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19日，缅甸发生一起僧侣被军政府杀害的事件，引起了广泛关注和愤怒。 当天清晨，一群来自不同寺院的住持从仰光飞往曼德勒，参加缅甸第二大修道院Shwegyin Nikaya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 这其中包括78岁受害僧侣穆宁德拉（Ashin Munindra，又名Sayadaw Bhaddanta Munindabhivamsa），他是Win Neinmitayon寺庙的住持，曾在缅甸国家僧伽委员会担任国家戒律监督一职，该委员会是缅甸最高佛教机构。

穆宁德拉抵达曼德勒后，在驶离机场不远处，便被附近的军政府部队以疑似载有反抗军人士为由开枪射杀。 由于子弹射入他的头部，当场死亡。 事件发生后，军政府的官方媒体宣称，这位僧侣是被反对派人民防卫力量（PDF）杀害，并声称人民防卫力量打算发动圣战，因此有预谋地向僧侣开枪。 军方试图将责任推卸给反抗军，掩盖实际上是军队射杀僧侣的事实，同时希望能降低反抗军的地方影响力。

但是，为数不多的目击者之一古尼卡（Ashin Gunikar，又名Sayadaw Bhaddanta Gunikabhivamsa）在网络上详细描述了当时情况。 他指出，当时他的车辆在穆宁德拉后方，当军方部队人员意识到失误时，便停止开枪，他因此逃过一劫。 部队人员表示，他们不知道车内乘客是僧侣，因为车窗是关着的，误以为是敌方车辆。

自从3年多前夺取政权以来，缅甸军方对人民实施了无数新规则，其中一条便是无论天气状况如何，驾驶时必须打开车窗，以便于军政府排查。

古尼卡的澄清揭穿了军方的谎言、削弱了军方的信誉，军政府因此面临巨大舆论压力。 6月21日，军方发言人佐敏吞少将（Zaw Min Tun）声明，承认杀害穆宁德拉的凶手确实是来自军政府。 6月24日，军政府领导人敏昂莱（Min Aung Hlaing）委派宗教事务与文化部部长Tin Oo Lwin前往已故僧侣的寺院宣读了领导人的道歉函，可见军政府对此事件高度重视并迅速道歉。

尽管有这些道歉和承诺，公众对军政府的信任并未恢复，然而这起事件是否会成为缅甸僧伽（Sangha，意指僧侣团体）上街抗议的转折点？ 相比于1988年的民主运动和2007年的番红花革命，2021年缅甸政变以来，僧伽并未有过大规模抗议行动。 随着2023年缅甸内战进一步升级，军政府与反抗军之间的冲突愈发激烈，而在这个紧张时刻，僧侣被误杀是否会使多数僧伽与军政府的疏远关系进一步恶化，或者乐观而言，误杀事件是否会成为僧伽积极参与政治的契机？

缅甸78岁僧侣穆宁德拉遭军人开枪杀害，引发舆论高度关切。 图/法新社

▌缅甸国家与佛教的交织

在主流佛教派别中，缅甸延续了上座部佛教（旧称小乘佛教）的传统教义。 上座部佛教起源于佛陀涅槃后，被视为早期佛教的正统延续，尊奉巴利语经典三藏，当中包含佛陀的言教、僧伽戒律和教义深入分析，为佛教徒提供了完整的修行和理解佛法的指引，被认为是最接近佛陀原始教义的文本。 现今流行于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及中国云南等地。

与大乘佛教相比，上座部佛教更专注于个人修行以达到解脱，强调修行者自身的修持和觉悟，而非如大乘佛教般，除了个人修行，也重视帮助众生共同达到解脱。 上部座佛教认为，即使其他众生仍处于苦难中，只要信徒自身修成阿罗汉，便能彻底解脱人间烦恼与轮回的束缚。 此外，上座部佛教极为强调僧伽的角色，视其为修行的楷模和佛教修行的重要支柱，因此缅甸僧伽在该国佛教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

上座部佛教在缅甸的发源可追溯至公元3世纪左右，在蒲甘王朝（11至13世纪）达到兴盛。 随着时间推移，上座部佛教逐渐渗透到缅甸社会和文化中，成为主要宗教信仰体系。 缅甸佛教的政治化进程落在贡榜王朝（18至19世纪），当时，民众以佛教为宗教生活的主要信条，统治者深谙利用佛教教义来强调其领导地位的神圣性，以此巩固统治权威。

对僧伽而言，他们也乐于让统治者赋予世俗政治更多的佛教意涵，并愿意与君主合作，参与治国的讨论。 僧伽清楚认识到，尽管他们在宗教上保持独立，但如果长期不与国家互动，且未获得国家支持，将难以拥有更大的影响力，也难以保护信徒免受政治暴力的侵害。

这种互惠关系存在于缅甸历史的不同时期，无论是英殖民时期、后殖民时期，还是军政府统治期间，掌权者都无法忽视佛教僧侣在缅甸社会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使得僧伽与国家始终保持紧密联系。

▌僧伽的社会角色与抵抗力量

其他地区的大众可能会认为，佛教信徒不应该参与世俗事务、特别是政治活动，但这样的观点实际与上座部佛教的教义并不一致。 上座部佛教教义包含 Dullabha 的概念，意指“人的生命”或“人身难得”，强调每个生命的稀有性和宝贵价值。 更重要的是，教义允许对侵犯人权和尊严的行为进行反击，以抵制任何对人性不公正的力量。 正因如此，Dullabha 激发了信徒对社会变革和正义的追求，并成为缅甸僧伽参与社会行动和推动改革的重要依据。

僧伽作为反对政治暴力的重要力量，在1988年民主运动和2007年番红花革命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两次关键的抗议活动中，僧侣们都采用了非暴力抵抗的策略来对抗军政府，其中一项行动是将钵倒置，象征着拒绝接受军方的施舍。 对于上部座佛教徒来说，向僧侣施舍是积德行善的重要方式，而倒钵的行为意味着剥夺了人们积德的机会，无法完成修行，这无疑是对军政府的强烈谴责。

此外，寺庙已成为缅甸乡村和城市生活中的核心社会机构，提供教育机会、主持宗教仪式，亦是民众的精神支柱。 这种深厚的社会联系赋予了僧伽在政治动员中强大的号召力。 一旦传出僧侣被军方暴力对待或拘禁的消息，民众便会强烈谴责军方。 谴责行为不仅出于对教义的捍卫，更因为民众心中对僧侣有着非常强烈的情感依赖。

僧伽在缅甸社会中不仅担任宗教领袖的角色，还肩负着政治先锋的责任，而佛教则成为凝聚和团结民众的力量，并且是权力博弈和抗争的重要舞台。 因此，国家与僧伽之间的冲突在于：宗教的影响力阻碍了当权者实现其政治愿景的步伐。

▌2021年政变后的佛教立场转变与分裂

缅甸僧伽与佛教看似拥有无可撼动的地位，但实际上，他们对政权的影响力却可能不如预期。 当前能够与军政府抗衡的力量，反而是遍布境内崛起的反抗军。 这也引发了疑问：为何在2021年军事政变时，僧伽的表现比以往抗议行动更为沉默？ 较为合理的解释是，僧伽内部比以往更加分裂。

军政府在历次抗议的经验教训促使其不断调整策略。 自2007年番红花革命以来，军政府对寺院的监控越来越严密，特别针对曾参与或涉嫌煽动抗议的僧侣。 2021年政变后，军政府不仅延续这种监控，还透过经济奖励和寺庙翻修等手段拉拢僧伽的支持，尤其是向高僧捐款、授予头衔，或提供良好医疗服务，这些策略成功削弱了僧伽的凝聚力。

此外，教义中的佛教秩序观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佛教对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的恐惧，使得僧伽更倾向于维护社会秩序，他们认为佛教在缅甸的地位需要稳固，处于有序的环境中，佛教才能持续繁荣。

敏昂莱将军曾强调，军政府是一个亲佛教的政权，致力于保护上座部佛教，确保缅甸继续成为上部座佛教实践的核心地带。 军方还透过多种公共行动表达对佛教的支持，例如在内比都建造一尊巨大坐佛雕像，其高度约24.7米，重达5000吨，占地面积约92公顷。

反观民族团结政府（National Unity Government，NUG）则无法给予僧伽相同保证。 民族团结政府推行更加多元、包容和民主的政策，试图将宗教与政治分离，实现“不以宗教为基础的政治制度”，意味着国家可能会削弱对佛教的保护。 因此，僧伽更倾向于支持承诺保护佛教地位的军政府统治。

缅甸国家僧伽委员会（State Sangha Maha Nayaka Committee，MaHaNa）作为国家的工具，是僧伽内部分裂的典型例子。 MaHaNa由缅甸宗教事务和文化部任命，负责监督僧伽事务，并维护佛教的纯洁性和正统性。 MaHaNa在体制内拥有一定的影响力，自然与军政府保持非常密切的关系，高僧也因此得到相应的保障和利益。

然而，MaHaNa在实务操作中成效有限，其力量主要集中于佛法和佛教哲学的探讨，而对实际的宗教生活影响甚微。 由于这些高僧与军政府的合作，使得MaHaNa与民众之间的联系日益疏远。 导致无法有效影响地方寺庙与社会之间的日常互动，也难以动员民众参与社会行动。 更为严重的是，僧伽内部分裂的加剧导致一些僧侣选择还俗，并参与到反抗军的武装斗争中。

尽管如此，MaHaNa仍曾试图抵抗军政府。 2021年政变后的几天内，MaHaNa首次公开反对军政府，主席Bhaddanta Kumarabhivamsa以佛教寓言的方式批评军政府的政变，以及对抗议者的暴力行为。 然而Bhaddanta Kumarabhivamsa很快就遭到政治报复，被军方软禁，直至两个月后才获释。

因此，尽管MaHaNa高层有意挑战军政府，但在强大政治压力和僧伽内部分裂加剧的情况下，他们无法发挥应有的影响力，也无法有效统一立场或动员僧伽团结抵抗军事政权，最终显得无能为力。

僧侣穆宁德拉被军政府误杀的事件，无疑对僧伽与军政府之间的关系造成了严重打击，但要激起僧侣们强烈谴责，甚至发动大规模抗议，仍然十分困难。 2021年后，僧伽在缅甸社会中的角色变得越发复杂且充满挑战。 部分僧侣选择与军政府合作，利用这种关系来保护自身利益; 另一些僧侣则积极反抗政权，追求民主和正义; 还有些僧侣为了维持稳定，或避免被军政府对付，选择了不表态。

僧伽内部分裂令僧侣面对军政府时更加沉默和被动，他们的传统影响力在信徒面前也受到考验。 因此，尽管误杀事件对僧伽造成冲击，僧伽若是难以团结起来，或者找到可依靠的政权力量，对抗军政府高压统治的行动恐怕仍将难以实现。

缅甸高阶僧侣遭军人杀害，会否成为僧伽与军政府关系恶化呢？ 图为公车上，准备参加穆宁德拉葬礼的僧侣。 图/法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