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上午骂了娘，毛泽东晚上在延安窑洞里就能知道。一些国民党元老如张继曾当面对蒋介石说：“共产党就在你身边。”这个共产党到底是谁？

　　1948年4月14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了一张蒋介石在南京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主持会议的照片。主席台后排右侧，一男一女两位速记员，正埋头速记。靠蒋介石近些的那位年轻女速记员，就是被我们今天称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沈安娜。

　　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

　　1938年初，原在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担任速记员、已为我党做过3年情报搜集工作的沈安娜与早已是共产党员的丈夫华明之在浙江金华的家中商量：由丈夫华明之继续留在浙赣铁路局工作，以取得一份工资养家糊口，沈安娜则留职停薪到武汉去找党。

　　23岁的沈安娜独自一人经湖南醴陵、长沙来到了武汉。在长沙时，她参加了张治中创办的湖南省地方行政干部学校妇女训练班的工作，为来训练班讲课的领导和名人作速记。在训练班里，沈安娜结识了罗叔章、王汝琪和罗琼三位进步的大姐。

　　在武汉举目无亲的沈安娜，暂时住在王汝琪的婆婆家里。一天，她在街上与华明之的妹夫、同时也是华明之的入党介绍人的鲁自诚偶然相见。鲁自诚让沈安娜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去找党。

　　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沈安娜向办事处的同志汇报了丈夫华明之和自己前一段时间的工作情况，要求组织上分配工作。不久，董必武就接见了她，董老亲切地对她说：“你的情况，恩来同志和我们都知道了。至于你的工作，我们也考虑了，你还是到国民党内部去工作吧……”董老又说：“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已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你可以利用同他的老关系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

　　原来，沈安娜在浙江省政府工作期间，同当时的省政府主席朱家骅就十分熟悉。朱家骅在各处讲话作报告时，经常带着沈安娜做速记。在金华工作期间躲避日机空袭时，朱家骅还常与沈安娜聊天。

　　第二天，沈安娜就到江汉二路157号国民党中央党部去找朱家骅。一见面，她就用过去在浙江省政府时对朱家骅的称呼：“主席，听说您在武汉，我千里迢迢从浙江到这里来，就是想在您手下继续为党国效劳，请主席栽培，给安排个工作。”朱家骅听后十分高兴，夸奖她说：“你真是有为的青年啊！至于工作，没有问题，我们中央党部秘书处正缺速记员，办个手续就行了。”

　　朱家骅问沈安娜：“你是不是国民党员？中央党部的工作人员必须是党员才行哩！”沈安娜回答说：“在浙江时我还年轻，没有入党。”朱马上指示秘书给她办理特别入党手续。

　　正值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在武汉召开，朱家骅就让沈安娜到大会做速记。

　　1938年8月，日军逼近武汉，按照董必武的安排，沈安娜和刚刚赶到武汉的丈夫华明之搭乘国民参政会包租的轮船撤退到重庆。当时虽然很乱，但沈安娜的特别入党手续是由朱家骅、甘乃光等3个中央委员介绍的，很快就被批准。从此，沈安娜就正式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当了速记员。

　　周恩来鼓励她长期潜伏

　　沈安娜虽然愿意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但有两件事使她心里很不平静。一是国民党中央党部内部非常腐败，她觉得在这样的机关里工作非常憋气；二是当时有不少青年经重庆去延安，她十分羡慕。

　　于是，她就秘密地到机房街70号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去，向南方局组织部部长博古提出去延安的要求。博古没有同意。不久，周恩来又找她谈话，反复强调情报工作的重要性，要她从大局着想，甘当无名英雄，献身党的情报事业。还特别指出：“别人无法像你这样能够在国民党的核心部门工作。”

　　他嘱咐沈安娜：“要将机密材料与公开报纸相互印证来鉴别情报，掌握国民党的动向，长期隐蔽下去，可以为党做出更大的贡献。” 这坚定了她留在敌人内部的决心。

　　1939年1月，沈安娜被确定为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速记员，并负责保管会议的有关文件。

　　在这次大会上，由蒋介石作报告，沈安娜就坐在离蒋介石仅三四米远的桌子旁作速记。在全会的小型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和军事头目们精心策划消灭我党我军的新阴谋，炮制了两个反动文件，即《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和《关于共产党的处置办法》。沈安娜除按党的布置及时报告全会进行情况外，最后将会议正式通过的两个反动文件送交给董必武和博古。后来党中央根据沈安娜提供的材料以及其他来源提供的材料，将其编入《磨擦从何而来》的小册子并予以公布，明确指出：国民党下达的这两个文件，是造成国共磨擦的根源。从而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共阴谋，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共气焰。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国民党中央常委会每两周开一次会，均由沈安娜担任速记。会议议题主要是由军事头目何应钦报告军事形势和反共的军事部署，再就是研讨组织特种党团打入共产党和进步组织的措施。还决定在浮图关举办中央训练团，受训人员均为国民党大小头目，朱家骅主讲“调查统计”(即特务活动)。每次常委会的内容以及朱家骅的讲稿，沈安娜均及时送交南方局。

　　1941年初，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中共坚决斗争和广大舆论谴责下蒋介石反共势力不得不稍事收敛，但到当年11月蒋介石又在召开的五届九中全会上策划新的反共高潮。当时沈安娜怀孕即将分娩，当她得知这次会议极其重要时，坚持参加会议做速记，获得何应钦和特务头目徐恩曾的报告稿以及《关于党务推进的根本方针》等重要情报。

　　宋美龄每次讲演都带她

　　1942年8月，一次突然事件发生了：沈安娜的直接领导人徐仲航被国民党逮捕，她与组织的联系中断了。她知道八路军办事处就在红岩嘴，几次都想去找组织，见见敬爱的周恩来、董老、邓大姐和其他同志，可她清醒地知道：自从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以来，红岩嘴周围布满特务，如果贸然前去，不仅给个人带来危险，而且将使党组织和同志们受到牵连。

　　这段时间，沈安娜的心里就像压了一块石头，但在行动上又必须装得若无其事。在国民党机关大小头目和同事们的眼里，她在机关里是工作勤恳、忠于职守的好职员，在工余时间里她是倾心于小家庭的贤妻良母。

　　1943年宋美龄经常到妇女指导委员会发表演讲，需要有人记录，该会总干事知道沈安娜速记水平高超，就邀请她去做速记。为取得宋美龄的信任，沈安娜精心速记并将其整理成文，将记录装订得非常漂亮，宋美龄看了后十分高兴，以后每次讲演总要把沈安娜带在身边。这样，沈安娜又多了一条情报来源。

　　1945年5月，国民党在浮图关召开“六大”，沈安娜奉命到大会做速记。这次大会是国民党针对中共“ 七大”而召开的。蒋介石作报告时对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极力诋毁，叫嚷全党要“精诚团结”，对付共产党。会议确定抗战胜利后，要收复全部失地。会议决定成立“整军肃纪特种委员会”专门对付中共。沈安娜想，这次大会策划的阴谋，是国民党今后一个时期的指导方针，组织上一定很需要了解，虽然暂时无法送出，也要保存一份，一旦能取得联系就交给组织。

　　紧要关头，沉着应战

　　1945年8月10日晚上，广播中传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沈安娜带着孩子走上街头和沸腾的人群共享抗战胜利的欢乐。

　　10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南方局负责秘密工作的吴克坚来到了沈安娜的家里。见到南方局派来的领导，3年的委屈、等待让她流下热泪，南方局没有忘记她这个情报战线上的小兵。吴克坚安慰她，告诉她是周恩来派他来接关系的，并传达了南方局领导对她的指示：在我党和国民党和谈期间，要着重了解国民党策划的阴谋活动，及时向组织报告。

　　此后，沈安娜就特别注意观察、了解这方面的动向。1946年初，旧政协开幕，沈安娜白天参加大会做速记，晚上还要参加国民党的党团会做速记。蒋介石不想实施《双十协定》，特别指示国民党代表在政协会上对政治、军事以及民主等问题的几个关卡要把住。国民党代表每天晚上的党团会就是讨论如何实施蒋介石的策略，第二天如何对付中共。他们的会议刚结束，沈安娜就把会议情况写出来连夜送交南方局。

　　由于政协决议不利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统治，会议刚结束，国民党就于1946年2月召开六届二中全会，会上将讨论国民党在战后的大政方针。

　　当时大会有几个速记人员，轮流记录，整理，沈安娜不能参加全部会议。她与机要处印刷股长沈达之关系很好，印刷股虽属重地，但沈安娜能随便出入，有机会她就取回这些会议文件。国民党机关内部有个规定，经过中央党部秘书和处长同意，可以借调党部人员的亲属到大会担任临时工作人员，沈安娜就向处长张寿贤建议将自己的丈夫华明之调来大会工作。这样，沈安娜就将大会的全部情况都掌握了，然后通过联系人送交南方局。

　　周恩来对这段时间沈安娜的情报工作很满意，说这些材料“及时、迅速、准确”，要吴克坚对沈安娜予以口头嘉奖。

　　1946年3月到4月，国民党又召开了两次最高国防委员会，还召开了中央常委会，进一步策划进攻解放区的阴谋。在一次中央常委会上，蒋介石提出要利用与共产党谈判，争取时间，依靠美机、美舰，迅速向各战略地区调兵遣将，向解放区进攻。党中央根据沈安娜提供的情报，以及其他来源的情报，针对敌人兵力部署做出相应的决议，同时通过宣传机构公开揭露国民党准备内战的阴谋。

　　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下令秘书处、机要处追查何人走漏消息。处长张寿贤把此事告诉沈安娜，她暗暗考虑对策，沉着应战。秘书处开会时，处长让大家回忆当时有何异常情况，沈安娜装作无意地问了一句：“中央社的×××是常来的，那天他也来了吧？”她深知国民党内部矛盾很多，又都抱团排外，而中央社那个人又不在场，无法核对。秘书处头头怕负责任，也不愿自己的部下出事。果然，沈安娜刚讲完，其他同事也纷纷说这个人作风坏，如何如何。就这样把事情混了过去。

　　高级机密，草纸记录

　　1946年4月，国民党中央机关开始从重庆迁回南京。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南方局指示沈安娜：要重点搜集国民党的军事情报，同时注意搜集国民党各派系头子的政治态度和主张。

　　沈安娜按照南方局的指示，在解放战争的3年中，参加了国民党历次的中央全会、中央常委会、国防最高委员会(后改为政治委员会)以及立法院的所有重要会议，她全神贯注地记录着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军事头目的军事报告，特别注意蒋介石的言行，就像按住了国民党的脉搏一样，它的每一次跳动都被清楚地记录下来。蒋介石每逢讲到绝密军政问题时，总是突然下令：“这段不许记，把笔搁起来！”她就细心地在心头默记，到休息时间，她马上佯装去厕所，速记在草纸上。

　　当时国民党中央党部对保密也做出新规定，不准工作人员带文件和笔记本回家，但沈安娜还是想办法把速记材料带回一份，回家后赶快译成正式文件送给南方局。

　　在南京的3年，沈安娜家里不放任何进步书报，生活上符合潮流，穿着入时，常看美国电影，与同事出去游览，过年过节总要看望上司。国民党的“元老派”有影响，各派系头子都怕他们三分，沈安娜就向他们“敬求墨宝”，把居正、于右任等写的条幅、对联挂在屋里，机关里人们以为沈安娜与“元老派”交情很深，上司也更信任她。直到国民党作鸟兽散，从无一人怀疑过她是共产党。

　　1949年初，吴克坚根据中央情报部的指示，要沈安娜和华明之在适当时候由南京撤至上海。2月，华明之随资源委员会先期撤到上海，沈安娜则一直坚持到4月南京解放前夕，她才以回去看看孩子为由撤回上海。1949年5月，上海解放，沈安娜和华明之这对中共红岩特工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

　　1983年，沈安娜从上海市国家安全局的工作岗位上离休，华明之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室离休。随后，他俩被国家安全部聘为咨询委员。他们从上海移居北京，安度晚年。2003年，华明之病逝。如今，93岁高龄的沈安娜依然身体康健，在国家安全部的宿舍大院里，我们还能时常看到她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