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短短30年内，曾接连爆发了两场世界性战争。这两场世界性战争不仅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也给世界格局带来了深远影响。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大国博弈日趋激烈，地区冲突多点频发，多重风险持续升温，失稳、失序、失衡的国际社会仿佛再次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在这一背景下，多国领导人、诸多国际组织和智库专家相继发出对爆发世界性战争的忧虑和警告。

在当今新技术革命的影响下，战争形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这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人们对世界性战争的认知。随着全球安全形势日趋复杂，一些影响和制约世界性战争的关键因素也正在发生变化，新的世界性战争风险逐渐增大。如何预防和化解这一风险，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重大课题。

一是新的世界性战争将是新技术手段支撑下的混合战争。混合战争具有模糊性和融合性特点，模糊了传统的战争与和平的界限，融合了常规军事力量和非常规力量，表现为战争目的混合、主体混合、手段混合、战场混合，具有不宣战、不承认、不动员、不间断等特点。在这次乌克兰危机中，世界诸多国家参与其中，“星链”系统、无人系统、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高技术手段轮番上阵，波及范围远远超出军事领域。今年9月，以色列将传呼机和对讲机等世界范围内流通的商品和民用设备作为武器，制造了震惊国际社会的爆炸袭击，再次刷新了人们对战争的认知，新形态的混合战争离我们越来越近。

二是金融战比一场传统战争对经济的打击还要大。金融战是混合战争的重要样式，既可独立使用，也可与军事战关联使用。金融战不仅可强化战争效果，甚至在某些方面能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二战结束后，美国一直利用其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对敌对国家实施金融打击与遏制。据统计，自1945年以来，美国先后对伊朗、朝鲜、古巴、委内瑞拉、俄罗斯等实施了15次较大规模金融制裁。乌克兰危机爆发前，美西方对俄罗斯和伊朗的金融绞杀给两国经济造成了重创。据统计，在美国金融制裁下，2020年伊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较2012年下降了2/3还多。乌克兰危机则让人们再次见证了金融战的威力。从直接没收俄罗斯资产，到制裁俄罗斯金融机构，再到切断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与俄罗斯银行的联系，美西方全面遏阻和封锁下的俄罗斯经济曾一度迫近崩溃边缘。

三是生物战、网络战、认知战等兵不血刃的战争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打响。相比于传统战争手段，生物战、网络战、认知战能够以速度最快、代价最小、效果最好的方式达成战略目标。尤其是生物战，不但门槛低，而且杀人于无形，甚至只需极少的花费，就能够导致大规模的死亡。据媒体爆料，美国军方一直对利用生物武器作战情有独钟，在全球30多个国家设置了336个生物实验室，这还仅仅是公开的数据。据《环球时报》记者报道，俄国防部发言人称，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军从占领的美国设在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内，发现了携带新冠病毒的蝙蝠和候鸟。同时有迹象表明，美国正在研究如何使用鸟类传播禽流感。俄军在缴获的美国生物实验室资料中甚至发现不少中国人的基因数据，让人不寒而栗。

追求和平、促进发展一直是人类社会的美好愿望。过去几十年，国际社会吸取两次世界性战争和冷战的教训，推动和平与发展成为历史潮流。然而，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错综复杂，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全因素持续上升，一些影响和制约世界性战争的关键因素也在发生变化。

经济利益相互捆绑与依赖不再是避免战争的重要因素。经济全球化加深了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人们通常认为，经济上相互依赖度越大，两国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就越小。然而，事实并非如此。1911年，德国是英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英国著名记者安吉尔在其所著的《伟大的幻想》一书中曾预言，欧洲永远也不会再有战争了，因为战争在经济上不合算。但仅时隔三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中美两国关系经历了40余年发展，经济上相互依赖的程度前所未有。但近年来，美国奉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权主义，一方面以所谓的“全政府、全领域、全力量、全盟友”方式，对中国实施遏制打压，甚至要不计后果与代价地与中国全面脱钩；另一方面，美国推进亚太地区军事部署的趋势有增无减，甚至更加直接、更加针锋相对。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当战争攫取的实际利益远大于经济互相依存的利益时，霸权主义者便有可能毫不留情地发动战争。

“恐怖核平衡”虽在发挥作用，但其制约性已大为减弱。一直以来，“恐怖核平衡”被看作是遏止世界性战争、特别是大国战争的关键因素。但在持续近三年的乌克兰危机中，大国之间斗争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红线一再被突破；美俄两国核对抗与核军备竞赛频频走高，双方甚至在为可能爆发的核冲突做准备。巴以冲突的外溢效应持续蔓延，未公开承认但被认为拥有核武器的以色列，与拥有核设施并被认为接近拥有核武器的伊朗，爆发正面对抗的风险在攀升，任何一方的误判或挑衅都有可能引发不可控的危险。美国智库在6月18日发表的《核恐怖主义：美国预防、打击和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战略评估（2024）》一文中指出，当前“核恐怖主义”风险很高，随着核武器小型化、战术化，核平衡失控局面下的有限核战争甚至世界性战争的风险不容忽视。

“经济新冷战”恐将成为新的世界性战争的催化剂。乌克兰危机导致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经贸关系急速冷却，世界经济版图出现新的裂缝。美国奉行“二元对立”，对华实施全面脱钩，并联合或逼迫其他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进一步“分裂”世界经济。全球经济区域化、板块化、集团化趋势加剧，世界经济版图正“裂化”为若干经济集团或疏离的经济板块。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政治是经济的继续。政治、军事上的对峙，如果再叠加“经济新冷战”，将使得新的世界性战争风险越来越大。

高效费比的新型作战样式使战争门槛不断降低。成本是制约战争爆发的重要因素。然而，随着网络战、无人作战等新型作战样式不断涌现，低成本、高威胁、以小博大的军事行动成为可能，这使得战争的门槛不断降低。智能化、无人化作战系统的大量运用不仅可以明显压缩战争成本，还可减少人员伤亡。网络战武器的易获得性及网络空间的匿名性，使得发起网络攻击的成本更低，个别国家、组织等可通过互联网在短时间内攻击世界上任何网络可以达到的地方，破坏力惊人；再加之网络攻击隐蔽性强、难溯源等特征，进一步降低了战争决策者发动战争的道义责任和政治压力。

针对逐渐增大的世界性战争风险，国际社会应团结起来，秉持合作共赢理念与“同球共济”精神，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全球安全架构。特别是世界主要大国，应增强战略互信，加强务实合作，采取一些具体措施，防范和化解世界性战争的风险。

一是深入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落实落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和热烈响应，但仍需更广泛地在国际上达成共识。一方面，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传播，进一步凝聚共识，从人类共同利益的角度，积极协商斡旋，推动全球性议题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另一方面，把推动“一带一路”倡议高质量发展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实践平台。加大在数字基础设施、医疗卫生基础设施等方面投资和建设力度，加快推广跨境电子商务，为参与国家带来更多现实利益。加强人文交流，积极寻找各方文化理念的契合点，真正使不同国家之间民心相通，实现合作共赢。

二是积极推动全球安全治理体系改革。面对全球安全治理体系过载、失灵等问题，大国应承担起更多的国际责任。首先，坚决维护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根基不动摇。在维持安理会既有的权力结构稳定性的同时，支持安理会改革，增强长期处于被忽视地位的发展中国家话语权，提升安理会权威。其次，深化全球核安全治理，避免核武器国家间爆发战争，探索比“大国主导”模式更加均衡、更加民主的管理方式，凸显无核武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核事务中的作用，同步降低核扩散的风险。最后，针对战争“低门槛”倾向，建立控制使用武力的军控条约，进一步完善太空、网络、人工智能等领域国际军备控制条约。

三是探索可持续安全框架下的大国危机管控机制。危机管控离不开大国间相互的战略调试和适应。一方面，应探索彼此认可或共享的军事安全领域行为规则，就“底线规则”达成共识。坚持互商互谅，有意识地建立有限竞争模式，形成一个包容性的、共存的安全架构。另一方面，需要降低对危机管理机制的预期，不要寄希望于机制能解决彼此间的结构性矛盾，应保持对话接触，通过建立一套可操作的程序准确传递信息、表达意图，以此预防和管控危机，避免出现不必要的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