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有此一说：“一国两制”首创于王沪宁的内部文稿》中已经介绍了据闻王沪宁的文章和着作当年被上海市委组织部长曾庆红推荐给胡耀邦看过,胡耀邦下台后去上海休息,曾点名要见曾庆红、潘维明两人,言谈之间还提到了王沪宁有关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研究很有建树。

更有与王沪宁接近者透露,中共对香港采取“一国两制”政策的理论构架,最先是包括王沪宁在内的上海“二王”提出来的。“二王”的另一位叫王邦佐,复旦国际政治系教授,曾经担任过复旦大学教务长、上海师范大学校长等职,是王沪宁的学术前辈。

八十年代初期,上海理论界即有“二王文章”一说。二人当时曾经写过一篇从未发表过的理论报告，内容是根据中共当时已经许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后,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等内容,从理论上诠释一个国家内分别实施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可行性,认为将香港从英国人手上拿回来后,应允许其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并首先提出了“一国两制”这个用词。

透露这则消息的人士称:此信息确实没有从王沪宁本人那里得到证实,今后也将是一桩“无头案”。道理很简单，毛泽东死了这么多年了,当年为他捉刀带笔的人,有几个敢于声称毛的某几篇文章或某句纲领性口号是并非出自毛泽东的脑袋?

所以果真是“二王”率先提出“一国两制”的理论构架,包括具体用词,他们两人岂敢向邓小平讨“专利权”?中共的官式宣传,一概标明“一国两制”这一概念是邓小平同志一九八二年九月在会见外宾时首先提出的,一九八四年又经过全国人大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具有了“法律效力”。但是,为什么一国可以两制?要从政治原理、政治学角度进行一番自圆其说,自己承认只读过马列主义ABC的邓小平绝无这个水平。非但是“一国两制”,诸如“四项基本原则”、“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等概括性政治纲领,最先都不是出自邓小平之口,“四项基本原则”的提法是胡乔木的杰作;“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赵紫阳的发明(更大的可能是当时效命赵紫阳的某位文胆的发明)。只不过这些东西从邓小平的嘴里正式发出后,才能够成为“最高指示”,然后便被以“党法”的形式固定下来。

虽然对“一国两制”的原始出处从未有正面回答,但论起“新权威主义”来，曾有王沪宁的门生告诉笔者，说王沪宁倒是私下承认过他本人才是千真万确的始作俑者。

这位王沪宁的门生介绍说，早在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政策不久,即表示了对新加坡模式的欣赏。王沪宁随即写出一份内部报告，力陈“新权威”(当时没有“主义”二字)对中国改革的重要性。邓小平看过报告后是否对文章本身及作者有过具体评价王沪宁本人也无从知道,但从邓小平曾经对香港媒体讲过“我是欣赏新权威的。新加坡搞得不错”之类的话看,显然是受了王沪宁文章的煽情和蛊惑。

后来,海外对大陆“新权威”的宣传讨论,只知“南有萧功秦,北有张铭九和吴稼祥”,其实,他们的“新权威主义”不过是在王沪宁最早论证的“新权威”后面加上了“主义”两个字。

王沪宁心里非常清楚,邓小平在八十年代初期表示欣赏“新权威”,完全是基于贬毛的目的。当时，毛泽东是中共党史上的“纪念碑”，邓小平无力也不敢将它推倒,但却下决心要将它挪位,让全中国亿万人民和全世界各国领导人的视野,集中到一直被压在“纪念碑”阴影之后的邓小平身上。

而萧功秦、张铭九、吴稼祥等人,自以为加上了“主义”二字,便已经从理论上升为政纲,却没有想到至少当今共产党统治者,在“新权威”的问题上是能做不能说的。

赵紫阳在台上的时候,张铭九、吴稼祥等人从一厢情愿的政治理想出发,把“新权威”三个字移植到赵紫阳身上,自然犯了大忌。王沪宁炮制的“新权威”,望文生义便明白是表示一种对“旧权威”的否定,上奏的政治背景是邓小平急于完成“非毛化”。而张铭九、吴稼祥将这三个字移植到赵紫阳身上,所要否定的“旧权威”自然会被理解为当时还健康在世、有党内决议将其“垂帘听政”合法化的邓小平。所以，当时年纪轻轻即已经表现出强烈政治敏感的王沪宁,一见张、吴等人走偏了方向,随时可能惹祸上身,立刻退出了热闹而又时髦的“新权威主义”大讨论。凡与此有关的文章一律不写,学术会议一概出去,采访此议题的记者一概不见。

赵紫阳在接替胡耀邦中共总书记职务后,既开始筹备中共十三大,在政治报告起草过程中,赵紫阳为了集思广议,特别要求起草班子组织全国各地的政治、经济理论工作者到北京议政。王沪宁虽是获此殊荣的一百多位专家、学者中最年轻者之一,他所潜心研究论证的政治体制改革内容又是十三大报告中较为重要的一部分,但仍然没有引起赵紫阳的特别关注。原因之一是来自北京的专家、学者抢尽了风头;原因之二可能是王沪宁已经从赵紫阳风头最劲的此时此刻,即看到了背后隐含的政治杀机,故不希望引起赵紫阳对自己的注意。

一九八九“六四”学潮时,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在北京街头贬邓抬赵,自然与张铭九、吴稼祥宣传新权威主义的目的联系在一起。镇压过后，中共点名批判吴稼祥，并将他与张铭九投入监狱,内部文件上也点过萧功秦的名字。但此时的萧功秦很快将自己过去宣传的“新权威主义”改头换面，将自己与张铭九、吴稼祥等所谓“北派”的新权威主义鼓吹者“划清界限”,弄出了一个叫作“新保守主义”的东西,继续强调“开明专制”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必要性,并在海外大发文章,频频接受采访。

而此时的王沪宁,仍然避开“新权威”的是非,更不愿议论“新保守”与“新权威”的异同,埋头于国际关系方面的着述论证。

一九八九年“六四”前后,因为王沪宁刻意表现低调,甚至在上海学术界的小范围内批评过政府的镇压政策,故当时的中国大陆理论界一般都将他看做“自由派知识分子”。就是到江泽民身边工作了若干年，已经为江泽民成功设计了“三块表”理论之后，网络上还有人攻击他是“敌对势力安插在江泽民身边的内奸”。

二十年前笔者在《江泽民的幕僚》一书中最先向外界介绍王沪宁的。该书中介绍王沪宁的一章标题是《专家当智囊,教授变幕僚----江泽民的政治化妆师王沪宁》。

该章一开篇即介绍道：目前,江泽民正在努力学作新一代政治强人,故需要有新的一套理论充实和武装自己,更需要用这套新理论来向社会大众,向党内党外解释他这一任“领导核心”的合法性和他这一代领导集体所奉行的政治、经济路线的合理性。如果说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核心是以资历服人的话，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核心必须找出一个道理服人。据闻中南海的“帝师”汪道涵就曾对江泽民建议说:第三代领导核心必须抓紧建立起一套“自己的东西”。这便是江泽民政治幕僚群中增加了一个王沪宁的大背景。

从九十年代初开始陆续聚集在江泽民门下的政治幕僚们,个个都具备所谓的“知识化”水平----包括被称之为“当代帝师”的汪道涵,说起来还是江泽民在上海交通大学的老学长。不过,若是按照西方对“知识分子”概念的定义,江泽民的全部幕僚中,唯有王沪宁可以自诩是知识分子出身,甚至还一度被认为是“体制外自由派知识分子”。正因为如此,王沪宁以政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身份加盟江泽民智囊团的事实本身，便在中共党内党外引出一番强烈震动。而江泽民廷揽王沪宁入局的目的,则是在自知自己政治理论贫乏的前提下,希望借助王沪宁的“马克思主义新解”为“第三代领导核心”作一番理论包装。所以,王沪宁的身影在中南海里出现不久,便被人指称为江泽民的“(政治)化妆师”。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重新读过笔者的这篇旧作，发现习近平上台之后对王沪宁的依重和二十多年前江泽民对他的期望殊无二至。（高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