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警察神通广大，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他们到香港去跨境“执法”，如入无人之境；他们为了监视一个盲人陈光诚，在东师古村驻扎大队伍，年度经费高达数千万。养活这支支取无度的庞大队伍，是否只靠国库？

　　中国警察的活动远非限于执行公务，他们替一个官员监视另一个官员，把监控录制的偷情视频用于威慑或报复；他们介入商人之间的经济纠纷，强行立案、判决或强行撤案。为什么堂堂国家警察甘当私人的家丁和打手？

　　答案是：中国的警察力量已经和商业力量紧密结合在一起，民营企业家为警察提供大量的经济资源，其后果是可怕的公权力私用，以及警察的贪腐、纵情享乐。

　　最近由于郭文贵的猛烈爆料，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他揭露的高官的贪腐和私生活败坏，其实他的爆料同样值得关注，甚至更加值得关注的一个方面，就是警商合流的情况，这是中国社会特征的一个突出方面，也是中国法治遭到践踏的一个重要根源。

　　根据郭文贵的爆料和马建的供述我们得知，除了接受和执行国安部交办的秘密任务，郭还为国安部人员提供办公用地或租金，把自己的私人飞机供他们使用，替他们购买监听设备，提供警察个人用品和其他开销，国安部人员在他的七星级饭店盘古大观内设立办公室，作为回报，国安部官员利用警察手段监控、打击他的经济竞争对手，在他遇到麻烦时以国安部的名义出面或发函，以他为情报部门工作为由摆平。

　　在警商合作的过程中，商人为警方官员提供大量的金钱、物资（住房、汽车、古玩字画等）、色情场所，警方以商人服务于情报部门为由为商人的违法违纪行为进行开脱或加以包庇。当商人有无法解决的困难——因违法违纪被立案、起诉，被债主追债，警察就出面，轻则到上级部门或有关单位去“协调”、“沟通”，重则反咬竞争对手一口，将其抓捕收监，甚至令其家破人亡。国家的公权力、法律的威力这样与经济力量相结合，为私人利益所用，这对国家的危害，对公民正当权益的侵害，是空前巨大的。

　　警察，尤其是情报部门的警察，由于其工作性质的保密性，其行为往往难于被监督，他们伸向商界的手不易被觉察，更难于被制止，因此，从国家制度的安排上说，防止警商结合或警商勾结就是一个正常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中国的情况却是反其道而行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曾经说：“以商养情，情商两旺”，由此，中国的情报系统对民营企业家的威胁、勒索有了政策性、制度性依据，警察力量与商界的结合，二者互相利用，滥用权力，滥用强力部门技术侦查手段谋取私利的做法不但得不到制止，反而在“为了国家安全利益”的口实下通行无阻。

　　情商两旺、警商结合是钱权交易、贪污腐败的根源，是践踏法治、制造冤假错案的强大动力源。即使同样是警察国家，比如党卫军统治下的法西斯德国，克格勃控制下的苏联，斯塔西阴影笼罩的东德，那里的警察或情治系统与经济界、商界的关系也不像中国这样赤裸裸地合为一体。中国有自己的特色，改革开放过程中，有过军队办企业、政府开公司，上溯到中共的延安时期，有军队大生产运动中的种植鸦片。警察、特务、情治人员在商人那里有小金库，他们的警务活动与贪腐和恣意享乐融为一体。

　　几年前，《遭遇警察》一书的编者在该书的前言中说：“当今中国社会生活的一种重要现象和突出特征，是警察无处不在，他们对公民正常、合法活动的干预、压制，对人权的侵犯，达到了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中国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的警察化特征，警察监控社会和侵犯人权的基本方式与特点，值得记录下来，以供后人了解、研究这段历史。”从郭文贵的爆料事件中人们得以知道，中国警察化过程的一大特征，就是警商结合，而这就是中国社会黑社会化的主要原因。郭文贵以过来人的身份和亲身经历揭露黑幕，提出“郭七条”，坚决反对“以黑反贪”、“以警反贪”，大力提倡法治，这是说到了中国问题的要害。

　　情商一家、警商一家的可怕不下于警匪一家，对国计民生的危害超过警匪一家。中共采纳这种政策，无异于饮鸩止渴，它对于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伤害，也是无可弥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