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一波四岁时，他的父亲被他伯父讹了钱之后签下了高利贷。一天晚上，薄一波的母亲生下了一个男婴，虽然是家中喜事，但他的父母却相对无言，默默垂泪。由于家中欠了一屁股债，无法养活这个孩子，于是只能狠着心将他溺死了。本文摘自《七十年的奋斗与思考》，作者薄一波，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薄一波遗像（图源：新华社）
家庭概况
我生于1908年2月6日（清光绪三十四年戊申正月初五）。我家祖祖辈辈务农，原籍（山西定襄县）芳兰镇。芳兰是个大镇。刘、薄两家是大姓。镇上共有两千多户人家，人多地少，谋生不易。到我高祖父时，立足不住了，于1827年（道光七年）举家搬到离芳兰镇15公里的张家庄。
我祖父母死后，由伯父管家。我伯父读过几年书，会写写算算，在蒋村同某人搭伙，开了个纸坊，他当掌柜，人们都叫他“昌有掌柜”。我父亲没有上过学，从小就干活，给人家打小工。12岁那年，他在张家庄做小工，脚手架倒下来了，砸断了他的右胳膊。胳膊总算是给接上了，虽没有完全复位，倒也不影响干活。我伯父的小算盘打得很精，而且冷酷无情，祖父母死后，他就提出来要分家。我父亲比他小15岁，很怕他，把他当老子看待，只能依着他。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与其说是分家，倒不如说是他把弟弟从家里撵出来了。我的父母，带着我哥哥，不得不再一次步祖先的后尘，抛别三辈人的故土，搬到了我外公外婆家所在的蒋村。我父母人缘很好，张家庄的人，不论亲戚、朋友，还是一般乡亲，都十分看不惯我伯父的做法，对我父母的遭遇深表同情。后来，我家每年都要到张家庄扫墓上坟，走亲访友。直到多年后，我参加革命了，遭到通缉、追踪，在蒋村遇到危险，不得不离开的时候，仍把张家庄当作首先考虑的落脚点。
蒋村在县城东面20里，正好坐落在忻（州）定（定襄县）盆地的盆沿上，背靠着山，面向着平川，是全县比较富裕的地带。地下水丰富，打的井很多，造纸业很发达，已有近二百年的历史。蒋村造纸业规模较大，用人就多，所以有很大的吸引力。那时到蒋村打短工晒纸的男人，平时也有十来个人。我父母也加入了这个行列。
我家搬到蒋村时，父亲的堂舅帮了大忙，让父亲一家三口住到他自己家里。老舅爷又找到我三姑父，让他在自己的纸坊里给我父亲安排了活计。这时我哥哥才4岁，到蒋村的第四年我姐姐出生了。要解决一家4口的吃穿用，父母亲只好起早搭黑地拼命干。我父亲干重头活，母亲晒纸，干家务，从来不闲着。
三姑父见我父亲干活是一把好手，支撑个纸坊没问题，就安排他和蒋村一个姓朱的合伙办纸坊。纸坊起名“万盛昌”，字号虽起得响亮，其实没有什么根底，房子、设备是从一个姓胡的地主那里租来的。朱能写会算，就由他管账，平时也干抄纸活。我父亲是“领作”，用现在的话说，就相当于班组长兼技术员了，既要安排、指导别人干活，自己也要全力干。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纸坊坚持下来了，而且越干越好，收入逐渐增多，日子一年比一年好起来。
父亲
我父亲叫薄昌福，是村里有名的好劳力，吃苦耐劳，干的活又快又好。他沉默寡言，脸晒得很黑，表情显得格外严肃，有人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黑脸阎王”。他心地善良，为人忠厚、忍让，是村里村外人所共知的。
就在我母亲生四弟的那一年，我伯父家道衰败。一天，他怀里揣着刀子，站在周家堡子五道庙、财神庙路口，等我父亲从纸坊回家。见到我父亲，他便说：“你站住！我现在过不了日子，给我40吊钱！”我父亲一听就愣了，说：“我一年也不过赚40吊钱，都用来养家活口了，都用完了，手头实在没有积存。”伯父脸一沉，唰地从怀里掣出一把刀子，在手里掂了掂，大声说：“那好，没有钱，你就把我杀了吧！给你刀子！”我父亲被逼得无路可走，只好答应给他借钱，最后借了高利贷。我母亲很难过，要找伯父讲理。父亲只说了一句话：“人家讹咱，总比咱讹人家好。”
这一年我4岁，已经记事了。就在伯父讹走40吊钱后不久，一个晚上，母亲闹肚子痛，额头上的汗珠直往下流。我吓坏了。母亲说：“书存儿，别怕，快去纸坊叫你爹！”那时父亲晚上也在纸坊干活，不回家。纸坊在村西头，离家有一里多路。我赶快跑到纸坊，父亲二话没说，抱着我就往回赶。回到家里，他忙碌了一阵子，传出了婴儿响亮的哭声，是弟弟出世了。家里添丁进口，本是大喜事，我父母却相对无言，默默垂泪。家里欠了一屁股的债，拿什么来养活这个孩子呢？父母亲在无限悲苦中，狠着心把他溺死了。
我父亲虽一向宽以待人，能忍则忍，但办事绝不含煳，从不受人左右。只要他拿定了主意，就不会轻易改变。他决定送我上学的事就是一个例子。我初小毕业以后，他本不打算再让我上学，犹豫了好久，但下决心让我上了，就再也没有动摇过。高小毕业后我要继续升学，他二话没说，同意了。村里有些人觉得这与我们的家世身份不相称，说起风凉话来了。对付这些闲话，他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不予理睬”。
我在太原上学期间，常向《山西日报》、《并州日报》投些稿子，没有多少政治内容，只是讲些学生的在校活动，例如“国语辩论会”某一次辩论情况，等等。《山西日报》不给稿费，只给一份报纸，平时寄到学校里，放假期间就寄到蒋村。蒋村从来没有订报的，突然看到经常有《山西日报》寄来，一个月不断，议论就多了。有的说，一定是书存入了混（共）产党，不看报不行。我表兄（三姑父的二儿子）一听就急了，特地找到我父亲说：“舅舅，咱的日子也算是过得不错了，二小子怎么还想加入混（共）产党？现在还有口饭吃，混（共）了产以后吃什么？”我父亲苦笑着对他说：“穷人不找混（共）产党找谁？你别多管闲事！”
那时我父亲并不知道共产党是怎么回事，但他相信自己的儿子，知道儿子读了书，懂了道理，不会走错路。
抗战爆发，日本侵略军占领雁北以后，我把父母亲从家乡接出来，送到了陕西汉中。作为山西“出了名”的抗日干部家属，他们再在家乡呆下去，危险太大了。可以想见，眼看着用一辈子的血汗创下的家业弃于一旦，父亲心里是多么痛苦。他不久就一病不起，1938年病逝于汉中，终年64岁。
回顾我父亲的一生，可以说，他当得起“忍辱负重、顽强抗争”这八个字。他这种黄土地上农民的淳朴性格和实干精神，自然对我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母亲
我母亲叫胡秀清。她上了岁数以后，村里人都称她“昌福老人”。她以一生的行事，赢得了村里人的尊敬。我母亲不是个弱女子。她遇事不惊，临危不乱，反应敏捷，总能迅速做出决断。我家曾先后两次遇到出人意料的逼债，几乎逼得一家人走上绝路。都是她化解了。
母亲的人缘是用她的赤诚待人和热心肠换来的。别人家有了难处，她总是尽力相助。外祖母家祖传会看病，村里人有个病痛，常常来找她。她又明事理，讲公道，谁家婆媳失和、夫妻打架，妯娌吵嘴，也常找她去评理。久而久之，她就成了村里公认的排难解纷的长者。
对于我们几个孩子来说，父亲是身教，母亲则是身教以外还有言传。古话说，身教重于言教。这是强调以身作则的重要，不能光说空话，还要作出表率。这些对我是有很深影响的。
父亲去世后，我又把母亲接到了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这时她接触到了一种全新的生活。1939年底，我们住在沁源县阎寨村。一天，我很晚回到家里，母亲还在等我。她说：“今天来了两个人，一高一矮，外乡口音，能听懂，很有礼貌，不知道是什么人。”
我问：“是来找我的吗？”
她说：“说是来看望我的。一进门就伯母、伯母，问寒问暖，有说有笑的。让我别尽为你操心，要多多保重自己的身体，那个年纪大的，我看比我小不了几岁，也是一口一个伯母，临走还给我鞠了一躬，真叫人心里过不去。”
我说：“那是我的领导人刘师长和邓政委。”
事后我向伯承、小平同志说起这件事，并向他们转达了我母亲的话：“你见到他们二位，要替我说几句谢谢他们的话，实在当不起。”刘、邓都说：“看看老人是应该的。”1946年我去延安期间，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的滕代远同志，还特地给我母亲过了一次生日。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和友情，深深地印进了她的心里。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我先到了北平，随后我母亲也来了。她终于看到了革命事业的胜利。同年9月28日，母亲因病去世，终年76岁。遗憾的是，只差两天，她没有能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回首往事，我深深怀念我的母亲。她的牺牲自我、乐于助人的品德，遇事的沉着冷静和办事的精明干练，都使我深受教益。
父亲、母亲，加上哥哥、姐姐、弟弟和我，这就是我们在定襄蒋村的六口之家，一个有着一部奋斗史和辛酸史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