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0月7日晨，杨刚被人发现死于她在北京煤渣胡同的宿舍内。她是服过量安眠药而死，年仅52岁。

　　此时，杨刚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此前，她曾是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办公室主任秘书，是周处理国际事务和对外宣传的得力助手之一。

　　杨刚为什么自杀？

　　一，因病说。

　　她的美国好友费正清持这种说法。

　　1955年，她不幸遭遇一场车祸，造成严重的脑震荡。医治后，仍有后遗症，经常头痛难忍，无法正常工作。她不得不请病假，到广东从化、杭州疗养，但疗效不佳。

　　费正清分析说：“她发现她的大脑遭受的损坏如此严重，再也不能做有用的工作了。她自杀了。”

　　但是，据她在报社的同事讲，她自杀前，出席会议、撰稿、处理稿件等，都算正常。这说明病情干扰并不大。

　　二，丢本说。

　　毛泽东的大秘胡乔木持此说。

　　胡乔木在《杨刚文集》的序中写道：“1957年10月，她偶然遗失了一个笔记本。尽管没有受过任何责怪，而且许多人都曾劝解她务必不要为此着急，她仍然感到十分紧张（这无疑跟当时的十分紧张的政治空气有关），竟在10月7日在精神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不幸离开了人间。”

　　胡乔木的记忆有错，杨刚丢笔记本，不是发生在1957年10月，而是发生在1950年10月。

　　1950年10月，作为周恩来的秘书，杨刚丢了一个重要的笔记本，里面有一些党的机密。为此，她向周恩来请求处分。周说，笔记本不会丢到远处，会找到的。原来，捡到笔记本的人已把它交给周。

　　当时，周并没有处分她。她在周的身边一直工作到1953年。

　　1953年，朝鲜停战协议签署后，杨刚在周身边的工作告一段落，她被调到中宣部国际宣传任处长。1955年，调到《人民日报》当副总编辑。

　　杨刚丢笔记本的事发生7年前，虽然是一个错误，但并没有对她造成太大的影响。

　　三，理想破灭说。

　　中国作家傅国涌持这种说法。

　　回顾杨刚的人生旅程，这个说法或许更可靠一些。

　　为什么？

　　因为杨刚加入中共、投身革命、拚命奋斗，都是基于她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

　　为此，她背弃了她的家庭。

　　杨刚，原名杨季徽，祖籍湖北沔阳，1905年，出生于江西萍乡一个官宦之家。

　　她的父亲杨会康，历任武昌守备、江西道台、鄂省政务厅长、湖广漕运使、湖北省代省长，还是一个古籍字画瓷器收藏家。母亲则是大地主家的千金小姐。

　　她自幼在家塾诵习古籍；中学上的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南昌葆灵女中；大学上的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

　　在燕大读书时，她和当时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受激进思想影响，加入中共，走上革命道路。

　　然而，正是中共，在北伐战争期间，鼓动农民烧了她的家，分了她家的田产，还监禁了她的父亲。

　　为此，她跟丈夫分道扬镳。

　　大学毕业不久，她嫁给北京大学经济系学生郑侃，婚后生育一女。但日后，她与丈夫因人生理念不同而常争执。

　　有一天，他们又吵起来了。

　　她说：“我未能做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但我有什么办法呢？因为时代赋予我的使命，不允许我做一个旧式的贤妻良母，更不允许我做一个依附于男人的平庸女人”。

　　她丈夫说：“当初，我也追求革命真理，探索人生道路，我敬佩你的革命精神。但你不能在家里也总想着革命，而不把丈夫、孩子放在心上。我请问：这样的革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

　　一番争吵后，她与丈夫各奔东西。

　　为此，她舍弃了自己的婚姻。

　　与丈夫分开后，她一直单身。有一年，在香港，她采访中华抗敌文艺家协会香港分会主席许地山之后，许地山夫人想给她当红娘。

　　她说：“我只能先感谢夫人的好意了。夫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对爱情是深有体会的。爱是双向的，只有互相真诚的爱，才是人类最圣洁的精神生活，如果勉强凑合在一起，就会使夫妻关系变成庸俗的情欲伙伴。我现在宁愿孤独地生活，也不愿与不称心的男人勉强凑合。”

　　一直至去世，她都没有再婚。

　　为此，她与唯一的女儿长期分离。

　　女儿郑光迪三岁时，被她寄养友人、美国女教授包贵思家。之后，她把幼小的女儿送到延安。女儿上中学时，她在美国；女儿上大学时，她在上海；女儿去苏联留学时，她在北京；她自杀时，女儿仍在苏联。

　　为此，她一直为党的事业燃烧着自己。

　　1928年秘密加入中共后，她是北方“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

　　1933年春，她在上海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结识了替中共做宣传的美国左翼作家史沫特莱。这年秋，她回到北平，协助一名美国记者编译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活的中国》。这个美国记者就是后来写出为中共唱赞歌的《西行漫记》的埃德加-斯诺。

　　1937年，她在《大公报》当记者，后随报社南迁香港，接替萧乾主编《大公报》副刊，让这个小小的副刊“环上甲胄，披上战袍”，成为“一只号筒”，“一只挂着红绸子对着太阳高唱的号筒”。

　　1943年，她辗转到达重庆，继续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其才华得到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赏识。周指示她以编辑、记者身份，与美国驻华使馆人员和美国记者联系。在此期间，她结识了美国驻华使馆新闻处主任费正清。

　　1944～1948年，她成为《大公报》驻美国特派记者。根据中共的指示，她写了大量揭露美国资本主义问题的通讯。

　　她还在美国报界、文艺界和研究远东问题的专家学者之间奔走呼号，反对美国在经济上、军事上支持中华民国，争取美国对中共的同情。

　　期间，1945～1947年，她入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进修文艺。

　　1948年11月，她奉中共之命回国。在香港，她利用担任《大公报》社评委员的便利，全力做《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和总编辑王芸生的工作，促成曾经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办报宗旨的《大公报》，转向反对国民党，拥护共产党。

　　她从香港北上，到达西柏坡后，受到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接见。

　　1949年初，她奉命把天津《大公报》改造成中共的《进步日报》，并担任副总编、党委书记。

　　1949年5月，她奉命南下，任上海《大公报》的军代表，把这份报纸也改造成中共传声筒。

　　1950年，她奉调进京，任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主任秘书。不久，调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

　　据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回忆：“在朝鲜停战谈判三年间，她每天晚饭后即去总理值班室上班，通宵达旦，12小时连续作业，出色地完成周总理交付的工作任务，成为总理在处理外事上的非常得力的助手。”

　　但是，从1955年她调到《人民日报》，到1957年，她亲历了毛发动的一个又一个整人的政治运动。

　　特别是1957年毛发动的反右派运动中，许多著名的报人、作家、艺术家，包括她的朋友，领导，同事，一个接一个被打倒，全国上下，人人自危。

　　她心中的希望之火渐渐熄灭。

　　上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有三大女记者——彭子冈、浦熙修、杨刚。

　　到1957年，彭子冈、浦熙修都被打成右派。

　　她不得不在批判彭子冈的会上发言，揭批她当年在《大公报》的同事，跟她一起出生入死的中共地下党员彭子冈。

　　到1957年，她的燕京同学、多年的挚友萧乾，也被打成右派。

　　抗战前，她请萧乾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从此，《大公报》成为发表和转载中共根据地文艺作品最多的三家报刊之一。

　　1949年，萧乾已接到英国剑桥大学的聘书。在是否回国的问题上正犹豫不决时，她力劝萧乾回国，为“新中国”效力。

　　现如今，萧乾仅仅因为响应党的号召讲了几句真话，竟被打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坏人之列。

　　她自杀的前一天，作为《人民日报》“反右领导小组”的第三把手，不得不写一篇批判萧乾的文章。

　　她的文章将在第二天见报。当晚，编辑叶遥负责校对她的文章。过了深夜23点，快校完时，她敲门而入，对叶遥烦躁地说：“没意思，没意思，不要发表了。”

　　她自杀前两天，她被安排到文联礼堂参加批斗丁玲、冯雪峰、艾青等8人的大会。

　　她挨着丁玲坐着。当时，丁玲拿着手绢，不停地擦眼泪。她则表情谙然，呆若木鸡。

　　当时任中国作协党总支书记的黎辛后来回忆说：“我和（中组部长）安子文谈到杨刚自杀时，安子文曾经问过我：‘这天开会有谁知道？’我说，我们五人小组知道。安子文又问：‘还有谁知道？’我说：‘中宣部部长和副部长知道。’我又说：‘部长陆定一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副总理，他不会干这个事。’安子文忽然大声说：‘那就是周扬，肯定是周扬通知杨刚的，他可能想扩大战果。’”

　　周扬是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毛在文艺界整人最凶的打手之一。反右运动中，过去反对过他的，对他不大尊重的，包括不一定是不尊重的人，统统都被他打下去了。作家韦君宜在她的《思痛录》中写道，七整八整，文艺界就剩下他（指周扬）一个“正确”的了！

　　周扬点名要杨刚参加批斗丁玲等人的会，让杨刚不寒而栗。

　　黎子文写道：“那种场面，使杨刚感到她可能也要像丁玲那样被批斗，所以自杀了。”

　　1957年6月9日，标志反右运动开始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的第二天，杨刚以“金银花”的笔名，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请让我也说几句气愤的话吧》，这是她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她写道：

　　“弟兄们，我想起那些年我们一起做的梦，不论人家怎样想，几万万人的梦想，会是很大的吧；那时候，美国人和地主官僚资本的鞭子抽得我们满地滚呵，我们的苦恼有天那么大，我的梦也有天那么大；天上飞着大红旗子，天帏和烟囱交颈拥抱，绕着我们的红旗呼呼地，呼呼地，喷出我们强烈的诗篇——钢铁的火焰和烟云；我们全站起来了，抬出了紫艳艳的晨曦，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做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洪流把人们载送到永远，永远。虽然我们吵架，争工分，争猪食，反对官僚主义……可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弟兄们，我们一起做过梦，又一起把梦变成了生活。难道这一切都错了吗？难道我们做梦也做错了吗？”

　　“难道我们做梦也做错了吗？”这压抑已久、从心底迸发出的惊天一问，或许正代表了她抛弃个人的一切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理想破灭。

　　结语

　　作为一个把一切都献给党的忠诚女儿，杨刚曾经诚心诚意地相信：中共是“一个为自由和尊严（几千年来他们从未得到过的自由和尊严）而进行斗争的伟大民族的化身”。

　　但是，中共建政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眼前的反右派运动，让她百思不得其解。美好的理想和残酷的现实的对比实在太强烈了。

　　毛泽东先是号召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帮党整风，特别提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当那些赤诚的知识分子把心底话说出来了之后，却一批又一批，在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右派分子，被批倒批臭。

　　几十年来，她苦苦追寻的自由在哪里？尊严又在哪里？

　　理想原是镜中花，一生奋斗全白搭。

　　杨刚绝望了，只好一死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