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中国人民大学的王宪举教授一举成为网红，并且知名度有走向世界的势头。

他之所以成名，是因为前不久，哈萨克斯坦国务顾问叶尔兰·卡林到访中国人民大学时，谈到该国人口政策改革经验，在演讲结束后的互动环节中，王教授发出惊天一问：

“我们国家女同志现在是不愿意结婚，不要小孩，家长也好，领导也好，你动员她，劝她，她不听。所以，我就奇怪，哈萨克斯坦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你们在政策上、措施上、优惠待遇等方面，甚至我听说女大学生毕业以后就生孩子，一个一个地生。她们怎么能够这么相信你们的话，老老实实地、服服帖帖地就这么生孩子。早生、多生？”

这段提问视频一流出，王教授想不成名都难了。

首先是国内舆论一片哗然，有人认为王教授的提问带有“爹味”，缺乏对女性的尊重，把女性当做了生育工具；有在哈萨克斯坦工作经验的中企员工说，在哈萨克斯坦生孩子的成本远远低于中国，所有公立医院的产检和生孩子是免费的，生完孩子国家会给一年半的奶粉钱，还会给几千元的红包，工作的女性可以一次性拿六个月的工资，以及享受三年的停薪留职待遇，等等，这一系列政策使得育儿成本大大降低。王教授不解风情，所提的问题，与晋惠帝的“何不食肉糜”有得一比。

更尴尬的是，王教授这一问，还招来哈萨克斯坦通讯社的打脸。昨天，该社连续发文，介绍该国在保护女性权益及哈萨克斯坦女性为社会所做贡献方面的成就，言外之意是，在哈萨克斯坦，女性并非像王教授想象的那样，是服服帖帖地生孩子的工具，而是享有权利受尊重的人。

王教授为国分忧，精神可嘉，可惜这一问却成了七伤拳，让人民大学的声誉、学者的专业能力、他自己的体面，甚至国家的形象，都遭受了不轻的伤害。

最讽刺的是，王教授竟然是驻外记者出身，曾供职于几大官方新闻机构，有很长时间的驻外经历。按理说，这样的职业履历，应该让他有比较开阔的国际视野、过得去的人文修养，不至于提出这么粗鲁丢人的问题。可叹的是，事实表明，他似乎既昧于国情，又缺乏应有的国际视野。

笔者认为，驻外记者出身的王教授而有如此表现，很大程度上，是当下中国人极度缺乏国际视野的一个缩影，是当下畸形、狭隘的国际报道生态的必然产物。

挟经济崛起带来的自信，以讲好中国故事为出发点，向世界输出关于自己的积极、光明的形象，成为近年来媒体忙得不亦乐乎的一件事，国家并为此投入了不菲的资源。然而，与此同时，在把一个丰富、多元的世界准确地介绍给国人，特别是以“拿来主义”的精神，把别国优点如实、充分地输入进来这方面，却明显诚意欠奉。人们从媒体上看到的国际新闻，除了有助于形成一幅“别国都很乱套，风景这边独好”的图像外，不会有别的效果。

事实上，每个国家、民族，都有优缺点，作为一个尚属发展中国家的驻外记者，其使命，除了及时报道驻在国的政经动态，更重要的，应该像蜜蜂采蜜那样，以高度的诚意，细致挖掘他国可以学习、借鉴的优点，发回国内，以作它山之石，助力政府决策，增广国民见闻。例如，前述出自中企员工之口的关于该国生育成本的故事，就应该大张旗鼓地予以报道，让国人与政府知情，获得启发，见贤思齐。相信这样的新闻熏陶出来的国民精神与公权力，会少一些自大，多一份开阔，而王教授若有这方面的知识，也就不会悲剧性地提出那个雷人的问题了。

当下中国，亟需正派的国际报道。所谓正派的国际新闻报道，应该让国民变得开阔，而不是狭隘；变得刚健，而不是满腹虚火、一腔受害心理。

1895年的甲午战争，日本媒体派出了近两百名随军记者，跟随日军侵略的步伐，从朝鲜到中国，将战场信息即时发回日本，史家认为，这些随军记者有关这场日本近代史上第一次对外战争的报道，立场自然是站在日本一边的，对培养日本人的国家意识功不可没，但其中的一些媒体，也报道了日军对中国战俘、平民的屠杀暴行，刺破了日本自己吹嘘的“文明战争”的美丽气泡，为后人公正书写这段历史留下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这样的国际报道，出自百年前敌国的媒体之手，值得深思。

正派的国际报道多一些，王教授式的问题就会少一分。

正是：

缘何服帖去生产？教授一问信惊天。

可叹丢人现眼者，曾摇国际大笔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