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75年，中国大陆经历了五代领导人，由毛泽东的疯狂年代，到痛定思痛的邓小平开放，再到现在的“开倒车”局面，在中国政治制度不变的大前提下，历史不断轮回，由犯错误到反省，但最后结果仍是会继续犯错。

五代中共党魁反复“探索”习近平最终折腾回到起步点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往后几十年，人民的生活并无出现毛泽东口中的乌托邦，而是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经济发展跟西方世界背道而驰。

第一代毛泽东：学苏联模式 搞计划体制 经济到崩溃边缘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风云人物、四通公司前创始人万润南形容，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是眼界闭塞的小农经济思想，他复制了前苏联模式，在独裁政权的强力控制下，经济完全凋零，并爆发了中共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历史。

万润南说：“中共第一代毛引进的是苏联的最早是156项计划经济模式，非常粗放的经济建设的总路线，那里面有经济的成分吗？全是政治口号，什么大跃进、大炼钢铁、搞群众运动，用搞政治运动的办法来搞经济，所以它最后造成大饥荒，搞文革，国民经济到破产的边缘。”

旅美学者邓聿文也向本台表示，尽管一些海外的历史学者认为毛时代曾推动中国工业化，包括当年工业产量有超过10%的递增速度，但这并不能说明毛的经济政策成功，而是显示了其专制制度的特点，既政府掌握和集中所有资源，政府的目标并不是为了公众福祉，而是要求民众奉献，最终导致民不聊生，国民经济崩溃。

邓聿文说：“从毛泽东说起，一大二公嘛，完全的计划体制，所以他就把中国经济带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二代邓小平：采取实用 经济改革，亲美政策

中国的改革始于毛泽东的去世，物极必反，形成了改革的最初动力。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人领导人采取实用、亲美政策。

“今天我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万润南表示，邓小平就曾公开发表，美国的朋友都很富裕，而苏联的朋友都很穷的感慨，从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第二代领导人开启了实用的经济改革。

万润南说：“第二代到邓小平，眼界还是要比毛这一代宽了，从农村承包制、包产到户，解决农民吃饭问题，到改革开放，到学新加坡，在对外开放上和美国搞在一起，他很实用主义，黑猫白猫，能抓耗子就是好猫，所以中国经济能够有40年的改革开放成果，这种实用主义起了很大作用”。

邓聿文也指出，邓小平启动的经济改革也与西方的市场经济不同，依然是一种国家控制的市场经济模式。

邓聿文说：“毛之后邓当然是有所改革了，开始的改革是农村改革，然后是企业改革；在赵紫阳时代是价格放开，然后引起了一波工潮，也诱发了六四。当然后来我们知道邓92南巡之后，中国走上了所谓的市场经济，现在看来这个市场经济是受控的市场经济，并不是像西方一样完全的市场经济，它保留了很强的国有企业、政府对宏观调控的角色，而且是非常强。”

第三代江、第四代胡：延续实用主义经济政策和不折腾

六四事件之后，江泽民延续了邓小平的实用主义经济政策，最知名的口号既是“闷声发大财”；相比较江泽民，第四代领导人胡锦涛更强调政权的稳定，以“不折腾”著称。

“中国有一句话叫‘闷声发大财’，我就喜欢这句话。”（编注：2000年江泽民怒斥香港记者时说出）

万润南说：“那么到江泽民呢，就更加的实用主义，就是闷声发大财。到胡锦涛，他实际上就是守成，不折腾，抓这个国家的稳定，但是不作为也好，起码他不折腾。”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创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而努力奋斗。”

到了胡锦涛年代，强调和谐社会，不折腾，大部分政策都是沿袭前任，也就是说，很多改革都停下来了。

邓聿文说：“到了江泽民时期，有一度国有企业改革力度很大，那个时候某种意义上是国退民进，江泽民时期民营企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当然后来我们都知道中国加入了世贸，中国经济参与了全球化；胡锦涛时期国企改革就是停滞下来了，但是由于加入世贸，中国经济在胡锦涛时期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

第五代习近平：由不折腾到大倒退

习近平执政后，又再走回计划经济老路,十年多来逐步推行“国进民退”，万润南和邓聿文都认为，习近平时代的经济衰败几乎是必然结果。

万润南说：“到习他又回到毛那种胡来了，什么命运共同体啊、中国崛起啊，搞终身制，他现在举国体制以后又有点得意忘形了，又回到这种宏大叙事，所以习的这种结果一定会把这个搞砸了，前途堪忧，因为经济这个东西是很实际的东西。”

邓聿文认为，习近平上台之初5年间，中国经济凭着过去的惯性还未呈现败相，但是随着习近平好大喜功，推出不切实际的产业升级政策、政治上的管控也导致民企退场，这种结果几乎是毁灭性的。

邓聿文说：“习近平第二任开始之后，同时要打压平台经济、打压房地产，导致目前这样一个状况，让中国经济喘不过气来；他政治上的极权也打击了市场的信心，现在习近平的整体的经济衰退的迹象进一步加重”。

中共从未进行真正的经济改革 只是为了救党

两位受访者也认为，无论是邓时代的经济改革，还是八九之后邓小平的南巡，都是在经济危机或政治危机后，通过经济上的放松来救党的行为。因此中共建政后，从未启动真正的经济改革，更不要说政治改革。

包括民间冀望甚高的胡耀邦也在当年访问日本后，只是提出学习其经济政策，但根本目标是在提中国经济后战胜对方的制度。

万润南说：“是它要再不改革，老百姓都没活路了。他们要改革的目的，也是为了要保政权，所以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也是理所当然的，不是说我要变成一个西方的民主国家，而是说我们经济上改了以后，为了让共产党的权力得到巩固。”

邓聿文说：“用邓小平的话来说，要想党长期执政的话，你首先得让老百姓吃饭；从政治上来讲，邓小平的改革肯定有救党这样一个意图。”

万润南最后指出，中国股市全线飘红，这是中国多管齐下的刺激猛药催生出的“乐观气氛”结果，从短期看会刺激获利者的购买力；但从长远来看，这种措施与毛时代当年的大炼钢铁的内核如出一辙，无法解决长远的经济衰败问题。

万润南说：“这个跟老毛当年大炼钢铁、大跃进……事实上一种办法，所以有人说嘛，你这叫泡沫海啸，你看当年是红红火火这样啊，中国不到两年，马上报应就来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这么一个结果。所以你别看它现在闹得这么红火，最后那个潮水退下去，泡沫退尽，中国会很惨，那就是一片狼籍。”

前几天，中国政府宣布了从大幅降息到财政支持等一系列强力经济刺激措施。其中中国人民银行（PBOC）为资本市场打入强心针；广州也在同天取消了购房限制，股市因此应声上涨，在建政75周年时，很多中国人沉浸在一种人工市场的狂欢中。

（本文略有删节，原文标题：中国人历75年五代领导人反复“探索”，习近平最终折腾回到起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