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头戴红军帽在陕北采访。（资料照片）

周晓辉评论文章：3月7日，中共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两会记者会。很明显，王毅的言辞继续充斥着对美国的批评、警告，甚至是威胁。北京为何有如此底气敢威胁拜登政府，是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但以中共以往的作为看，背后一定有黑幕。

除了继续警告、威胁美国外，王毅还剑指西方记者，大概一些西方记者的真实报道戳中了中共的肺管子，揭开了中共残害中国人的真相。比如BBC拍摄的披露疫情真相的纪录片《重返湖北》，比如英国BBC驻华记者沙磊（John Sudworth）关于中共在新疆对于维吾尔族的强迫劳动和种族灭绝的报道和推文，以及转发其推文的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记者比尔·博图斯（Bill Birtles），而后者还在推特上抨击中共在香港推出的国安法。

对于这些揭露中共真实面目的西方记者，中共和王毅是相当不满的，认为他们是“戴着‘反华滤镜’大肆制造和传播虚假新闻”。那么，中共需要什么样的西方记者呢？王毅不知廉耻地给出了两个样板。

1937年，毛泽东（右三）与斯诺夫人海伦·斯诺（左一）等外国友人在延安合影。（资料照片）

一个是延安时期的美国记者斯诺，一个是现在的法国记者维瓦斯（Maxime Vivas）。按照王毅的说辞，这两个人虽然国籍不同、生活时代不同，但他们都通过自己的笔，“客观真实地报道了中国，并让世界了解了中国”。然而事实上，难道不是他们误导了世界吗？

先说说这个近80岁的维瓦斯。王毅大赞他一是因为他在2011年出版的《达赖并非如此“禅”》一书中，“揭露了达赖喇嘛隐藏在表象背后的真面目”，二是因为他近期推出的新书《维吾尔族假新闻的终结》，完全按照中共的口吻“讲述了繁荣稳定”的新疆，否认存在“种族灭绝”和“强制劳动”等。

这个来自西班牙家庭的维瓦斯还在接受中共官媒的采访时，称自己去过中国四次，在自己眼中，中国“是一个现代国家，科技水平非常高，她一直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经过此次疫情，越来越多的法国人发现，中国竟是一个如此让人惊叹的国家。”

中共为何找出了一个年龄如此之大的记者为自己“翻案”呢？原因就在于这个维瓦斯信奉共产主义，与中共是同道。

他曾声称在1973年参加了法国共产党武装分子在希腊的行动，目的是向被判处死刑并陷入地下的反政府者提供虚假文件和金钱。在2009年欧洲大选期间，他支持左派和左翼阵线的让·吕克·梅伦雄。2012年，他继续公开支持梅朗雄参加总统选举。2020年5月，他与法国共产主义复兴运动发起人共同签署了一项反对马克龙和欧盟政策的呼吁书。

如果说维瓦斯对共产主义的狂热，让他主动或被动跳入中共的陷阱，为中共所利用，且至今似乎仍未醒悟，那么中共和王毅大赞的另一个记者斯诺最终的醒悟，却是重重打了中共和王毅的脸。

正如王毅所言，斯诺并不是共产主义者，但他在政治上的幼稚和天真却为中共所利用、欺骗，他也因此被中共列入了“英雄模范”榜上。那么，他是怎样上了中共的当的呢？

1905年出生的斯诺，大学学的是新闻专业，1928年9月，心怀冒险精神的斯诺来到了中国，担任一家美国报纸驻华的记者。1932年与海伦结婚。1934年，斯诺兼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至1937年，同时担任美国《纽约太阳报》、英国《每日先驱报》特约记者。

关于斯诺为何选择长时间呆在中国，斯诺个人传记的作者伯纳德认为主要是经济因素。斯诺的第一任妻子海伦也坦诚经济因素对于他们选择留在中国至关重要。因为在中国当记者，不但可以过上舒适的生活，还能为斯诺带来不小的财富。在1940年到1950年期间，斯诺仅从《星期六晚邮报》获取的稿费就达到25万美元，这在当时显然不是一笔小数目。

在中国期间，斯诺亲眼看到了中国老百姓的疾苦，因而对国民党政府产生了负面的看法。此时，随着与宋庆龄与鲁迅接触的增多，其“左倾”思想变的愈加明显，而宋庆龄是秘密的苏共党员，鲁迅则是被中共视为朋友的知名作家。斯诺认为，与宋庆龄的私人交往甚至比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枪”之类的事来得更为重要。他因此接受了宋庆龄对于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的诸多看法，比如宋庆龄曾把蒋介石看作是“民族的灾星”，比如中共则是“中国唯一一个继承了孙中山未竟革命事业的革命力量，并将最终统一中国”等等。

如果当时斯诺知道为其所信任的宋庆龄乃是共产党党员，不知他会作何感想？

1933年，斯诺接到了出版商史密斯的约稿，即写一本关于红色中国或者其他主题的书。不过，直到1936年的初夏，在宋庆龄的协助下，斯诺才与同胞马海德医生结伴，拿着其名片，前往延安。

在延安期间，斯诺采访了毛泽东、彭德怀、徐海东、左权、聂荣臻、程子华等红军领导人，成为第一个采访边区的西方记者。同年11月，《密勒氏评论报》首先发表了其采访文章：《与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会见》和由他拍摄的毛头戴八角军帽的照片。1937年1月和2月间，上海的英文报纸《大美晚报》、北京的英文刊物《民主》以及英美的一些报纸也相继发表了斯诺的陕北报道，其中美国的《亚洲》杂志发表了他采写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等。

在这些报道的基础上，斯诺在北京写成30万字的《红星照耀中国》，10月该书在英国伦敦出版。1938年2月，中译本在做了少量增删后，改名为《西行漫记》在上海出版，成为当时的畅销书。

显而易见，不懂中文的斯诺并不知晓的是，在他的书中所记述的，都是中共的一面之词，都是中共想让其看到的“美好一面”，进而向全世界宣传中共的形象而提前设定好的戏词，至于被毛害死的刘志丹及其手下的真相，毛的虚伪，毛和中共领导人在延安的私生活的放荡，毛对中共军队规定的“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的抗日总方针……斯诺无疑是没有丝毫办法知晓的，而这正是中共一贯对待西方记者的伎俩。

斯诺撰写的书籍在国内、国际上产生的广泛影响，可以说帮了中共一个大忙。许多年轻学生纷纷阅读此书，并由此产生了对中共的好感、对延安的向往，并从国统区投奔中共。虽然最终不少人发现他们上当受骗，但为时已晚。

除此而外，斯诺的书也让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共产生了兴趣。而为了掩盖中共假抗日真扩张的行为，提升中共地位，博得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同情和支持，中共此后利用一切机会邀请包括记者在内的西方人士到延安参观，将所谓中共“清廉、为人民”的表面现象展现在这些人面前。而这也导致了美国政府的误判，并在抗战胜利后，减少了对国民政府的支持，甚至主张国共谈判解决问题，等到发现自己上当受骗时，为时已晚。中共最终掌握了政权，并开始为祸中国大地，戕害中国人民。

对此，斯诺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1939年，斯诺再次赴延安拜访毛，受到了毛的热情欢迎。1941年2月，斯诺因报道皖南事变而被国民党当局取缔记者特权，被迫离开了中国。回国后，他与妻子海伦分手。但他并没有放弃对中共和毛的宣传。

在其1944年的著作“人民在我们一边（People On Our Side）”中，斯诺强调中共的角色依然是反法西斯阵营。在一次演讲中，斯诺将毛及中共描述为推动中国民主的进步力量，在后来为美国《国家》杂志撰写的稿件中，斯诺表示中共“已经放弃了中国在未来建立共产主义的企图”。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斯诺又出版了两本关于中国的著作：《红色中国随记》和截至于1949年的自传《复始之旅》。

显然，斯诺此时仍旧相信中共的宣传，相信中共可以在中国建立民主，这表明他其实骨子了也是厌恶共产主义的。

中共建政后，斯诺成为了中共的座上宾。1949年斯诺访华；1964年10月至次年1月，作为法国《新直言》周刊记者他再访中国，旅途广泛并与大众交谈。不知他是否知晓，所以与他的交谈者都是被事先安排好的？

也因此，在斯诺1963年出版的《大河彼岸》一书中，将中国1959-1961年间的饿死至少三千万人的惨剧称为“营养不良”而非“饥荒”。可以想见，斯诺看到的是怎样的“事实”。斯诺继续走在中共的帮凶道路上。

1970年8月至1971年2月，斯诺最后一次访问中国。期间被告知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1970年12月18日，毛会见斯诺，对他说：“谁会想到我们能够占领大陆啊？”斯诺答：“你想到了。”毛说：“想是想啊，但能不能占领还不知道啊。要到占领的那一天才算数嘛。后头日本人又来了。所以我们说尼克松好就是这个道理。那些日本人实在好，中国革命没有日本人帮忙是不行的。这些话我跟一个日本人讲过，此人是个资本家，叫作南乡三郎。他总是说：‘对不起，侵略你们了。’我说：不，你们帮了大忙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日本天皇。你们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全都起来跟你们们作斗争，我们搞了一个百万军队，占领了一亿人口的地方，这不都是你们帮的忙吗？”

有意思的是，最后的中国之旅彻底改变了斯诺的看法，他认为毛有可鄙可厌的一面，因此对当年写《西行漫记》深感歉意。他的夫人后来成为了中国人权活动最坚定的支持者。只是这样的醒悟还是太迟了。

斯诺与其他西方记者史沫特莱、路易‧斯特朗等为中共所欺骗，为之涂脂抹粉，并成为中共在国际社会的义务宣传员的一生，是可叹的，但他们或许没想到，死后居然还继续被中共利用，让西方记者向他们学习。

按照王毅的说法就是中共“欢迎更多外国媒体记者成为‘新时代的斯诺’”，即希望有更多的西方记者替中共涂脂抹粉，替中共宣传。只是西方记者但凡有些良知，都不会去做中共的帮凶，这大概也是中共为何只能找来一个年近80岁、亲共的老记者为自己站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