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泽东登上《开罗宣言》电影宣传海报引发轩然大波，到国军抗战老兵补贴差别化对待引发众怒，随着9月3日大阅兵临近，有关国共的争论再次喧嚣尘上。就连到北京参加大阅兵的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方面也强调此行将谈“国军”抗战贡献，与习近平会面时，当年国军付出的贡献，“不可能不讲”。

虽然国共七十年前是并肩作战的战友，但是由于内战，国民党共产党对待彼此都有偏颇之词。偏安台湾的国民党唿吁台湾国军老兵不要赴北京参加大阅兵，而大陆方面则在对待抗战老兵方面差别化，将参与过内战的抗战老兵从接受抗战纪念奖章的行列中排除出去、从一次性抗战补助发放对象之列排除出去。中国国防大学专家“向人民开枪，对人民有血债的人不能简单地功过相抵”的雷人解释在网络上引发一片哗然。

不过在观察人士看来，作为已经坐稳江山，早就成为中国最强大代表的中共应该主动释怀，在诸多问题上表现出君子雅量。战后70年来，日本这样尚未彻底认罪的国家需要反省，同时战胜国中国更应该反省，反省自己在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是否该更正了。那些因为特殊历史时期遗留的问题是否该彻底清除了。

大陆历年对抗战胜利的纪念形式和活动内容几乎就是一部完整的新中国历史，从中足以折射当时的外交环境与国人心态。建国后的数十年里，对于抗战大陆始终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65年，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罗瑞卿在纪念抗日战争二十周年的讲话当中将抗日战争形容为“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英勇抗战，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2015年，《光明日报》仍然强调，“中国共产党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意志，领导和推动了伟大的抗日战争”。

抗战史可能是中国历史当中最为混乱的一段时期，对于战争细节，作为当事方的国民党、共产党和侵华日军三方各执一词，而从其他途径收集有关作战和伤亡的细节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抗日战争的领导地位归属问题，事实上是少有疑问的。

从投入抗战的兵力统计数字来看，抗战爆发之初，国民党军队总兵力约为203万人，另有预备役兵力50万人，到1945年全面内战爆发之前，国民党军队总兵力约为430万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抗战爆发时共产党军队仅4.6万，到抗战结束以后也只有127万人。共产党投入抗战的军队数量始终是国民党兵力的三分之一。

另一方面，国民党军队所能控制的地区大体为中国全境，而共产党军队直到抗日战争结束，所能控制的地区仍然是极为有限的。这种对比决定了国民党军队组织的正面战场是中国抵抗日本侵略者的主要阵地。

在战损上，按照大陆官方发布的统计数据，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伤亡总数为死亡2,000万、负伤1,500万，其中，国民党军队死伤总数为320万，共产党军队则为50万。台湾方面发布的国民党军队损失人数为323.8万人，与大陆统计数字差距并不大；在战果上，尽管双方都不免有夸大之嫌，但是，即使仅从日军方面记载来看，国民党正面战场对日军的阻击作用也仍然远远超过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 

时至今日，大陆研究抗战历史的很多人已经承认，抗战初期国民政府采取的战略防守态势，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被动抗日”，更不能作为国民党“卖国”的论据。另一方面，中日两军的战斗力差距是客观存在的，这不仅适用于当时无粮无枪的共产党军队，也同样适用于看上去有“正规军”名分的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在抗日战争当中作出的重大伤亡和牺牲，同样不能作为否定国民党抗日功绩的理由和根据。

最后，当时的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抗日战争总指挥的人选归属并无疑问。在日本方面，无论是战是和，日本政府的对手始终是蒋介石。1939年春，第十一军司令官、中将冈村宁次曾说：“看来敌军抗日力量的中心，不是四亿中国民众，不是政府要人的意志，也不是各类杂牌军混合而成的二百万军队，乃是以蒋介石为核心，以黄埔军校系统青年军官阶层为主体的中央军。”1945年，冈村宁次代表在华日军投降，其受降对象也仍然是中华民国委员长蒋介石。

在同盟国方面，代表中国宣布加入同盟国的是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签署开罗宣言的仍然是蒋介石。

中国大陆对“9•3”胜利日的大规模纪念活动并没有太长的历史，建国六十余年至今，以最高领导人规格出席并发表讲话纪念9月3日的活动迟至1995年才开始，这个细节揭开的是笼罩中国抗战史多年不散的浓重阴影——9月3日的抗战胜利日身份最初由中华民国政府宣布。可以说，在1937-1945的八年间，中国组织抗日战争的首脑是谁，中国军队的最高指挥是谁，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是一个不存在争议的问题。

胜利者书写历史更要正视历史

大陆官方在承认国民党军队抗战功绩方面扭扭捏捏已不再是什么秘密。从薛岳、谢晋元、戴安澜到孙立人，他们的名字湮没无闻，曾在密集战火中屹立不倒的陪都重庆仿佛在历史中隐了身，中美合作所成了魔窟和酷刑的代名词。六十余年来，中国大陆的历史教科书上对这一切轻描淡写，一代又一代的出生在战后的中国人，不知道淞沪、徐州、武汉会战对整个战争走向的影响，不知道中国究竟如何拖垮实力远强于自己的日本赢得胜利，甚至从未听说过抗日战争中中国最重要的三次大捷。

这影响到的并不仅仅是后人对国民党的认识，事实上，这一切直接冲击的倒不如说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自尊。时至今日，远征军成了供人猎奇的历史秘闻，抗战史成了说不清道不明的一团乱麻，很少有国家像今天的中国一样，对自己国家的卫国战争历史叙述习惯性地报以嘲笑和怀疑的目光，网络上任何一则有关“抗战真相”的帖子，都能轻易地在舆论中引发一片哗然。

中国素有易代修史的传统，除了封建王朝以此确立自身合法性的政治需求之外，也正是因为易代修史能够实现时间与空间上的冷却、隔离和沉淀，更易于摆脱种种顾忌与偏见还原历史真相。考虑到1949年乃至之后冷战期间中国所处的政治环境和海峡两岸的特殊态势，新中国建国后并未延续这一传统，但是，在战争结束七十年后的今天，应当说，已经到了重新审视和反思历史的时候。

1945年到1949年的内战造成的隔阂不过是当年的阴影，内战历史不能够成为国民党抗战历史不存在、不被公正客观对待的原因。内战是内战，抗战是抗战，那些为国家为民族作出的贡献不容抹杀也不容被忽视。

建国后特定历史时期，大陆一度陷入内战思维不能自拔，用当时当地的敌友形势去模煳和扭曲历史真相，这即使能解一时燃眉之急，却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回顾六十余年以来中共对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的描述，从“国民党反动派”到“美蒋傀儡政权”，种种蔑称俯拾皆是。尽管多年来大陆十分乐于在各个正式场合强调自己在推动国共合作抗日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但真正谈及抗日细节和抗日领导权，忘却战场上国共并肩作战现实的反倒是中共自己。

已经接掌中国超过半个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已经接管了中华民国政府遗留下来的所有政治遗产，但在国内，它对自己的定位总像是仍停留在前任政府的暴力“反叛者”而不是合法“继承人”上，对于前任政府和那段特定的历史阶段，拿出直面现实的勇气。

历史永远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这是难以打破的现实规律，但是，胜利者同样负有正视历史的天然责任。中国的战胜国地位在战后秩序中长期以来遭到边缘化，早已是不争的事实，这种边缘化的来由，既有国共正统之争造就的负面影响，也是日本战败国身份被淡化的必然结果，但战后至今，中国大陆和台湾在历史问题上的短视与偏见，更是如今中国被动处境的重要原因。在国际环境和两岸关系已经大大改变，而日本历史问题一次一次被推上风口浪尖的今天，如果中国仍做不到摆脱旧思维，那么中国对别国淡忘历史的指责，恐怕最终也只能停留在指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