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印度频繁对中国出口商品进行反倾销调查。
9月2日，印度财政部表示，将对从中国或其他国家进口的“中国制造”药品征收反倾销税。
7日，一家印度制药公司又对中国某制药公司生产的维生素C可能存在倾销行为提出申诉。
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的蒙德拉港。
10日，印度启动了针对从中国进口扁轧铝产品的反倾销调查。
追求自由开放贸易的印度，为何如此青睐反倾销手段？难道不怕被报复？矛头又为何频频对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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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第一反倾销大户
对印度来说，近期所为并不是什么稀罕事。
自1995年1月1日修订“反倾销法”到2019年，印度一共发起972次反倾销调查，位居全球榜首。其中，针对中国232次，在印度反倾销调查名单上“独占鳌头”。
印度反倾销呈现出以下3个特征：
其一，印度主要调查对象集中在东亚地区，且多为发展中国家，针对发达国家次数少。
其二，反倾销针对的产品种类集中，主要为化学品、纺织品。
在印度的总进口中，矿产占30%，机械设备占20%，化学品、金属、纺织品分别占8.7%、6.2%、1.6%。2010年至2015年6年间，印度对美国发起13次反倾销调查，其中9次针对化工产品，占比高达70%；同期对中国发起的48次反倾销调查中，22次针对化工产品，占比接近50%。
其三，反倾销次数与全球占比同步增长。
从1995年到21世纪初，印度的反倾销调查次数一直呈上升趋势，最高峰出现在2001-2002年；之后虽有下降，不过，受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保护主义回潮等复杂因素的影响，分别在2008年及2016年达到两个小高峰。印度反倾销在全球的占比呈现相同的趋势，平均为15%，一度达到28%。近年来有所降低，平均维持在每年40次左右。
印度反倾销次数及全球占比折线图 （1995-2019）
吊诡的是，印度一方面是使用贸易保护手段较多的国家之一，同时也同中国、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一起成为推动贸易自由化的主力。
自20世纪90年代印度开启自由化改革以来，印度大大加速了参与自由贸易协定（FTA）的进程。根据亚洲开发银行（ADB）的数据，截止到2020年9月，印度参与的FTA高达42个，仅次于ADB成员国中的中国（47个）和新加坡（43个），甚至高于韩国（41）和日本（32个）。
那么，追求贸易自由化的印度，为何频繁发起反倾销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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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为何如此青睐这一招？
当外国生产商以低于本国市场价格销售某一产品并对进口国同类商品的国内生产商造成损害时，反倾销法允许进口国针对这一“倾销”行为对外国生产商出口的商品征收临时关税，本意在于防止外国商品以低价倾销损害本国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但是，国际法对此规范并不严格，各国政府有很大的自由度来操纵相关贸易数据。相比于反补贴税等，反倾销在适用范围、可证实性、政治操作的难易程度等方面也更具优势。
因此，各国越来越多地采取反倾销措施来保护国内产业和相对封闭的经济环境。频繁对他国发起反倾销调查渐渐成为了“贸易保护主义”的代名词。
与其他国家相比，印度显得格外钟情于反倾销手段，与其自身经济结构和产业发展状况密切相关。
尼赫鲁时期，印度建立起由国家力量控制工业和贸易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于外资和对外贸易进行严格的限制。他认为，自由市场竞争会损害印度国内大量存在的贫民阶级的利益。在国际权力竞争中，需要通过建设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来争取印度的政治生存。
2020年8月18日，印度新德里的返城工人排队等候检测新冠病毒。
独立后的印度期待通过“进口替代”模式摆脱对西方的依赖，打造一套独立的工业体系。在经济自由化之前，印度对商品征收数百种进口税，有的甚至超过300%。
于是，印度制造业始终处于政策庇荫之下，依赖性加重，“温室里的花朵”难以抵御外界的狂风暴雨，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始终无法提升。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印度GDP年均增长率维持在3.5%的低水平，极端贫困人口占60%。进入90年代，印度经常账户急剧恶化，国内危机加剧。
于是，印度政府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申请紧急贷款，顺理成章地接受了IMF的要求，开始推行市场化改革。
打开国门后，以数字产业为代表的印度服务业迅速崛起，相关出口行业更加支持自由贸易开放；与之相对地，跟进口企业存在竞争关系且自身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行业通常要求保护主义政策，与制造业、农业相关的利益集团一直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忠实拥趸。
印度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超过17%，进口贸易规模占比约为2%，发起反倾销次数却占了15%。3个数字放在一起，看起来总有点耐人寻味——一直致力于谋求世界大国地位的印度，似乎在反倾销次数上完成了一个“小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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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拖后腿，为啥还要拉一把？
制造业是一国的经济命脉。
没有自己强大的制造业体系，就像空中的风筝，无论飞得多高，线都握在他国手里，更遑论实现“大国梦”。印度一直怀有强烈的“大国情结”，提升国内制造业的竞争力是必须要面对的课题。
如上所述，印度的自由化改革并非建立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基础上，强植西方民主政体未能解决社会顽疾，反而使中央各项权力受到来自各地的极大限制，导致经济、财政等政策无法顺利在全国推进。
此外，交通基础设施落后且成本高昂、难以稳定供应的电力、劳动生产率低下、银行不愿为工业活动提供贷款支持、行业腐败等问题，均是严重制约印度制造业发展的主要障碍。
2020年5月25日，准备乘火车前往孟买的印度乘客，印度虽然是世界第二人口大国，但是其劳动生产率远低于中国等国家。
举个例子，印度虽然是世界第二人口大国，但是其劳动生产率远低于中国等国家。印度62%的人口处于工作年龄，然而，其中只有约4.7%具有所需技能。韩国、日本、中国的这一比例分别为96%、80%和24%。
在这种情况下，印度的制造业面临着难以突破的发展瓶颈，只得频繁发起反倾销以解燃眉之急。
不仅如此，制造业还有解决就业的强大社会功能。
服务业是印度经济发展的关键引擎，然而，只吸纳了全部劳动力的约0.5%，比如，拉动印度经济增长的软件业，对低技术劳动力并不友好。
眼下，印度15-24岁人口失业率达8.5%，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20.8%。解决他们的就业和贫困问题，只能寄望于制造业。
面对世界经济疲软、保护主义抬头、国内就业形势严峻等问题，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开出的“药方”就是发展制造业，提出了“印度品牌”（Brand India）战略以及印度制造（Make in India）、数字印度（Digital India）、技术印度（Skills India）等概念。
莫迪希望在发挥信息产业比较优势的同时也相应提升印度经济中制造业所占比重，创造1亿个就业岗位。他承诺，到2030年让印度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然而，理想与现实相差甚远。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印度2020年4月的失业率攀升至23.5%，尽管6月有所回落，但仍然高达11%。
消费需求疲软，印度国内产业濒临破产，已经奄奄一息的制造业难以再承受外来商品的“致命一击”。为了保住国民经济命脉、守护国民的就业岗位，被当局美其名曰追求“公平贸易”“务实的全球化”手段的反倾销也就顺理成章地派上了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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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情有独钟”？
近来，印度频繁对中国出口商品进行反倾销调查。
9月2日，印度财政部表示，将对从中国或其他国家进口的“中国制造”药品征收反倾销税。
2020年7月5日，印度新德里一所新建方舱医院的药房。
7日，一家印度制药公司又对中国某制药公司生产的维生素C可能存在倾销行为提出申诉。
10日，印度启动了针对从中国进口扁轧铝产品的反倾销调查。
从更宽的时空背景来看，在印度发起的972次反倾销调查中，针对中国232次，占比超过1/5。印度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次数最多的国家。
那么，印度为何频繁向中国发难？
首先，两国在发展阶段上具有相似性，印度对华贸易逆差居高不下，将中国视为最大“威胁”。
2019财年，中国对印出口748.3亿美元，进口179.9亿美元，印度对华贸易赤字高达568.4亿美元，尽管较2018财年的578.7亿美元有所减少，但仍居高不下。
其根本原因在于本国工业产品难以与大多数国家竞争，只好诉诸“反倾销”等披着法律外衣的保护主义手段，给中国企业扣上“倾销”的大帽子。
印度工商部长皮尤什•戈亚尔（Piyush Goyal）称：
“坚决不会允许印度成为其他国家的倾销场，除非印度的‘所有’要求都得到满足，印度的国家利益得到切实的维护。”
“中国的廉价进口商品会在印度市场‘泛滥’，而一直以来使用的反倾销等保护措施已无法应对这种‘激增’。”
另外，印度至今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也成为对中国发起相关调查的有利托辞。
其次，反倾销调查被印度用作政治博弈手段。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印度经济第二季度已萎缩23.9%，为24年来表现最糟糕的一次。第一季度经济增长也仅为3.1%，为8年来最低。在国内经济、就业连续“跳水”的情况下，有目的地引燃双边冲突、转移民众视线是政客的惯用伎俩。
并且，我们不难观察到，每逢中印边界发生冲突，印度在一定时段内运用反倾销措施的频度和烈度都会有所上升。对华“欲加之罪”已“名正言顺”地成为印度发泄民族主义情绪、政府转嫁危机的窗口之一。
此外，WTO争端解决机制瘫痪给了他们一个趁火打劫的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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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繁出击，底气何在？
频繁对他国发起反倾销，面临的报复压力应该不小。然而，自1995年以来，印度发起反倾销的次数高达972次，被调查次数仅为241次，看起来极不相称。
难道，印度自带避免被他国进行贸易报复的“超能力”？
实际上，这与印度经济模式和贸易结构密切相关。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型一般是从农业部门转向工业部门，主要依靠第二产业拉动经济增长，在此基础上才会出现发达国家所经历的制造业逐渐转移、GDP中服务业占比开始增长。印度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没有经历前面的过程，工业并未发展壮大，直接由急速膨胀的服务业拉动经济快速增长。
在以服务贸易推动经济增长的大前提下，印度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以反倾销措施来促进国内制造业的发展。
印度一直是商品贸易的高逆差国，至2018年时，印度商品进口额已经超过其出口额50%。印度的商业服务贸易则与其商品贸易不同，自2004年以来就一直保持顺差，且额度呈不断上升态势，从2017年开始，出口额超出其进口额近70%。
况且，与商品相比，对服务出口发起反倾销调查的难度更高，因此，即便印度对某国采取反倾销调查，对象国也很难以同样的方式回击，不必担心由此带来的贸易报复。
另外，非经贸因素起到重要作用。
印度商品主要出口对象有美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中国和新加坡等。这些国家和地区与印度的合作具有中长期和多元化特点，在短期内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即便印度发起反倾销调查，这些国家也不会大幅削减对其商品进口或发动严重的贸易报复。
美国等传统“反倾销”使用国对发起反倾销调查呈现出日渐审慎的态度。这些老牌工业国已形成了完备的国内经济体系，力图追求更加自由、开放的贸易秩序，大幅削减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发起反倾销调查的次数也明显下降。
况且，作为“民主国家样板”，印度在美国的全球布局中占有较特殊的地位。尽管美国也对其发起过41次反倾销调查、“双反”调查与“337调查”呈上升趋势，但是，在中美关系遇冷的背景下，美国不会在贸易问题上过多敲打印度。
于是，印度方能保持较稳定的出口基本盘，并不太担心被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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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两步，后退一步？
无奈的短视
在《对外贸易政策》报告中，印度多次强调其战略目标是从世界贸易中的“参与者”到“领导者”，再到成为全球贸易的“轴心”。
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18年年会上，莫迪含蓄地抨击了“美国优先”，他提醒“许多国家正变得内视，全球化正不断萎缩，这一趋势的风险并不比恐怖主义或气候变化更小”。
然而，不到两年，2020年5月，莫迪在演说中提出了一项名为“Atma Nirbharta”的新政策，被认为是“进口替代”战略——向尼赫鲁式的“自力更生的印度”和甘地式的“现代化的印度”的回归。“印度制造”（Make in India）正在蜕变为“保护印度”（Protect in India）。
印度在贸易政策上前后反复、模棱两可的态度，被称为“前进两步，后退一步”。
这种高频率的贸易保护手段，短期内确实能解决一些“肘腋之疾”；然而，从长远发展考虑无异于给自己留下“心腹大患”。
长期依赖政府庇护的印度制造业不仅难以发展壮大、培养出真正的国际竞争力，它对贸易开放的消极态度还会引起合作伙伴的猜疑，进而深刻影响本国深化区域产业合作，最终成为通往贸易大国之路上的绊脚石。
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为例，过去几年里，印度政府积极引导发展外向型经济，一度对它敞开怀抱，但是，囿于国内经济形势和产业结构，很难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以开放促改革”，最终选择退出RCEP谈判。
于是，在世人眼中，“印度制造”与“使美国再次伟大”、“印度退出RCEP”与“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并无区别。
随着嵌入国际产业链的程度加深，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印度对反倾销的运用可能不降反增，将严重影响亚太区域合作、金砖国家间合作。这两者恰恰是印度发挥其国际政治、经济影响力的主要依托。
要知道，莫迪版“印度制造”的核心不仅仅在于扶持国内制造业的发展以解决国内社会问题，更多地侧重于提高制造业竞争力、使“印度制造”走向世界，这也是实现印度“大国梦”的关键环节。
莫迪是一个强势领导人，他希望能够推动印度在市场化改革中再进一步。模仿中国改革开放之路，实现印度整体经济水平的跃升，但同时，要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奶酪，哪怕是一点小小的改变，对印度领导人来说都是举步维艰。
这种短视是无奈的，莫迪不得不考虑企业呼声和就业率；如果印度无法下定决心敞开胸怀拥抱世界经济，其制造业将始终处于襁褓之中；一遇到棘手问题就无理取闹、甩锅他人的印度没有办法赢得世界的信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