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许多华侨飞行员回国参战，有数十位华侨血洒长空。

　　每年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是美国“国殇日”，也称阵亡将士纪念日。从总统到平民，人们参加各种纪念活动，向历次战争中捐躯的将士致敬。

　　国殇日，对于89岁的二战飞行员朱安琪来说，比别人多了一份不寻常。73年前与他携手从美国奔赴中国战区抗击侵华日军的29位同期学员，一个个离他而去，唯有4人健在。每年夏天的固定聚会，都会让他深感生命珍贵。

　　朱安琪最近专门请人精心修复了一些被视为传家宝的旧照片。“这些照片永远都会挂在客厅里，记录父亲和我与美洲中华航空学校的情缘。”

　　那些黑白照片拍摄于上世纪30年代。在美洲中华航空学校第一期学员和第三期学员的毕业照上，一群穿着飞行服的华侨子弟英姿勃发。

　　朱安琪的父亲朱忠存原籍广东，上个世纪20年代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来美，先后在加州中部的汉佛德和旧金山的中华学校教中文，也是美洲中华航空学校的第一期学员。1923年，朱安琪在奥克兰出生，14岁随父亲到航空学校学习，在第三期学员中年纪最小。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在中华大地上横行肆虐，激起海外华人华侨的极大愤慨和担忧。年少的朱安琪和许多华侨子弟一样，在中国城参加筹款，呼吁捐钱捐物支持国内抗日，但这些活动无法平复年轻人沸腾的热血。

　　当时，美国的许多中国城掀起了航空救国热潮。旧金山、纽约、芝加哥、洛杉矶、底特律和波特兰等地陆续开办了华侨出资的航空学校。航校只开3门课，航空技术、航空理论和国耻史，为中国培养飞行员和技术人员。

　　据美国华人历史学家麦礼谦统计，在中国战场与日军作战的飞行员和技术人员中有200多名华侨子弟都是这些航校的毕业生。

　　父亲鼓励朱安琪回中国作战。1939年，16岁的朱安琪告别父母和5个弟妹，经夏威夷、中途岛、菲律宾、香港等地，辗转到昆明，生平第一次踏上祖国的土地，成为中国国民党空军学校的一名学员。

　　“我们都没有钱，路费700美元全是旧金山的乡亲们凑的。妈妈给我一个金戒指，让我随身带着。”朱安琪回忆道，“陈纳德将军是我们学校的总顾问，我是从美国回中国的最年轻的抗日飞行员。”

　　从1939年至1945年，朱安琪服役6年多，分别在西北战区和中南战区对敌作战。“每次当我从空中向日军投弹或扫射时，我好像看到了旧金山的父老乡亲们，他们变卖家产、妻离子别，送我们学飞行回国，就是为了这一天。”

　　与朱安琪一同作战的美国航校华侨子弟，大约有10人在历次战争中献出年轻生命，他自己也曾经历战机被击中差点丧命。“我们去中国时都没有美国护照，只是随身携带一张纸证明自己的美国身份。美国的亲人都无法获悉这些牺牲战友们的下落。”朱安琪说。

　　因为没有护照，朱安琪携妻小回美时颇费周折。白天他在父亲的洗衣店里帮忙，晚上到学校念书，完成机械工程学位后任职工程师直至退休。

　　尽管远离战场，朱安琪每年不忘邀请那些同往中国的航校同学聚会，并成立了有数百名会员的空军同学会，担任会长。

　　抚摸着那些70多年前的黑白照片，朱安琪无限感慨，“回忆那些青春年少的岁月，我真的没有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