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筷子夹火箭”后没几天，埃隆·马斯克又放了一个大招：为了在今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全力支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唐纳德·川普，他将在宾夕法尼亚这个关键的“摇摆州”每天随机抽取一名参与他发起的请愿活动的选民，无偿赠予一百万美元。

公开的联邦文件显示，截至9月的第三季度，马斯克已经向支持川普竞选总统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AmericaPAC）捐款7500万美元。而根据新一轮撒币计划，每天随机向一名签署America PAC 请愿书的选民发放100万美元，直到11月5日大选日那天，持续半个月，那就是共约1500万美元。10月21日那一天产生了第一位中签者，一位名叫约翰·德雷尔的宾州男子，领到了传说中的100万美元。

由于宾夕法尼亚州被视为2024年大选摇摆州中的“关键州”，可谓得宾州者得天下，所以马斯克此举被外界理解为“直接撒钱买选票”。

与此同时，支持民主党的企业巨头们有点坐不住了。据美国媒体透露，10月21日，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宣布向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哈里斯捐赠5000万美元。

外界对于这个戏码的解读，就是“现任世界首富和前任世界首富之间的大比拼”。后续双方是否还有加码，已经成为本次大选的一个热议话题。大笔竞选经费的投入，无疑将继续影响选民的决策和选举结果，同时也让“吃瓜群众”们更加好奇：美国大选只能靠金钱开道吗，资本参与政治的边界到底在哪里？

超级PAC的崛起

不管是马斯克赤裸裸地撒钱为川普买选票，还是盖茨对哈里斯的定向捐赠，都属于美国合法的政治献金范畴。政治献金是指个人、企业、工会、利益团体等向政治候选人或政党捐赠资金，以支持其竞选活动。这种资金用于支付竞选广告、宣传材料、集会费用以及竞选团队的运营成本等。政治献金不仅帮助候选人提升知名度，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候选人的政策立场和选举策略。

美国大选中的政治献金不违法，主要是因为它被视为一种合法的政治表达方式，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条款的保护。根据这一原则，公民和组织有权通过金钱的方式表达对某个候选人的支持或反对，捐赠政治献金被视为一种合法的政治言论。美国的政治献金系统复杂而敏感，有专门的机构——联邦选举委员会（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简称FEC）对其进行严格的监管，但由于种种法律判决和历史演变，政治献金体系在今天的美国选举中仍充满争议。

这种政治献金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演变。19世纪末期，美国大选中大企业和富豪直接向候选人提供资金的做法非常普遍。工业巨头如安德鲁·卡内基和约翰·D·洛克菲勒等对当时的选举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随着公众对这种直接资助行为的反感增加，1907年通过的《蒂尔曼法案》（Tillman Act）禁止公司直接向联邦候选人捐款。这是美国政治献金系统迈向规范化的第一步。此后，随着工会、利益团体等开始更多地参与政治献金，尤其是在20世纪中期，竞选资金逐渐变得更为复杂。

真正为美国的政治献金系统奠定法律基础的是1971年通过的《联邦选举竞选法》（Federal Election CampaignAct，简称FECA）。FECA的制定旨在确保竞选资金的透明度和公平性，为此设定了硬钱（直接捐款给候选人的资金）限额，并对政治行动委员会（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PAC）和超级PAC的运作进行了规范。该法案推出的第二年即1972年就出现了轰动全球的水门事件，直接暴露了非法献金的滥用问题，推动了1974年对FECA的修订，并进一步强化了竞选资金的监管。

很快，1976年的“巴克利诉瓦雷奥案”（Buckley v. Valeo）成为政治献金管理领域最具影响力的裁决之一。最高法院在该案中裁定，限制个人向候选人的捐款是合法的，但限制独立支出则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关于言论自由的规定。该判决为后来超级PAC的合法化奠定了基础，这类组织可以无限制地筹集和支出资金来支持或反对候选人，只要这些支出没有直接与候选人竞选团队协调。马斯克、盖茨以及科赫家族、黑石集团等都算超级PAC，他们的出现，使得资金流动更加庞大且难以监控，也使得企业、工会等组织能够通过这些渠道对选举施加重大影响。

公众对政治献金的态度也在不断变化。近年来，随着超级PAC的崛起，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对选举资金的透明度提出质疑。他们担心大额献金削弱了普通选民的声音，特别是2010年“公民联合会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之后，超级PAC的资金不再受限，使得富豪和大公司可以无限制地影响选举。这引发了广泛的公众抗议，尤其是在普通选民感觉到他们的选票不再具有同等重要性的情况下。

对政治献金的批评不仅来自公众，很多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法律专家也对此表示关注。比如政治学家劳伦斯·莱辛（Lawrence Lessig）提出了“腐败的经济学”概念，认为金钱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已经到了系统性腐败的程度。普通选民的声音在面对超级PAC时几乎无法与之抗衡。许多专家认为，超级PAC的存在扭曲了选举进程，使得候选人更加依赖大额捐赠者，而忽视普通民众的需求。

通过对选举周期中的献金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政治献金在不同候选人之间的分布。例如，2020年美国大选是史上最昂贵的一次选举（2024年大选肯定超过2020年，但具体统计数据还没有出来），候选人和各类PAC共筹集了超过140亿美元的资金，极大地加剧了金钱对政治的影响。超级PAC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支持和反对候选人的广告战几乎完全由它们资助。像“美国优先”（支持川普）和“未来45”（反对川普）这样的超级PAC，都筹集了上亿资金。这些资金大量用于电视广告、社交媒体宣传和公共关系活动，直接影响了选民的态度和选举结果。

超级PAC对政策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许多大公司通过超级PAC资助候选人后，会期望候选人上台后制定有利于它们的政策。例如，石油公司通过献金影响环保政策，迫使政府放松对石油开采的限制。科技巨头则可能通过政治献金影响数据隐私、科技监管等政策。这样的政治献金不仅仅是竞选策略的一部分，更成为了公司和利益集团影响国家政策的有效工具。

针对政治献金的争议，近年来也有许多改革提议浮现。一些倡导者建议实行公共资助选举制度，减少候选人对大额捐款的依赖。此外，也有改革者呼吁对超级PAC的资金来源和使用进行更严格的审查，并要求更高的透明度。这些改革方案虽然面临着最高法院对“金钱即言论自由”原则的阻力，但随着公众对政治献金的不满情绪加剧，改革的呼声也在上升。

在全球范围内，将美国的政治献金制度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也能提供一些启示。比如在欧洲，许多国家对政治献金有着更为严格的规定，有些国家甚至完全禁止公司和团体向候选人捐款，所有竞选资金必须来自公共资助或小额个人捐款。相比之下，美国的制度显得更为开放和复杂。

马斯克是否违宪？

作为一个成功的连续创业者和世界首富，马斯克只是在最近两年特别是收购推特（现在更名为X）之后才展现了参与政治的高度热情，甚至支持川普也只是最近两三个月的事。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马斯克就投票给了拜登。尽管他后来对拜登的不满日益加剧，但促成他支持川普的更多是他个人参政热情的“突然觉醒”。

马斯克首次公开支持川普参选是在今年7月13日，当时川普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的集会上遭遇暗杀未遂，马斯克随后在X上称赞了川普的勇气，至此他公开转向支持川普。他承诺至少提供7500万美元用于帮助川普的竞选，这笔资金已经基本到位。从10月初开始，为了加大力度吸引7个摇摆州选民支持川普，马斯克在X平台上承诺向每一位在共和党的政治行动委员会（PAC）请愿书上签字的选民发放47美元的奖励，之后又从10月21日开始每天向签署请愿书的选民送出100万大奖。他的一系列举措引发了美国社会关于马斯克是否违宪的大讨论。

马斯克的行为是否违宪，主要取决于其财务支持与选举结果之间的关联性。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包括通过金钱支持政治活动的权利。马斯克给出奖励的要求是在请愿书上签字，而且不是必须展示在选票上勾选了川普的名字，所以在不直接影响投票的情况下，这种向集会者提供金钱激励的方法可能依然是合法的。

然而，联邦选举法明确禁止“选票购买”，即通过金钱或有价物品直接影响选民的投票选择，所以最终能否裁定为违法还得看两者相互的关联程度。虽然提供集会奖金本身并不一定与投票挂钩，但如果奖金的发放有任何暗示或直接关联投票选择的行为，则可能违反联邦法律。

美国不少选举专家和政治学学者认为，马斯克的做法已经违反了联邦选举法。美国竞选法律中心的执行主任阿达夫·诺蒂（Adav Noti）明确指出，马斯克的行为“明显违反了联邦法律”，尤其是当奖金与选民登记挂钩时，这就是属于变相购买选票的行为；诺蒂还认为，马斯克的PAC计划可能已经越过了法律的界限。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法学院的政治学教授里克·哈森（RickHarrison）也对这一计划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尽管马斯克之前的某些行为可能处于法律模糊地带，但这次的派发奖金行为“明显是非法的”，因为马斯克的奖金是围绕选民登记这一要求展开的，而给选民发钱以换取他们登记投票或投票是违法的。

宾夕法尼亚州州长乔什·夏皮罗（Josh Shapiro）也对马斯克的行为表示了担忧。他指出，马斯克在竞选中使用资金的方式，以及“黑金”流入宾州并影响选民的现象，让人“深感不安”。

现在是大选的关键时期，即便马斯克的做法真的违宪，也没有人马上追究他的责任。但是这种大张旗鼓的支持，表明马斯克并没有给自己留任何退路，只能和川普捆绑着走下去。

科技大佬“操控”大选

对川普团队而言，马斯克的支持不只是直接的政治献金，还有科技领域的巨大影响力。马斯克利用社交平台X传播与川普参选有利的相关内容，并通过推送定向信息、操纵信息流向等手段，影响公众对选举的喜好，这样的支持对于川普团队而言可能更为重要。

从2012年总统大选开始，美国大科技公司对大选结果的影响就开始显现，今年的大选结果一样逃不出科技巨头的间接“操控”。在2020年大选中，社交媒体平台如Facebook、Twitter等，成为竞选活动的核心战场。通过算法和数据分析，这些平台精准投放竞选广告和信息，使得候选人能够以极具针对性的方式接触选民。

然而，这种精准投放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特别是在假新闻、虚假信息和极端言论的传播问题上。例如，Facebook在2020年大选期间被指责放任虚假信息传播，导致公众对选举诚信的怀疑增加。同时，Twitter在当年选举期间封禁了川普的账号，引发了关于言论自由和社交媒体审查权的广泛讨论。这种平台级的控制和信息筛选能力，使得公众担忧大科技公司是否在通过操纵信息流动，间接影响选举结果。

随着2022年开始人工智能技术的大爆发，深度伪造（Deep Fake）技术也开始大规模渗透到大选中。所谓深度伪造指的是通过利用人工智能生成逼真的音视频内容，从而诱骗公众做出错误判断。

例如在9月份大西洋飓风袭击美国佛州后，一张洪水中小女孩绝望地怀抱小狗等待救援的照片在网络上疯狂传播，成为川普的支持者攻击哈里斯不作为的罪证，但实际上这张照片是用AI生成的虚假图像。不过在被证实前，相关推文已经被转发了上百万次；脸书上还有川普穿着救生衣进入受灾区域帮助灾民的人工合成照片，该帖子在被标记为不实之前已经转发了超过16万次。候选人想要的关注度已经达到了，谁还会去追究造假之人？

辟谣的程度永远赶不上深度伪造的程度，这就是当下美国选举可能掉入“柠檬市场”的巨大危险——越没有底线的候选人，越有可能获胜。虽然技术的进步可能会限制深度伪造的传播速度，但是这种进步更可能让未来的竞选更糟，因为超个性化的信息传播将成为主流，这意味着选民只会接触到与其观点相符的内容，形成“选举茧房”，从而进一步加深社会的分裂。这种情况在短期内可能提高选民的参与度，但从长远来看可能导致选民的冷漠和对政治过程的失望。

此外，数据伦理也愈发重要，因为该问题涉及到个人隐私、选民数据的使用和选举的公平性等多重层面。科技公司在塑造政治话语中的角色也将成为讨论热点，如何在保障言论自由与避免虚假信息扩散之间找到平衡，将是未来的重大挑战。

总体来看，技术对选举的影响引发了关于美国政治的深刻反思。虽然技术在提高民主参与和信息传播的效率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但它同时也可能对民主过程的完整性构成威胁。科技公司在塑造公共舆论和选民行为方面的强大力量，挑战了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进而影响了个体的自由意志。

在这方面，马斯克就是最好的案例，他的参与到底对美国有利还是有害，现在谁都说不好。没有人能够阻止科技对美国大选等重大事件越来越强的影响力，但如何平衡技术与民主之间的关系，维护民主的核心价值，并确保选民能够做出理性的选择，将进一步考验美国的政治治理体系和精英的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