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诺是捷克第二大城市，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5-6世纪，当时克尔特人定居于此。 在克尔特语中，“布尔诺”意即小丘之城。 9-10世纪，布尔诺因兴建城堡而逐渐兴旺。 13世纪初，布尔诺被日耳曼占领，1243年正式建市。 16世纪后成为摩拉维亚的经济、文化中心。 18世纪，布尔诺开始工业化，被誉为“摩拉维亚的曼彻斯特”。 1847年安装煤气街灯，1867年开始电车服务，是当年欧洲的经济重镇。

　　布尔诺老市政厅始建于1240年，如今充当博物馆之用。 它最吸引人之处当属大门上方的五根柱子，本来这种哥特风格的装饰柱十分常见，但居中那根居然是扭曲的，或许另有深意，难道是想表达“世间一切都是扭曲的”?

　　对于喜欢阅读和思考的捷克人来说，这个哲学问题还真不是小问题。 在布尔诺出生并长大的米兰·昆德拉，想必也常常在这条大街上走过，或许也会抬头望向扭曲的柱子。 那时的捷克人正处于迷茫中，昆德拉也不会例外，否则后来也不会有《玩笑》的问世——虽然《玩笑》发表时，他已身在布拉格。 在他看来，布拉格之春使捷克成为了世界中心，尽管一切戛然而止，但倒退和压制不会出现。 当然，那时他不会想到，自己会在数年后被迫离开祖国，至于《玩笑》，也成了禁书。

　　1929年4月1日，米兰·昆德拉出生于捷克第二大城市布尔诺。 他出身艺术世家，父亲是钢琴家和音乐教授，他的孩提时代常流连于父亲的书房，跟着父亲学习钢琴，步入音乐世界，随意浏览父亲的藏书，在大量文学名著中汲取养分。

　　13岁时，昆德拉师从捷克作曲家保尔·哈斯学习作曲。 此时已是二战时期，哈斯后来被关进纳粹集中营，再也没能出来。 昆德拉人生中的第一首诗作，便是《纪念保尔·哈斯》。

　　年轻时的昆德拉，梦想并非是写作，而是雕塑和绘画。 他还沉迷于音乐与电影，1948年，他考入布拉格查理大学哲学系，之后又进入布拉格电影学院攻读电影专业。 也正是在此期间，他开启了写诗的热情。

　　在捷克文坛，人们常常将昆德拉视为卡夫卡的传人。 他的首部诗集《人：一座广阔的花园》就以超现实主义色彩和批判精神证实了这一点，也与当时捷克文坛的教条主义和公式化诗歌迥异。

　　1956年，昆德拉在布拉格电影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并开始写作《小说的艺术》。 该书于1960年出版，后获得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奖。 《玩笑》则使他声名鹊起，成为欧洲瞩目的作家。

　　不过好景不长，1967年的捷克斯洛伐克第四届作家代表大会上，昆德拉第一个发言，抨击了专制的虚伪。 他认为在诺沃特尼领导下，捷克文学已大大落后于欧洲主流，沦为宣传品。 三个月后，同样在大会上发言的瓦楚利克、克里玛和利姆等作家均被开除党籍，米兰·昆德拉则被严重警告。

　　不久后，杜布切克撤消了这些惩罚，为瓦楚利克等人恢复党籍，为米兰·昆德拉恢复名誉，并于1968年4月5日通过了《行动纲领》，宣告了“布拉格之春”的开始。 但很快，“布拉格之春”遭到镇压。

　　因为参与了“布拉格之春”，捷克斯洛伐克的知识分子们普遍遭遇清算。 1969至1970年间，3500名大学教授中有900人被解雇，所有文学和文化杂志被停刊，17万人被迫流亡海外。 作家们也失去原有的特权和安稳生活，沦为底层，作品更加不能公开发表，毕竟，在当时的捷克统治者看来，“任何一种精神生活最终都导致对自由的向往”。 但作家们并未向当局谄媚示好，而是坚持地下写作。 即使当局表示作家若是服从，就可恢复之前待遇，响应者也寥寥。

　　1975年，昆德拉流亡法国，1979年被剥夺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国籍，两年后成为法国公民，并以“法国作家”自称。 四十多年来，他的主要作品，包括《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与《笑忘书》等都用法文写成，仅有的捷克文作品是《不朽》。 在他眼中，“故乡”这个概念“只是一个幻想或一个迷思。 我怀疑我们是否成为了这个迷思的受害者。 ”

　　作家与祖国或故乡的关系，并不总是温情脉脉，昆德拉就是一例。 当然，这不能阻止某些人的美好想象，在他们眼里，名人与故地就像鱼和水，永远和谐。 所以，你总能见到那种昆德拉如何怀念捷克，捷克人又如何以昆德拉为荣的说法，即使它与事实完全相反。

　　捷克人一向温和而不妥协，他们对留守者的尊重远大于流亡者。 而且，这个弹丸小国虽诞生了众多文学大师，但捷克人似乎天生不爱拉远读者与作者的距离，习惯不卑不亢不仰视，也从不因外界追捧而左右自身喜好。 因此，相比昆德拉，捷克人显然更喜欢赫拉巴尔和克里玛。

　　当然，昆德拉后来改以法语写作，也是他不被捷克人待见的重要原因。 与他类似的还有卡夫卡，捷克人对这位以德语写作的大文豪的感情，远非一般人想象中热切。 即使，卡夫卡的痕迹在布拉格随处可见。

　　2010年，米蘭·昆德拉在巴黎。

　　2008年，昆德拉获得捷克国家文学奖，但并未回去领奖。 2010年，他被故乡布尔诺授予荣誉公民身份，也是那一年，布尔诺的马萨里克大学——没错，它与这个城市最兴旺的大街同名——举办了一场关于昆德拉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也是捷克第一次举办关于昆德拉的国际会议，是明显的致敬与示好，昆德拉却选择了拒绝，并在信件中强调自己是“法国作家”。 布尔诺市长亲自来到昆德拉在巴黎的公寓为其颁发证书。 “未来有一天，他们的藏书会逆向而行，被运回捷克共和国(昆德拉夫妇决定在身后将藏书捐赠给布尔诺市)。 在此之前，是捷克人来拜访他们。 ”

　　相比米兰·昆德拉的作品，更让我感兴趣的是他的人生。

　　很多年前，米兰·昆德拉被迫离开布拉格时，移民官递给他一个地球仪，他慢慢转动着，寻找自己想去的地方。 最后他问移民官：“您还有别的地球仪吗? ”

　　从此，他告别祖国，成为流亡者，直至垂垂老矣。 即使他的祖国在冷战结束后迎来新生，他仍然与祖国充满隔膜。 当然，曾经坚持抗争的捷克人也不待见他，他们更喜欢坚守的赫拉巴尔。

　　昆德拉呢? 他在巴黎用法语写作，无论是语言、文字还是意识，他似乎完全忘掉了捷克。 当然，他也没有将法国当成自己的祖国。 1981年，昆德拉被授予法国国籍时，就仅仅表示“法国成为了我的书籍的祖国，我追随了我的书籍所走的道路。 ”他所思考的问题是，“故乡的概念会不会最终只是一个神话”。

　　传记阿丽亚娜·舍曼曾在《寻找米兰·昆德拉》中这样描述昆德拉的生活：“在很长时间里，米兰·昆德拉修长的身影都徘徊在巴黎卢森堡公园那些王后贵妇、缪斯、诗人的雕像之间，《庆祝无意义》对此做过描述。 随着日渐衰老，作家的生活从此集中在巴黎七区的小巷子周围，很少出游。 房间的百叶窗垂落下来，室内的日常生活一丝也不会泄露。 紧闭的玻璃窗也隔开了小花园里跑来跑去的孩子们的喧闹。 ”

　　其实，在东欧剧变后，到新世纪到来之前，昆德拉夫妇也曾几度回到捷克。

　　“第一次回国是一九九〇年。 在奥尔萨尼墓园瞻仰薇拉父亲的墓地之后，夫妻俩穿行布拉格返回霍夫迈斯特酒店。 置身异乡的感觉让他们惊愕不已。 薇拉说：‘市中心到处是为游客准备的捷克语—英语双语标牌。 即使在被占领时期，西里尔文标牌也是不允许的。 我依然认得出曾经喜爱的那些地方，但是有些东西改变了。 我不禁自问是否身在故乡。 ’”

　　所以，昆德拉夫妇“不再完全是捷克人，也不完全是法国人。 但是他们还有欧洲，只是这颗星星日趋黯淡。 ”

　　与昆德拉一起衰落凋零的是欧洲，而昆德拉早已预见了这一切。 1986年，他在《小说的艺术》中给出了自己对“欧洲人”的定义：“怀念欧洲的人”。 这是一个十分看起来广义的定义，却也是最为苛刻的定义。

　　在这个衰落的过程中，昆德拉保持着隐身的状态。 在长达37年的时间里，他拒绝在媒体上露面，消失于公众视野，只有他的作品打动着全世界。

　　在昆德拉眼中，小说是神秘之地，是哲学、社会学乃至任何学科都照不进的领域。 他更愿意将自己的思想在小说中隐形，等待读者的发掘。 他认为小说的精神是最深刻与复杂的，好的小说会告诉读者：“事情比你想的要复杂。 ”

　　昆德拉就是这样，一次次从幻灭、怀疑，到提出问题，并去寻找答案。 小说是他的工具，用于探寻人的本性、人的境况、人的行动、人的命运，还有由此而来的反思，并对抗着历史的遗忘。

　　1986年，他曾罕见接受《纽约时报》面对面的采访邀请。 在回复采访邀请的信中，昆德拉写道：

　　“我必须警告你我的坏脾气。 我无法谈论我自己、我的生活和我的灵魂状态，我的谨慎几乎到了病态的程度，对此我无能为力。 如果可能的话，我想谈谈文学。 ”

　　后来《纽约时报》的采访中写道，昆德拉的文字解释了为什么他如此强烈地保护他的隐私，因为“没有神话制造者或神秘主义者愿意被揭露”。

　　昆德拉的人生，是那个时代东欧知识分子的常态。 作为早早成名的作家，他难逃政治侵袭，被秘密警察监视，电话被窃听、出门被跟踪、信件被拆阅…… 甚至昆德拉夫妇要聊个天，都要走出家门才能做到私密。

　　1975年，昆德拉夫妇选择流亡。 他不满意自己的母语作品遭到审查和篡改，最终选择以法语写作。

　　2019年11月28日，昆德拉重新被授予捷克国籍，此时距离他1979年被剥夺捷克国籍已整整过了四十年。 现场没有见证人，时任捷克驻法大使说“过程非常简单，他接过证件，对我说谢谢，接着我们一起用了午餐。 ”

　　米兰·昆德拉并非生活在小说的黄金时代，他身处的二十世纪，正让小说这一想象的载体面临空间的逐渐逼仄。 压迫小说的有科技，也有权力，还有个体自身的认知，甚至连幽默感的逐渐褪去，也被昆德拉视为敌人。 但昆德拉告诉人们，小说就是记忆与遗忘进行斗争的艺术，也是战胜媚俗的唯一可能。

　　伊朗文学批评家洛加叶•哈基盖特•卡赫曾写道：“在媚俗的世界，一切的结果都是遗忘，对自然的遗忘，对历史、对自身的遗忘。 因缺失美而犯下过错的一切都被消除，因为在这个世界里是不受喜爱的。 媚俗令我们遗忘生命最本质的真相，昆德拉将媚俗视作遮蔽世界真相和复杂性的屏风，一个人人都有的屏风。 ”

　　这也恰恰是昆德拉的可贵之处，作为小说家，他深知历史的书写并不是来自某个人或某支笔。 每个人都在或多或少、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记录着历史，书写着自己乃至时代的传记，这也恰恰是一个反媚俗的过程。

　　有人认为，“一个需要被倾听的作家却无法用母语发表作品，这也许是世上最糟糕的事情。 ”我却认为这并不糟糕，流亡是上世纪东欧作家的常态，而重新被祖国接纳也是常态，从“诋毁祖国的下流文人”变成“民族荣耀”也是常态，昆德拉并不特殊。 他们属于全世界，母语对他们而言也并不重要。

　　1987年，韩少功译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景凯旋译出《为了告别的聚会》，昆德拉作品正式引入中国。 这股昆德拉浪潮，对当时人们的心灵造成了极大冲击。 同时，昆德拉也让许多中国人的视角转向东欧，开始挖掘这一文艺与思想的富矿。

　　当然，相比同期引进的其他东欧作家，昆德拉显然更为走红。 这多少与当时中国社会的美学热有关，昆德拉作品在美学和心理学层面的追求，很大程度上迎合了这种热潮。

　　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昆德拉作品中潜藏的讽刺和黑色幽默总能令他们心领神会，美学层面上的叙事也更容易引发共鸣。 比如《生活在别处》，书写青春、爱情与革命的关系，对于那个时代的中国人而言，同样是极其熟悉的心理过程和人生经历。 更重要的是，他使得中国作家从关注群体转向关注个人，一定程度上告别了空洞的宏大叙事。 昆德拉习惯将政治伦理与情爱牵扯在一起，让自己的思考显得更为轻松，但种种荒诞之后，恰恰在消解那些人们坚信的崇高，这不仅仅是文字上的冒险，更是思想上的颠覆。

　　甚至有人认为，相比文学成就，昆德拉更像一个思想家。 而且，他是一个能够“生活在别处”的思想家。 在此之前，许多人认为作家一旦从自己的故土上被连根拔起，就会失去灵魂，但旅居法国数十年的昆德拉却颠覆了这一观念，他的灵感从未消失。

　　即使“生活在别处”，但他始终“存在”。 他也借此告诉人们：小说不是要检验现实，而是要检验存在。 而存在也不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存在是人类的可能性发生的场地——人可以成为的一切、人有能力做到的一切。 小说家发现人类形形色色的可能性，绘出存在的地图。

　　正如阿丽亚娜·舍曼在《寻找米兰·昆德拉》一书中所写的那样：

　　“今天，昆德拉夫妇在精神世界里身处布尔诺、摩拉维亚。 夜幕降临，薇拉梦想着自己躺在维德拉河边的岩石上，置身波希米亚南部舒马瓦国家公园的森林里，她或是穿着溜冰鞋在冰上滑行，或是在沃尔塔瓦河中戏水畅游。 捷克二十世纪初的诗人维克多·迪克的一首诗令她魂牵梦萦难以成眠，‘祖国’在向她叙说：‘如果你离我而去，我会安然无恙。 如果你离我而去，你将终老他乡。 ’”

　　这已经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