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纪委《关于薄熙来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决定给予薄熙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薄熙来被指控的“几宗罪”，无不是权力外溢的结果。权力超越一切，只有一个结果：就是同时创造出无数权利的缺口。当这种扩张在一座城市、某一个国家肆意生长之时，个人和企业会遭其荼毒，而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亦会随之倒退。

　　这种倒退乃至瓦解，最终会导致以政府为主轴的各种社会关系重新定义，从而发展出一套畸形的政治经济理念。这种通常具有崇高名义的理念，往往因为与民意中情绪性的一面合辙，而涂抹上“正当色彩”，但在狂沙吹落之后，裸露出来的则是满目疮痍。

　　特别在薄熙来治下，借助“打黑”名义而一度处于溃坝态势中的重庆民营经济，惨痛而生动地诠释了从繁华到几成瓦砾的过程。

　　1997—2007年的10年时间，重庆民营经济占GDP比重从22.64%上升到45.5%，年均增长2个百分点以上。而在2008—2011年“打黑”高峰的4年时间里，民营经济增幅降到年增幅不足1%。如果说数据过于侧重于“结果论”，不足以衡量施政成败的话，那么对“涉黑资产”的处置则足以证明，在打黑扩大化的进程中，法治已经抛弃在九霄云外。

　　当时，重庆对涉黑资产采取托管方式，僭越了本应属于法院的权力。不仅导致了一批企业的死亡，而且混淆了警界与其他司法机构应有的平衡关系。在巨大的“黑打”压力下，许多企业家被迫外迁。

　　表面看，打黑扩大化的风险是有限定的，即针对的是特定企业拥有者群体。这也让打黑扩大化一度缺少了来自普遍民意层面的警醒。但即使抛开民营企业对于经济和就业的贡献率，即使从最普惠的平等“国民待遇”角度将企业家不看作特殊群体，也不能消解这种做法在更深层面的破坏力：打黑扩大化的实质，是权力的越界。

　　这种越界，今天针对某一群体，明天可能针对其他群体。权力的自我扩张冲动，最终会导致涉及所有人利益的“破窗”，导致人人都成为潜在的利益被侵蚀者。更值得反思的是，在改革开放30年后，在中国市场经济前行20年后，在鼓励民营、私营企业发展已经成为国家共识的前提下，为什么在中国的一个直辖市中，还能生成出戏剧化的这一幕。

　　极端的政治经济管理，只能来自极端的思维。而其渊薮，来自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权力形态。这种权力形态在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中期中，发展成为极左的极致。当转型期社会中显现的迷茫思绪需要价值疏导时，原有的权力形态就与现实重逢，并获得了重生之机。

　　这种极端思潮重生的土壤来自三个方面：首先，无论愿不愿意，过去包括文革在内的社会发展形态依然在很多人心中留有烙印。其次，在利益多元化和利益固态化同时到来的今天，利益均沾和利益满足感都更难获得。这催生出部分人对计划时期的诗意描述，导致价值观分化加剧。第三，先得利益者，特别是不当得利者对利益的固守，有可能进一步加剧价值观的对立。当施政理念偏颇的时候，这些来自历史和现实的叠加感受，就可能化生为巨大的“创造性”，而这种创造性并非代表真正的建设性。

　　我们不能断言，这样的重逢，仅仅会在2007－2011年之间的重庆发生。避免由狂热、民粹、权力越界、折腾为导向的对抗型发展模式，重构政商合作、官民合作的合作型发展模式，是今天重大的时代命题。这个命题，涉及政治、经济、价值底线的纠偏，以及纠偏之后的坚守。这个命题的根基，就是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坚持推进。而市场经济“公平”的最基本理念，必将带来社会公平、国家法制，并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从施政者到企业家，从企业家到普通民众，都需要锻炼市场经济的内核。有了这样的精神内核，就能避免极端思潮的卷土重来，就能创造实现中国梦的良性环境。从这个角度说，薄案审判，既是对薄所代表的极端思潮的否认，更应是矫正迷思、推进政治和经济良性发展的宣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