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4日，星期四，在香港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为1989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遇难者举行的守夜仪式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照片上燃烧着一支蜡烛。

香港警方星期一（ 8月10日）高调逮捕了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及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等多位民主派人士，令香港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遭受进一步打击。黎智英等人的被捕是在美国和西方针对《国安法》发出谴责，甚至是实施制裁之后发生的。 习近平为什么不在意国际孤立而一意孤行呢？

香港令习近平饱受挫折，感到“已经失去香港”

黎智英星期一在香港家中被警方抓捕。警方随后还出动200多名警察封锁了黎智英创办的《苹果日报》报社。同时被捕的还有黎智英的两个儿子，以及公司4名高管，理由是黎智英等人涉嫌触犯《国安法》中设定的罪名--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及串谋欺诈等犯罪行为。

黎智英被捕是在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中国在香港强制推行《国安法》，推迟立法会选举表示谴责，并出台相关制裁措施之后发生的。 虽然黎智英星期三（8月12日）已获保释，但是，习近平这种一意孤行、肆无忌惮的做法还是令人始料不及。

前美国国防部中国事务主任约瑟夫•博斯科（Joseph Bosco）告诉美国之音，中共在香港强势推出一系列措施的种子可能在2019年在香港爆发的反送中大游行时已经播下了。他说，香港的每一步发展让习近平及中共政府感到，香港会越来越偏离他们所设想的轨道，让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失去香港。

他说： “中国领导人越来清楚地认识到， 长远看来，未来他们为香港制定任何一种‘一国两制’的安排都不会被香港人所接受，从这点上来看，他们已经失去了香港。 他们（香港人）想要自由和民主的权利。每次中国试图收紧绞索，无论是《逃犯条例》还是对地方选举法作出变更，香港人都会站出来并抗议。对共产党来说，所有这一切方向都不对了。”

2019年2月，香港政府正式宣布提出修改《逃犯条例》，以向中国大陆、台湾、澳门等司法管辖区协助移交嫌疑人。但香港人担心，香港政府可以以此按中国政府的要求，将中国政府视为疑犯的人士送交中国大陆，也就是所谓的“送中”。

2019年3月31日，香港公众首次举行反对修改《逃犯条例》的游行。 6月9日，发展成百万人大游行，这被视为“反送中”游行的真正开始。 在此之后，抗议活动持续了超过半年之久。在6月16日的大游行中，有200多万香港市民参加，这个数字直到目前保持了最高记录。2020年2月，新冠病毒疫情进入香港，抗议的势头才有所减缓。

更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11月下旬，香港泛民候选人在最低级别的民选机构区议会地方选举中占据了多数席位。这一结果被外界视为是香港人在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和对中国政府的愤怒。

2020年 6月9日，在“反送中”大游行一周年开始之际，也有抗议者们无视警方的反对，在香港市中心聚集。

香港问题一再让习近平饱尝挫折。如果说，中共感觉到了香港在“错误”方向上的发展，那这个“错误”在2003年就出现了。

2003年7月，香港政府欲对《基本法》中的第23条立法，遭到50万人抗议，最后，《基本法》最后无法实施。《基本法》第23条表明，香港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

也是在这次抗议之后，北京政府逐步加强了对香港的控制。2014年，香港还爆发了长达差不多三个月的“雨伞革命”，抗议中国队香港特首的“普选”作出了两步走的新安排。

香港是中共统治的大敌

末代港督彭定康（Chris Patten）星期三（8月12） 在美国智库对外关系协会举行的有关香港和国安法的视频会议上说，习近平对香港下重手与 2013年中共推出的反西方的“九号文件”是一脉相承的，因为中共觉得香港威胁了他们的政权。

他说：“香港是自由、开放、法治社会等各个方面的精确体现， 而这些都被中共在2013年认定为威胁其统治的大敌。”

2013年4月2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一份旨在通报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文件，也就是彭定康所说的“九号文件”。这份题为《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指出，中国面临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公民社会、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七大危险，必须要警惕和根除。

彭定康说，习近平在香港的所做所为与中共在新疆打压维吾尔人、在浙江强拆十字架以及在中国国内逮捕人权律师都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即对西方自由、民主和公民社会等理念的恐惧。

前美国国防部中国事务主任博斯科说，中共担心一旦他们在香港问题上妥协，失去的恐怕不只是香港，也包括台湾和正在中共统治下的大陆。

他说：“如果香港以那样的方式反抗北京而且不受惩罚，那对于中国民众来说就是一个榜样。他们（中共）经历过天安门事件，知道数百万的人已经表明过他们想要一个更好的体制、一个民主体制。我们都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我认为习近平和他的共产党同伙决定，他们不能让香港脱离他们的控制，他们必须以某种方式对香港进行镇压，当然，最好不要使用坦克。 ”

害怕重蹈苏共覆辙，习近平甚至违背父训

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Jerome Cohen）在对外关系协会的会议上说，习近平这么做是害怕苏共历史在中国重演。

他说：“至于习近平，他应该是从戈尔巴乔夫那里看到了恐惧。他在这个问题上也说过很多。”

2013年1月5日，上任一年多的习近平在新晋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发表讲话。在谈到苏联垮台的历史教训时，他认为苏联人否定苏联历史、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才直接导致了苏共的失败。

他说：“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了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

孔杰荣指出，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习近平处理香港的方式直接违背了他父亲习仲勋的遗训。

习仲勋是中共领导人， 在文革期间遭到打压，被剥夺自由长达16年。习仲勋曾说过：“我们党的事业是千百万人的事业，应当允许人民讲话，鼓励人民去关心国家大事。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害怕民主，是神经衰弱的表现。”

习仲勋甚至建议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规定什么情况下允许提出不同意见，即使提的意见是错误的，也不应该受处罚。

新冠疫情让习近平感到了可趁之机

博斯科认为，中共应该是几个月前就准备好对香港行动了，他们只是在寻找更好的时期，而新冠疫情在全球的爆发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好的时期。

他说， “他们（中共）之所以选择这个时候行动的第二个原因应该是新冠疫情。他们看到西方国家疲于应对疫情，甚至因疫情而瘫痪，应该没有能力对香港问题作出强烈的回应。他们认为，西方领导人全神贯注应对疫情，不会关注像香港这样的事情。这是我的猜测。”

博斯科说，虽然这样的猜测听起来有点“恶意“，但是，他觉得中共应该就是这么行事的。

最近几个月，不仅在香港问题上， 在南中国海、在中印边境、在新冠疫情的叙事方面，中共都采取了咄咄逼人的姿态。

何瑞恩（Ryan Hass）曾经担任奥巴马时期主管中国政策的官员，目前是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协会的外交政策项目的研究员。他7月17日发表文章说，新冠疫情可能会限制香港人针对香港《国安法》组织大规模的抗议，这可能也在北京的冷酷算计之中。

他认为，习近平此时在香港问题上愈发咄咄逼人的原因有多个。中国国内经济下滑，民众对公众健康和安全感到沮丧，对香港下重手也可以激发大陆民众的民族主义激情，转移中国国内民众的焦点。

何瑞恩认为，在香港问题上让对手措手不及也许也符合习近平的习性。他还认为美中目前敌对关系让北京觉得在香港问题上无论怎么做都不会令美中关系更加糟糕。他说，甚至川普总统希望推进美中贸易谈判，可能对北京的行为有所克制也在北京的算计中。

逮捕黎智英，西方进一步认清中共极权的面目

加里·施密特美国企业研究所战略研究和美国项目的资深研究员， 他在黎智英被捕后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里说， 中共这么做是想要向美国和西方发出讯号， 他们不在意美国和西方的关切。

他写道：“这个证据充分表明，习近平既没有、也不打算将美国及其盟国的关切考虑在内。他的目标是实现党控制下的中国的统一，这不是秘密。”

施密特呼吁西方警惕习近平的野心。 他说，对那些认为习近平对台湾的野心只是说说而已的人来说， 习近平在新疆镇压规模和香港的迅速行动已经足够证明，习近平不是温和可以打交道的领导人，西方至少应该开始想象他是有能力授权“极尽所恶”的领导人。

习近平在香港问题上的激进措施让西方进一步验证了“中共剥夺了香港的自由并侵蚀香港人民权利”的事实。如果说，美国和西方在未来如何与中国打交道的问题上还存在歧见的话，在如何应对香港《国安法》的问题上，西方的反应越来越趋于一致。

在香港，黎智英被捕后第二天，香港市民用行动和金钱表示抗议。香港人从凌晨起排队抢购《苹果日报》。市场也继续以股票当选票，壹传媒股价再度狂飙逾5倍，是单日涨幅最大的港股。黎智英8月12日获得保释后回到报社大楼，受到了报社员工们英雄般的欢迎。

中共在香港的做法，还直接导致其最在意的，试图以“一国两制”统一台湾的图谋的破产。拒绝“一国两制”已是台湾主流民意。

蔡英文8月12日通过视频参加华盛顿两大智库的会议时说，“看到北京背弃对香港人民及国际社会的承诺，摧毁这座自由的灯塔，令我们既悲伤又惊恐。”

她说，她的政府将以更谨慎的态度来处理两岸政策，维系台海和平以捍卫站在最前线的台湾的民主自由，而且同时继续与美国合作，在地区共同利益上建立更具建设性的美台安全合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