我会大发其火，但因为两人都是新兵，我怕我发火后他们会过于害怕，所以我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只是平静地说了一声：“平时一再提醒你们，不要玩我的手枪，为何总是不听话呢？”然后安慰他们：“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不要紧张。手枪里的子弹是我放的，责任不在你们。”接着我让他们把经过向我汇报。站岗的是我们的二号手，他相对成熟一些，首先缓过神来，把经过事情的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

    原来，当晚是他站岗，值班的是他的江西老乡—我们站的无线电员。他们接班后，二号手看到墙上挂着的手枪，就对无线电员说：“要是能挎着站长的手枪站岗，那多神气啊！”说完就从墙上取下我的手枪背在了身上走出了指挥室，无线电员看到这一状况就追了出去，他一边口中对二号手说：“你不要动，站长说过的，不要动他的手枪！”一边鬼使神差地从枪套中把手枪拔了出来，他拉了一下枪栓，下意识地就扣动了扳机，只听得“砰”的枪响，子弹飞出了枪膛。突如其来的枪声和手枪的后座力，吓得他把手枪丢在了地上。过了片刻他们知道闯了大祸，从地上捡起来枪，走进了指挥所，但不知下一步该如何处理，他们呆住了。

    其实，知道59式手枪原理的人应该知道，如果手枪的弹夹里没有子弹，枪栓拉动后就会被卡住，要是枪栓拉动后恢复到原位，说明子弹已经上膛，此时就不能轻易地扣动扳机。可惜他们都是新战士，从来没有操作过手枪，所以不明其理。

    我听完他们的述说，马上对他们说：“今天的事情到此为止，请你们放心，我不会追究你们任何的责任。从现在开始，你们只当这个事情没有发生，不要背上任何的包袱，继续学习训练，做好今后的工作。”并让他俩分别回到自己的宿舍，把副站长和通讯班长叫到指挥室来。

    不一会，副站长钟哲林和通讯班长李振宽就先后来到了指挥室，我把事情原委向他们做了介绍，然后与他们一起商议处理意见。开始，他们俩都希望我把事故隐瞒下来，理由是：自从1964年部队开展创“四好连队”、“五好战士”活动开展以来，我们821站历史上从未评上过“四好”，1971年上半年，我们各项工作都做得十分出色，多次受到连部的表扬，眼看着上班年度的“四好”评比马上就要开始，要是此时把枪走火的事故汇报上去，期盼了七年的“四好”荣誉称号又要泡汤了。但是我考虑与他们两位不同，首先，我觉得隐瞒不是好习惯，做人要敢作敢当，有错误不怕，改正就好；其次，隐瞒真相对两个新战士的成长也不利，只要事情隐瞒一天，他们就会提心吊胆，总是害怕哪天东窗事发，再把他们俩牵连进去；至于“四好”评比的问题，我觉得只要我们下半年继续努力工作，评上当年的四好还是没有问题的；再说，这次枪走火的事故没有造成任何的后果，只要我们正确对待，问题还不至于十分的严重。终于我的想法得到他们两位的认同，于是我拿起电话机就向连部做了汇报。

    那段时间正赶上我们连长去团部参加一个集训，营部派了作战参谋老刘到我们连任代连长，这个老兄平时大大咧咧，比较豪爽；但缺乏探照灯部队基层干部那种沉稳、老辣的作风，听到我的汇报他在电话中就沉不住气了，把我狠狠地指责了一通。当他最后得知走火没有造成任何的后果，就把电话挂断了。

    第二天，我接到指导员赵英泽的电话，他告诉我，连部已经将我站枪走火的事故向营部做了汇报，营教导员蔚新蒲要求我立刻写一份书面检查，然后根据我的检查再作处理决定。我按照教导员的指示当天上午就完成了书面检查，通过连部文书交到了连部。大概过了一周，在一次连集中开会时，指导员赵英泽笑呵呵地对我说：教导员认为你检查深刻，枪走火的事情不再追究了。
从此，我们站的两个战士也彻底放下了包袱，走火的阴影一扫而光。到了72年，我们的二号手光荣入党，还调到连部担任了连队的文书。不过我们营后来发生走火事故的责任人却没有我这么幸运，记得我们七连指挥排一次擦枪时步枪走火，指挥排长挨了一个警告处分；我的同学、九连的一个雷达站长也因为被发现私自藏有手枪子弹，挨了一个警告处分。

    不过此次枪走火对我还是造成一些影响，1972年底我到干部教导队参加集训，教导队的两位排长不知从何处听来小道消息，他们见到我就拍着我的肩膀，用十分可惜的口吻对我说：“哎，枪走火把你的前程给走掉啦！”还煞有其事地对我说：团部决定从68年兵中提拔付连级参谋，我就是马德义团长的首选，但是政治处干部股反对，他们认为我发生过枪走火事故，责任心不强，提拔的事情应该再缓一缓。团长听到这样的反对意见，就把提拔我的念头打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