歪脑编者按：退而不休的前《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近期在中国的舆论场越来越多遭到删帖、禁言的处理。自7月29日被传出被新浪微博禁言的处理后，至今已经数日没有更新消息——他在2021年退休后，仍不断在针对热点事件发言，其微博帐号粉丝近2500万。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在官方红线不断收紧、中国民间民族主义盛行的当下，纵然是胡锡进也不得不遭到某种“自食其果的反噬”。而与他在职业生涯上紧密相连的《环球时报》，其中文版和英文版都获得了默许的比国内媒体更大的尺度及更强大的议题设置能力，实现了不同面向的“新闻导向”，但近年来《环球时报》以及胡锡进本人的遭遇，说明了“商业民族主义”媒体模式已经逐渐陷入困境。评论作者贾葭在此文中会从《环球时报》的兴起历史开始，为读者梳理这一“宣传标兵”三十多年来和中国民族主义的互动。

号称是中国发行量第二大的日报《环球时报》，最近几年在互联网新媒体的冲击之下，仍然保有百万份的发行量，可见其根基之深。这份报纸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是中国特色民族主义宣传中分贝最高的喇叭，不仅极度反新闻专业主义，甚至不惜利用假消息及谣言来伪造新闻，拥有极为不堪、不光彩的历史。

但在报摊上，这份报纸却堪称畅销。对大多数的该报读者来说，除了需要附送一块香皂之外——因为《环球时报》采用的低廉油墨容易把手弄脏——这份报纸几乎是最完美的中国报纸。《环球时报》就像一个低配版的硅胶娃娃，满足了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对外部世界的意淫和不切实际的想象。

“民族主义、非理性”是外界批评《环球时报》的最主要理由。这在本世纪初，堪称是中国互联网上对环球时报的一致评价。记得2010年夏天，时任《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刚刚开设微博，短短两小时内，抨击其编辑思路与立场的评论多达数千条，甚至有网友直接谩骂。

这是一种很怪异的现象：创办三十年来，这份畅销的中文报纸，得到外界截然不同乃至对立的评价，并且在各种质疑抨击与褒奖赞扬中，孜孜不倦地制造令读者失智失聪的报道，并且以此为荣。国际媒体对其的总结是，《环球时报》是一份“商业民族主义”的新闻纸。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曾说，“部分在于吸引中国新的民族主义，为拥护军力扩张的声浪和对西方的强硬批评提供大量版面。”

不得不说，创刊三十年以来，《环球时报》有效地鼓动了狭隘民族主义与变态爱国主义，向中国读者介绍了一个歪曲的、遍布仇恨的外部世界，向世界传布了一个躁动的、非理性的中国声音，加深了中国与外国的相互误解，为中外关系埋下了罪孽深重的仇恨种子，让中国与文明世界越来越远。

最早的市场化官媒 从审查中获得空间

作为中共中央党报《人民日报》的下属一级子报，《环球时报》的市场化起步颇早。这份创立于1993年的报纸，最初名为《环球文萃》，乃是一份周报。最初的报道内容乃是节选摘编全球各地媒体所刊登的趣闻轶事，休闲色彩较浓。

1997年，《环球文萃》易名《环球时报》，由人民日报派驻世界各地的记者在当地采访报道，转型做国际时政新闻。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后，《环球时报》邀请人民日报驻贝尔格莱德记者撰写相关稿件，是中国报纸中独一无二的独家新闻，从此一炮走红。当年7月，在李登辉的“两国论”之后，《环球时报》的单期发行量大增。据统计，1999年的平均发行量达150万份左右，远超1998年的40万份。

《环球时报》早在炸馆事件、南海撞机事件当中，便极力鼓吹对外姿态强硬，赢得一些年轻人的好感，故而英国《金融时报》称其为“商业民族主义”：这一路线，在宣传政策上是安全的，在市场上是成功的。亦有论者认为这是对市场与政治的双重投机。

2000年以后，《环球时报》着力于美国、日本、台湾等地的报道，且报道倾向和立场日益偏向民族主义。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环球时报》与中国政府立场高度一致，但是又习惯用读者不那么讨厌的方式说出来。因而，受国内政治教育多年的青年与学生，理所当然成为其拥趸。中国申办奥运成功当晚，《环球时报》迅速发布当日号外，在当时的媒体中可称迅速。

《南方人物周刊》曾引用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的一份研究结果，以《环球时报》2004年1月至6月的头版新闻为分析对象，对其新闻关键词、新闻议程及新闻语境进行剖析后发现：“78条头版新闻中，有关台湾问题的占38条，约占半数。有关中美关系问题的报道有16条，屈居第二，而且在中美关系问题报道中11条涉及台湾事务。”

可以说，《环球时报》的第一桶金，正是涉台新闻及评论带来巨大的影响力。当时正逢2000年民进党第一次执政，两岸关系陷入僵局，而中国的其他媒体并没有报道台湾新闻的权力，市场化媒体甚至不能往台北派驻记者。《环球时报》借助《人民日报》在各国有驻站记者的优势，在许多重大国际事件发生后，能够采访到当地使馆，这也是其他国内媒体当时所不能做到的。

故而，《环球时报》的脱颖而出，也是中国特色的新闻审查制度造就的。

《环球时报》崛起之时，也是中国媒体朝市场化方向迈进之时。彼时的《南方周末》、《经济观察报》等周报，都颇受读者好评。不同的是，《环球时报》选择的话题，多半与外交领域、冷战遗留话题相关，让读者的目光更多地转向了国外。这样的话题选择，又遇上“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青年读者，自然形同干柴烈火。

为了满足读者及广告商的需要，《环球时报》在2006年由一周两刊改为周一到周五的日报。一位当时的编辑回忆当时的场景说，广告太多了，多得登不过来。先是扩版，再是调整刊期，2006年年中还调整了一次工资。在当时，一个整版广告叫价30万元人民币，在当时还是比较少见。

爱国主义荷尔蒙的过剩

《环球时报》的走红并非毫无道理。在某种程度上，迎合民族主义，就是迎合中国的市场。《环球时报》对新闻的切入角度有自己非常独特的一套方法论，他们知道读者喜欢看什么。甚至，读者的口味，跟《环球时报》这十多年来的培养也息息相关。

比如，2011年8月30日，野田佳彦就任日本新首相，当时天皇尚未任命，但《环球时报》就在当日刊发社评，野田应就其“强硬言论”作出澄清，并称，由于野田曾支持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并宣称“甲级战犯不是战争罪人”，他当选首相后，应当做出正面澄清。

这样的“挑战式”的新闻角度，当然跟别的媒体不大一样。同日的《南方都市报》社论题目是《日本新首相的“不能承受之轻”》，着眼于野田佳彦上任后面临的国内问题和种种危机。《南方都市报》也提到野田在靖国神社上的立场，但是该报认为，政治家的个人理念与标签，与其上台后的外交政策未必是等号关系。

  由此可见，《环球时报》善于在中国人的感情问题上做文章。野田佳彦还未上任，就被中国官方报纸要求澄清其过去的言论，这无疑是一种杀威棒和下马威。可是，靖国问题并非中日关系的新问题，而是老问题。其实，只要留意《环球时报》，每年都会在8月中旬提出靖国问题，无一例外。而在日本排放核废水问题上，《环球时报》的批判同样是不遗余力。

  同时，《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发表微博说：中国人持续了一个世纪的“恐日症”已经治愈了49%。它归功于中国经济。剩下的51%，只能靠中国军力的进一步强大、中国在世界上政治地位的不断提升逐渐治愈了。让日本对华“不强硬”很难，中国更自信，就会改善面对日本“强硬”时的感受。

这种深陷于历史的受害者情绪而不能自拔的角度，并非正常新闻的正常做法，只是非此不足以让读者惦记着对日本的仇恨，非此不足以激起广大读者的爱国热情。《环球时报》的解释逻辑就是：“过去我们很惨，现在我们很牛。”《环球时报》就是一剂强心针，总能出现在准确的时间点上。

原《凤凰周刊》编辑、资深媒体人陆南认为，《环球时报》最大的特点是，它的头条可以被猜出来，甚至一字不差。他举例说道，2007年1月16日，他与同事在编辑部上网，在《TIME》杂志上看到最新一期的封面文章是《China：Dawn of A New Dynasty》,他便与同事打赌，说明天《环球时报》的头版头条必定是《美刊称中国世纪来临》，同事不之信。次日，大家一起去报摊去看，果然一字不差。

猜这样的头条其实一点也不难。《环球时报》的编辑思路、行文风格，已经形成一个固定的套路。凡是西方媒体稍微说中国一点好话，《环球时报》能放大五十倍。凡是西方媒体批评中国的新闻，《环球时报》当然就视而不见。如果话题太大实在不能视而不见，就拿出五十倍的力量去反击。

五十倍当然是一个夸张的说法，由此也可见《环球时报》的逻辑在媒体圈内已经广为人知。《环球时报》的标题多数是煽动性、非理性的。《金融时报》的报道曾就此举了几个例子，如《美国又叫嚷受中国排挤》、《日美相互怂恿防中国》、《美国你别瞎搅和》、《日本右翼人性何在》、《李登辉向蔡英文献媚》等。

  如果我们来做一个数据上的统计，那么《环球时报》上出现最多的字眼应该是“竟然”、“妄图”、“意欲”、“小丑”、“狂妄”等一系列富有感情色彩和情感倾向的词汇。《环球时报》的编辑，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很难想到正常的中文词汇来描述新闻事件。比如达赖喇嘛访问欧洲，《环球时报》率先发明了“窜访”这个在所有语言里都不会存在的词汇。

事实上，该报曾经一度注意过此类问题。一位《环球时报》编辑曾说，报社社委会曾在2004年召开过一次全体编辑大会，要求转变思想，客观报道。“摒弃冷战思维，客观看待中外矛盾，避免情绪化，文章标题、内容、措辞要稳妥、平和、客观，消息和资料来源要真实可靠。”这就说明，当时《环球时报》存在的问题是：冷战思维严重，不能客观看待中外矛盾，情绪化，标题、内容、措辞欠妥，消息和资料来源不可靠。

可惜的是，《环球时报》的报道写作方式，就像中国的油罐车，三十年来都未有变化。就在2023年的5月，韩国总统尹锡悦访美，《环球时报》连篇累牍地在中英文两个版本上发表一系列对韩国总统的批评。《环球时报》经常抗议外国媒体干涉中国内政，可是《环球时报》干涉他人的时候，真是一点都没有犹豫。

最终引起韩国驻北京大使馆的的发函批评。“相关社评以偏颇的视角和煽动性、刺激性的失当措辞，对韩国元首和韩国政府追求地区和平稳定的外交政策进行了毫无客观依据的一股脑贬低，我们对此表示强烈遗憾，并敦促涉案媒体采取措施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韩国大使馆指责，该报“以低俗到难以启齿的表达方式”，无端指责韩国元首，甚至令人怀疑这还能否称得上是有体面的媒体发布的稿件。“新闻”被外国大使馆抗议，《环球时报》也算开创了中国官办媒体的先河。

  《环时》英文版：国际主义精神分裂症

为配合中国奥运后的大外宣计划，《环球时报》于2009年4月20日推出英文版。这是中国境内第二份全国发行的英文日报。

当时在北京的不少外媒记者，接到了《环球时报》英文版的邀请函，并承诺提供“极富竞争力的薪水”。很明显，《环球时报》知道，中国媒体夸中国已经无效了，得让外国人夸自己，会更让人可信。不过中国从来不缺例如爱泼斯坦这样的老朋友，《环球时报》英文版很快物色到了两个外籍记者做顾问。

当时外界普遍的分析是，中国官方的《China Daily》在外国人那里可信度不高，需要一份新的英文日报，来改善中国在外语宣传上的不利状况。在英文的《环球时报》里，中国新闻与世界新闻并举，并受到英语世界的极大关注。

外界对英文版的期待似乎并没有落空。《环球时报》英文版创刊后，不回避敏感问题的态度被西方媒体高度赞赏。甚至，被公认不能报道的敏感话题，他们居然能够大作特作。举例言之，他们专访了中国的“防火墙之父”方滨兴教授，谈中国网络管制的技术。而这点是国内媒体不能碰的禁区。与此类似的还有，英文版甚至报道了中国网评员的故事，题目为《隐身的五毛》，而这个，对中文媒体同样是禁区。

再比如，中国作家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一事，在国内媒体绝对是禁区，而《环球时报》则刊发报道与评论多篇。艺术家艾未未率领二十余位艺术家在长安街示威游行，中文媒体无一敢提，而《环球时报》英文版则做了详细报道。由于英文版假设的阅读对像是在华工作、旅游的外国人，因此，很能说明传媒管制政策上的“内外有别，中外有别。”

种种迹象表明，《环球时报》的中文版和英文版的话语体系与报道内容有相当大的差别。英文版曾专访过艾未未三次，对其艺术抗争多有正面评价。2011年4月初，艾未未被中国警方于北京机场带走，国内媒体亦不能报道，中文版则于4月6日刊出《法律不会为特立独行者弯曲》的社评，指责艾未未的艺术抗争越线。有传媒人士指出，如果对照着看中文版及英文版，会发现截然相反的立场。

但二者共同点则很明显。《环球时报》的中文版和英文版都获得了比国内媒体更大的尺度的默许。在涉外报道、涉台报道等领域中，这份报纸的两个版本无疑拥有更宽泛的尺度，也拥有更强大的议题设置能力，然后通过不同立场和角度的阐释，从而实现不同面向的“新闻导向”。

这种导向体现在，中文版面对国内，宣扬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展示中国崛起与历史苦难。英文版面对国外，大体靠近普世价值，展示中国宽松积极的一面。当然，这两份报纸的编辑团队不同，但领导团队则是同一个。这样的一种分裂，被网友称为“国际主义精神分裂症”。

一位曾经供职于英文版的编辑评价说，“胡锡进在新闻观上是个分裂的人。时势造就了他同时为中文版和英文版决策。他是有普世的新闻价值观的，中文版的报格已无法改变，他把自己这部分理想都倾注在了英文版。英文版谨慎地大胆，严谨地好奇，初有国际主流大报的风骨。”

 但同时他也认为，“英文版并不是胡锡进个人新闻理想的试验田，顺因时势罢了。这说明宣传部门高层思路的多元化。另外，外界指责英文版采编是在做给洋人看，虚伪，此言大谬。绝大部分采编人员利用这个平台，向上捅着透明的天花板。这股劲儿，并不是胡或者胡的上级能左右的。”

当然，编辑的立场并不能代表报纸的立场，但呈现在报纸上却无法分开。由于中国的所有报纸均系党产，即便有自由主义倾向的记者，也不得不在党中央主管的这个平台上发声，他们尽所能及的传递真实信息，这就是所谓的“捅天花板”。

不过，由于这份报纸的初衷是外宣需要，所以不得不做出靠近西方媒体的姿态。一来更容易在外宣领域取得外界的初步的、部分的信任，另一方面，客观上给内部具自由主义倾向的记者提供了空间。这种空间不是无限度的，曾经采访艾未未的记者文涛，就是因为与艾距离过近，而被迫离开英文版。后来，他在2011与艾同时被失踪3个月时间。

中文版的采编人员对此亦有自己的解释。一位前中文版编辑说：许多信息按照正常宣传口径是不能披露的。但是《环球时报》以批判的立场来报道，就可以披露。比如达赖喇嘛访美，国内媒体当然不能报。但假如我们说他“窜访”，就避开了审查，也向外界传递了他访问美国的消息。以立场换信息，这也是不得已的事情。

养蛊反噬：中国极端民族主义的崛起

在设置议题、内容报道、网络影响三方面，《环球时报》出色地完成了自己应该完成的任务。

社交媒体时代的《环球时报》，不仅需要线下的发行量，也需要线上的流量。开通微博13年以来，截至目前，《环球时报》在微博上拥有3100万粉丝，占微博个人用户总数5.6亿当中的5.5%，这个数据，大概可以视为中国互联网上持极端民族主义立场的人数。由于也有少量粉丝是媒体界和思想界的观察者，并非真正拥趸，也有一些黑粉，所以大概估算，这一人群占比约为5%以下。

苏州行刺日本学童事件，造成一名中国人死亡两名日本人受伤。在这之后，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风潮在中国网信办的急刹车之下有所平息。一些网友甚至开玩笑说，如果中国政府想给外界展现平息极端民族主义的行为，最有效的做法就是立即关停《环球时报》。现在，这几乎是支持体制派和反体制派者不多的共识了。

中国政府在2014年之后逐步清除社交媒体尤其是微博上反体制的大V以及公共知识分子，许多知名学者和媒体人的微博账户陆续被删除干净，经过这十年的“清朗运动”，中国互联网上的言论光谱迅速向体制一侧强烈偏移，导致原先的亲体制派、中立派在极化言论面前也显得过于“软弱”。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环球时报》的前总编辑胡锡进。胡锡进掌舵《环球时报》长达十六年，他在位时，正是《环球时报》高歌猛进的时候。胡锡进于2021年12月16日卸任总编辑并进入退休状态，但仍然为《环球时报》撰稿。

如前所述，胡锡进对西方新闻专业主义以及普世价值等观念是非常了解的，否则他也不知道如何为中国辩护。但是，当胡锡进右边的与体制距离较远的“右派们”纷纷被删号之后，胡锡进本人在残缺的光谱上反而变成了“右派”。

2019年9月，胡锡进在微博批评中国的安检过度，亲体制的小粉红则嫌他批评政府，而外网则嘲笑说，“没想到，墙内还能说两句人话的人居然是胡锡进。”

这真是莫大的讽刺。胡锡进善于碰触敏感话题的所谓“走钢丝”，也开始被党内的高级宣传干部嫌弃。胡锡进在早期的《环球时报》经常碰触六四话题，在刘晓波获得诺奖之后他还写过评论。可是到了2016年5月，他以“单仁平”为笔名的一篇文章中，提及了因为六四坐囚的最后一名囚犯苗德顺即将获释的消息，遭到中宣部的点评批评，并责令限期一个月整改。

这篇文章题为《与历史赌错了，人生就会轻如鸿毛》，遭到全网删除。党中央并不希望任何人提及六四，《环球时报》也不行，胡锡进也不行。这说明，《环球时报》的编辑路线，也不全是党中央决定的，至少，《环球时报》的新闻审查，没有上升到人民日报社这一级。胡锡进也会为自己的“踩钢丝”付出一定代价。

2019年9月18日，胡锡进说，“上外网极其困难，连环球时报的工作都受了影响。建议还是要在我们的社会和外网之间留出一些缝隙。”该条微博立即被禁止评论，随后胡锡进自行删除了。不仅是六四，连防火墙这件事，胡锡进都不能说了。

隔年的5月19日，胡锡进在评论陕西安康公安局抓获翻墙网民的通报时又说，他反对这一处罚，也不同意对翻墙这一行为做出违法的定性。随后这条微博迅速被删除。

胡锡进不得不面临一个他可能这辈子都没有想过的情况，他作为中国第一报纸——人民日报——的高级记者、《环球时报》的总编辑，他的安全言说空间也越来越小，甚至不得不删掉自己的微博，甚至千方百计为前一天所说的话缓颊。网友说，“一三五胡锡进，二四六胡锡退。”“唯一能够说服胡锡进的人是第二天的胡锡进”。

2022年7月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被刺之后，胡锡进在微博上公开表示哀悼，并呼吁更多人表达同情态度。结果胡锡进被小粉红谩骂不止，甚至有人说胡锡进是基督徒，“胡锡进”这个名字就是“向着锡安前进”。——可是，谩骂胡锡进的这些小粉红脑子里的粪水，正是胡锡进本人数十年如一日焚膏继晷地浇灌进去的。

同月，佩洛西访问台湾前，胡锡进说，如警告无效，在其专机落地前可将其击落。此言引发小粉红一片叫好。事后，身为红三代的网络名人兔主席出面批评胡锡进，称其“欠全国人民一个道歉。”因为对方身份，胡锡进高挂免战牌。

宣传战线的老兵胡锡进，自己现在大概也完全看不懂风向了。那些质疑胡锡进是西方间谍的小粉红们，并不在乎胡锡进说了什么，他们只是需要一个偶尔说一点人话的目标。胡锡进很不幸地成为了猎巫对象。而围猎他的那些人，都曾经是他和《环球时报》的拥趸。

但是，不得不说，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的声音，在互联网上是被放大的，实际情况并非那么糟糕。从前述的数字可以看出，这些极端声音占互联网用户总量极少。真正像苏州事件这样付出行动的人少之又少。但这次无疑给中国的舆论场敲响了警钟。

过去的民族主义养蛊，如今到了反噬的时候。如果说，民族主义情绪这条狗链子抓在党的手上，那么，力量达到什么时候什么程度会控制不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