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暑假，我带大女儿玛雅去了荷兰鹿特丹每年夏天都会给孩子们举办的室内大型嘉年华。

40多个项目，3欧元玩一天。

大人小娃都很嗨。

除了传统的空气堡和弹力绳以外，今年正好是奥运年，所以嘉年华也有不少奥运主题的项目。

比如跳高跳远铅球。

下面请欣赏玛雅“转圈扔铅球”。

看了场奥运会对转圈这件事记忆犹新

陪着小娃们在嘉年华现场玩乐，我忍不住感慨荷兰小孩真幸福。

就在这个时候，我眼角的余光看到了旁边场地里正在进行的活动，一时之间惊讶惊喜继而感慨然后钦佩。

我看到了什么？

在这个给荷兰第二大城市鹿特丹周边少儿暑假娱乐的大型嘉年华场地里，有一大片空地预留给了“轮椅”障碍体验。

一群孩子们尝试着“开”轮椅，越障碍。

说真的，我光是在旁边站着看，都觉得举步维艰。

而这些“路障”，对于健全人来说，根本就是微不足道的地貌起伏。

但对于残障人士来说，却是一个不留神就会被卡住的坎。

这次去柏林度假，我每天推着我的残疾导师小屁出门。

只是从住处走几百米的路去餐厅吃饭如此简单，就时常倍感艰难。

从人行道过马路的时候，总会有难以逾越的小路坎。

平时走路的时候我根本觉察不到，只有推着轮椅的时候，才会感受到大多数人行道“上下”出入口的小坎对轮椅有多不友好。

但问题是，政策制定者道路的设计师往往是健全人。

很多时候，设计者并不是故意没想到不愿意去顾及少数弱势群体。

而是他们有限的人生经验让他们很难想起，想到，想象弱势群体的需求。

现实就是，所有人的“直接”经验都是有限的。

但一个文化多元且兼容，对弱者有关怀的社会，权力的上位者和规则的制定者会尽量去聆听来自“非主流”的声音，尽量照顾到他们的需求。

一个社会里，强者对弱者的看见关怀，对我来说是文明的体现。

前年夏天，我住的居民楼换新电梯。

换新电梯的钱来自于所有业主长年以来交的物业管理费（我家一个月的物业费合人民币大概是2000元）。

而你可能都想不到，换新电梯的费用里，不少的一部分，拿去租临时电梯了。

网络示意图：公寓楼前面的大铁盒子，就是临时电梯了

大部分业主都是四肢健全的中年人。

但楼里也有不少的居民是腿脚不便的年迈老人。

这些老人都不是业主，只是政府廉租房的长期租户。

你可能会说，建新电梯从长期来说，对腿脚不便的老人的居住体验也会有提升。

在施工期间，请腿脚不便的老人稍微体谅一下少出门或者不出门不就完了吗？

况且的工期也没不是特别久，真的有必要大张旗鼓地租这么大一个临时电梯吗？

结果是，业主协会在商讨之后，仍然决定租临时电梯，方便所有人在施工期间出行。

临时电梯“入驻”的第一天，我挺震惊，感觉受到了文化冲击。

随后却深受感动。

今年暑假在嘉年华现场看到轮椅体验项目的时候，类似的感动再次涌上心头。

荷兰人在对于弱势群体少数群体的关怀的文化教育，以一种玩乐的方式，在一个人可塑性最强的童年期就开始了。

人都是在经历和关系中成长的。

一次的亲身体验胜过一万次的说教。

当一个社会的文化意识里，有对弱者的关怀，它就会自然而然地体现在方方面面。

如果每个人从小就有“主妇体验日”，切身地去体会一下主妇每天负重前行撑起全家的日常，是不是在指责她们啰嗦令人窒息的时候至少不会如此理所当然。

如果每个人从小就有“盲人体验日”，切身地去感受他们在社会生活里的举步维艰，是否在公共设施的设计和建造时，就不会流于自我感动tick a box式的敷衍。

脱口秀演员黑灯吐槽盲文盲道的设计

如何让权力的上位者在制定政策设计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时，心中有少数群体的需求呢？

最有用的方式，当然是弱势群体加入到政策制定和设计中去。

而做到这一点，需要文化和教育的润物细无声，需要一个人在作为弱者时被看见，才有可能在它成为强者时，去看见他人。

成人的社会里有多少对立和冲突，都来自于一方对另一方的无法感同身受？

时常，对他人自以为是的审判，往往就来自于经历的缺乏而导致的同理心的缺失。

荷兰著名的为残障人士谋福利的社会活动家Niels Schuddeboom在去世前录给自己年幼的孩子的纪录片里说：

残疾人是身体上有limitation的人。

而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limitation。

只是一些人的limitation一眼就能被看见。

而另一些人的limitation没那么容易被发现。

曾经有人说过，只有当一个人因为一些原因成为有limitation的弱者时，他才会从心底里感到“被尊重”有多重要。

而一个人时常只有真正有过“弱者”的经历，在作为弱者时曾被当成一个完整的人被尊重被看见过，当它在另一些处境里作为强者的时候，才有可能去和弱者去共情。

一个好的社会文化，不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而是尽量设法让某些方面有limitation和没有limitation的人能共存，相互支撑，共同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