梃击、红丸、移宫三案，是发生在明朝万历末年的、彼此相关的三个宫廷案件。当时，它们被称为三案；明亡后，有些史家则称之为明末三案。这三案虽说是宫廷案件，但其影响所及，却已远逾宫廷，波及于都城内外，以至边关和江南。三案的拖延之久、影响之大，正反映了明末政治的混乱局面。天启、崇祯两朝对此进行的连续翻案，更呈现出门户之争的面目，为明代亡于党祸戾气埋下了伏笔。

*文章节选自“满格文库”系列：《三案始末》[插图本]（ 温功义 著 燕王WF 绘三联书店2024-11）

梃击案，张差手持木梃，潜入宫门，击伤内侍

立储上的犹豫不决

——三案起因

明末三案之所由发生，追本溯源，实由于明神宗万历帝在立储问题上犹豫不决，因而引起宫廷内外发生了很多问题，以致造成三案，扰乱纠结，时达三朝之久。

万历的大婚，是于万历六年（1578），他年及十六岁时来举行的。他的皇后姓王，原籍是浙江余姚，但人却生长在北京。这位皇后知书习礼，淑静端庄，很得万历的生母李太后的喜爱，但万历和她却并不相投，对她一直很是冷淡，加之她又从来没有生育过儿女，所以虽说是正位中宫，其实却很被漠视，她之所以未被废弃，实在全靠着李太后的庇护。与皇后同日册封的，还有个刘昭妃，这个人也并不为万历所喜，而且与皇后一样，她也没有生育过子女。最先给万历生下他的皇长子来的，是宫女出身的王恭妃。这个王恭妃，原是在慈宁宫服侍李太后的一个宫女，在万历到慈宁宫向他的生母请安时，无意间得幸，并且怀上了孩子。万历在和王恭妃发生了关系之后，早已忘记了这事，但李太后却在暗中极为注意，在这个还没有任何名号的宫女已经显出身怀有孕时，便把万历叫来，要他承认这事，并给这怀有子息的宫女以相当的名号。万历最初矢口否认和这个宫女有过什么瓜葛，最后太后命人从敬事房取了起居注来，把上面的记载指给他看时，万历才无言答对，承认了他和这个宫女确曾有过关系。原来宫廷之中对于皇帝曾临幸过某人某人，是否赐过什么信物等等都是极注意的，但凡有过此类事件，无论对方系属何人，自皇后、妃嫔以至宫女，都要把时间地点等等详细记载入起居注中，以备日后被幸者有身之时，可以查对。万历在慈宁宫里和这个宫女发生了关系，在他虽然觉得是极其偶然的事，以为不会有人知道，但实际却已全被记入起居注中，使他想赖也赖不掉。李太后从万历矢口否认这一点上，已经有点感到万历对这个已经怀有他的孩子的宫女并不怎么重视，因此特意开导他道：“她怀上了孩子，这是天大的好事，我早就盼着能有个孙子了。她如果真能生下个皇子，也就有了皇位的继承人。你不要以为她是个宫女，不够体面，其实‘母以子贵’，你可以加封她呀。”万历被李太后说着，只好一切照办，先把那个宫女封为才人，后来真生下了皇长子，于是又得晋位，由才人又封为恭妃。

以封建礼法而言，皇位的继承人，首先应是嫡子。所谓嫡子，便是由皇后所生的皇子。如果皇后无出，没能生下孩子，则又有“无嫡立长”这么一项规定。万历的这个皇长子，恰好处于皇后无出的情况之下，所以他的出生，自太后以至诸臣，便已都认定了他应是法定的皇位继承人，对之极为看重。

在皇长子朱常洛出生后的最初几年里，他的地位是极稳定的，虽然不久又有个皇次子，也于他并无影响。这个皇次子只活了一岁的样子就夭亡了，对他自然更说不上会有什么威胁。但是，他的这个稳固的地位，到了万历十四年（1586），皇三子朱常洵出生后，却发生了动摇。

这个皇三子朱常洵的生母，是最受万历宠爱的郑贵妃，由于“爱屋及乌”，万历对这个皇三子也极为看重，不但为他大办喜筵，远远超过了为皇长子或皇次子所办的，并且还要把郑贵妃晋封为皇贵妃。原来这个郑贵妃在万历所有的妃嫔中长得最好，又最能迎合他的心意，所以入宫之后便后来居上，被封为贵妃，位分在已生有皇长子的王恭妃之上。这种情况，从王恭妃方面来说，倒也没有什么不平之处，她出身低微，久受抑压，即便更为屈辱，也不敢有什么表示。但习于正统礼法的众多朝臣，对此却极为不然，他们认为，社会之能井然有序，全靠着历代相传的礼法加以维持，皇室居位最高，为天下人所仰视，对于各种礼法尤应特别遵奉。按照礼法，母以子贵，生有皇长子的王恭妃，地位仅能略次于皇后，其他妃嫔，没有一个可以位居其上的。郑贵妃入宫见宠，并非盛世应有之事，实应尽快纠正，最少也应将王恭妃也晋位为贵妃，才算合乎礼法。他们不仅私下议论，凡属可以言事的，还纷纷上疏，论及此事，很使万历感到烦恼。但那时他已经学会了不闻不问听其阴消的一着，所以对于这些疏本虽很气恼，却都一概“留中”，不予理会，渐渐倒也平静下来，很少有人再提到这些使人不快的事了。

然而，在郑贵妃生下了三皇子朱常洵，郑贵妃又晋封为皇贵妃后，上疏论争的人便又哄然而来。这一是由于郑贵妃又晋封为皇贵妃，在位分上便已高出于王恭妃两级，真是只比皇后仅低一级了。另外则是忽然有一传说，说是万历与郑贵妃之间曾有金盒密约，已经应许了她，把她所生的皇三子立为太子，赐给她的那个金盒，便是密约的信物。这个传说，一时甚嚣尘上，因此朝臣们纷纷猜测，大都认为特别又把郑贵妃晋封为皇贵妃，便是废长立爱的先声。因为“母以子贵”，也可以是“子以母贵”，皇后所生的儿子称为“嫡子”，是当然该被立为太子的，皇贵妃与皇后相去已然很微，比王恭妃已经高出了许多，她的儿子，“子以母贵”，将来被立为太子也就有了根据。这种猜测，很快便在朝臣之间形成了这样一种意念，便是万历之要晋封郑贵妃为皇贵妃，实际上是为立皇三子为太子的一步试探，非给予迎头顶住不可。

郑贵妃晋封皇贵妃，册封诏书和宝印被抬进宫中

首先为此事上疏切论的是户科给事中姜应麟。他在疏中，首先还是从郑贵妃的晋封不当说起，他说：“……礼贵别嫌，事当慎始，贵妃所生陛下第三子犹亚位中宫，恭妃诞育元嗣，翻令居下：揆之伦理则不顺，质之人心则不安，传之天下万世则不正，非所以重储贰，定众志也。伏请俯察舆情，收还成命。其或情不容已，请先封恭妃为皇贵妃，而后及于郑妃，则礼既不违，情亦不废。然臣所议者末，未及其本也。陛下诚欲正名定分，别嫌明微，莫若俯从阁臣之请，册立元嗣为东宫，以定天下之本，则臣民之望慰，宗社之庆长矣。”此疏一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长达十多年的建储之争，也就由姜应麟拉开了战幕。

这长期的建储之争，把明末的统治阶级分成了三派。其中人数最多、声势最大的，是那些习于传统的礼治，站在为皇长子争取合法利益的群臣。这些人也可以称为正统派。另一派是与第一派相反的，他们有的是郑贵妃一家的亲友，有的是钻头觅缝，一心想以向皇帝讨好求取好处的一些投机分子。他们的人数不多，而且由于做贼心虚，很少敢于公开出面表示什么，但是由于他们这一边里有个现任的皇上，所以搞些阴谋花样却很出色。第三派的人数极少，但影响却大，他们大多是握有实权的重臣，如曾为首辅将近十年的申时行，便是其中最显著的一个。这一类人，他们为了合乎舆情，表面上常常显得与第一类人没有什么两样，但在关键时刻却又摇摆不定，有时倒向这边，有时却又站在那边。

姜应麟出手的这第一仗，从表面上看，他是给打败了，因为万历看过了疏文后，立即大怒，很发了一阵脾气之后，立即亲自降旨道：“贵妃敬奉勤劳，特加殊封。立储自有长幼，姜应麟疑君卖直，可降极边杂职。”这道御旨一出，姜应麟便被贬往大同境内，成了个位置极其微末的典史了，得到的惩罚实属不轻。然而按诸实际，姜应麟虽然被贬降到了外方，他其实倒是赢得了这一回合；万历以贬斥惩罚了姜应麟，这头一回合，他倒是全输掉了。因为姜应麟在他的疏文里虽然首先便为王恭妃打抱不平，实则这不过是个陪衬，而其主要之点，则是意在确定皇长子得以册立为东宫这一点上。万历没能分清他那疏文里的主次之点，着重在为郑贵妃晋封号以解释，却反说出“立储自有长幼”的话，责怪姜应麟疑君卖直，实际上却是已在立储一点上，做出了肯定的回答。所以他的这道旨意一下，不但守正的朝臣人人高兴，就是被贬了官的姜应麟也非常满意，以为以他的一个微官，竟换得了“立储自有长幼”这么一句明确的话，实在是太值得了！万历初时还没有感到有此一失，等到守正诸臣的疏本接连而来，都着重地提到他的“立储自有长幼”的话，并且要求迅即付诸实现时，他才感到自己真是大为失策，实在太被动了。为此他更恨透了那个使他有此一失的姜应麟，直至多年以后，吏部推举建言诸臣时，每一提到姜应麟，便都会受到重谴。姜应麟被废竟达二十余年。

姜应麟的疏文，很快便掀起了一阵请立皇长子为东宫太子的狂潮，言官们纷纷上言，所论的都是此事，而且在疏文中还都提到了万历所说的“立储自有长幼”，要求他尽速予以实现。万历对此，先是极力镇压，最先上疏的沈璟、孙如法等人，都被严旨切责，并都以此获罪。万历原想，似此严加罪责，总可刹住这股浪潮。但实际却并不然，尽管一再严加罪责，论疏仍如雪片飞来，接连不断。那时朝中竟自形成了一种风气，便是以是否主张立储，作为忠奸正邪的辨别，以至阁臣、九卿等人，为了表明自己也是顺乎舆情的，不免也要上疏论及此事。不谈立储一事的，只有那些与郑贵妃一家交好的，以及随时都以逢迎为事的那一些人。但这类人为数极少，并且又都只敢在暗中活动，竟没有一个敢站出来和那些持正的朝臣来对抗。对付那些讨厌的疏本，竟然只得由万历本人首当其冲。

万历给这些讨厌的本章实在弄得很苦。本来他还有个不予阅看便即“留中”的办法，可以取得安闲的。但是对于这类本章他又不便应用。因为这事关系着郑贵妃和她的家人，他很担心他们会因此受到攻击，所以又不能不看。万般无奈，他只好又使出他所惯用的，拖的办法来对付。因此他遂推说，皇长子年纪还小，此时便谈立储，实非所宜，总得等上几年再谈此事才见合宜。他原以为，皇长子确实年纪还小，而且要拖的时限也不算多，这一来，总可以让他有个喘息的时间，然后再行设法了。但是这个拖的办法，竟也无效，请求立储的疏本仍然不断飞来。有些疏本，竟然还敢驳论他的说法，说是立储一事，关系国本，应该越早越好，而且按诸实际，皇长子的年龄也已不能算小了。有的疏本，甚至就以他本人为例，来驳倒他。他们说，他本人便是在六岁上被立为皇太子的，如今皇长子已然年逾六岁，如何反说是太早呢。这些话，都使万历无言以对，但他仍自忍着，尽拖下去。这样拖了两三年，要求他履行诺言，见信于天下的疏本也是一直不断，总来扰乱着他。最后万历只好自己定出限期，让首辅申时行传谕诸臣，说是立储一事应到万历二十年才能议行，要诸臣安心等着，不要再来啰唆。但因他屡次失信于人，这次自定限期竟也无济于事，而且他最担心的事，也终于发生了。那时在诸臣的论疏中不但已多次提到了郑贵妃，而且也已有人疏劾郑贵妃的父亲郑承宪和她的哥哥郑国泰，说他们是“怀祸藏奸，窥觊储贰”。万历至此，觉得软拖已经不行，只好另来一手，硬行耍赖了。于是他又把首辅申时行找来，要他出去传谕他的诏书，说是“朕不喜激聒，近诸臣章奏概行留中，恶其离间朕父子。若明岁廷臣不复渎扰，当以后年册立，否则俟皇长子十五岁举行”。诏中所谓的“后年”，便是万历二十年（1592），那年皇长子年及十一岁，若等长到十五岁，则当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了。申时行因怕真会又拖，便告诫诸臣别再激扰，以免又生枝节。但因万历多次失信，廷臣都不放心，又怕他会忘了或是装作忘了，所以将到预定的年限时，工部主事张有德放心不下，便上疏请求把册立太子的仪注先行订出，以此作为试探。没有这样的一探，万历也许会真个装作忘了，加以拖延；但有此一探，却又使他有了借口，立即大怒，说是他已有话在先，如若渎扰，便要延期，现在又来渎扰了，只有延期一年，以昭大信。如再渎扰，还要再延。

在这展延册立的期间，对立的两方斗争得更见激烈。双方斗争的焦点，都集中在皇长子的身份这一点上。持正诸臣，总要千方百计，在各方面都要使得皇长子的地位显得突出，以见他之应被立为太子乃是当然之事。他们在疏奏中总要把皇长子与其他皇子截然分开，他们称皇长子为元子，或者竟直称为“元嗣”，而对其他皇子，则以众子称之。在这期间，皇长子已然年逾十岁，诸臣为此便纷纷疏请预教，以便因此显出皇长子的身份特殊。原来皇子如果已被立为太子，便要别居一宫，称为东宫，并且还要为他配备一套东宫官属，教他读书，还随时要把诸般如何为君之道为之讲授。皇长子虽说并未被立为太子，但持正诸臣为了要在各样事情上显出他的与众不同，所以便有预教之请，希望能把预教的仪式办得有如太子“出阁”一样，造成他即是将来的太子的声势。太子别居一宫，并配上东宫官属，便称为“出阁”，诸臣便是想把预教办成犹如“出阁”那样地有声势。

皇子应予教育，这个帽子很大，反对皇长子的诸人无法加以阻止，于是挖空心思，想出了一个“待嫡”之说，要万历加以宣谕。他们这样强调立嫡之说，实是专门用来对抗那夸重皇长子的一些人的。因为抬出了嫡子，则所有的皇子便都成为一样，都并不是嫡子，也都没有什么当立的特权。但是这个“待嫡”之说，很快就为众议驳倒，因为立嗣虽应以嫡子居先，却无必授嫡子之说，而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皇长子之所以不同于诸子，正由他是合于“无嫡立长”这一条的。这时私下已经有人议论，说是“待嫡”之说实在不通，就是当今的万历皇帝，他就并非嫡子。这种议论一在私下传开，倡为“待嫡”之说的人们便都不敢再过坚持，因为他们很怕这种说法会被人用入疏文，那样便不好看了。不过这些人的长技便是在暗中捣鬼，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很快便又想出了“三王并封”一着，要郑贵妃请求万历，予以施行。

所谓“三王并封”，便是想在册立太子之前，把皇长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和另一皇子朱常浩三人都先封王。三人同日封王，这样便都无二致，下一步就好另做手脚了。那时首辅申时行已经致仕回家，代替他位居首辅的是王锡爵，于是万历便把王锡爵召来，命他尽快拟出谕旨，昭示“三王并封”之意。这个王锡爵和申时行本是同年，他们都是嘉靖四十一年（1562）壬戌科的进士。申时行是那一科的一甲第一名的状元，而王锡爵则是一甲第二名的榜眼。王锡爵廷试虽仅次于申时行，会试时却是当时的会元，名次还在申时行之前，应试为文虽与申时行不相上下，但实际上却远不及申时行的干练精明，不过是个唯唯诺诺，诸事仅能如命照办的人。他被召奉命之后，回来便已把“三王并封”的旨意拟就，并未悟出其中还有什么别的道理。但是，就在他拟旨之时，此事却已在外面传开。于是其他阁员以及很多坚主立储的头面人物，便都赶来看他，向他说明这是压低皇长子的一个陷阱，这道谕旨可是万万拟不得的。王锡爵本人也是个守正之士，至此方始大悟，因而不但停止了拟旨，并向万历表明了“三王并封”不宜实行的道理。于是，这另外的一着，便又胎死腹中了。

“待嫡”和“三王并封”，最终的用意虽在争持立储，切近的作用却在扰乱施行皇长子的预教。这两者都已失败，预教之事便已不能再延，终于在皇长子十三岁时，还是只得如议照办了，并且一切仪注也都与东宫“出阁”无异。这样，维护皇长子的利益的守正诸臣，便又赢得了第二个回合。

万历采用拖的办法，虽然给他赢得了不少时间，但反过来，时间又给了他越来越多的压力。因为拖而又拖，皇长子不觉已达到了冠婚的年龄，应该让他冠带成人，举行婚事了。在这件事上，相互对立的两方，又都摩拳擦掌，再作一番斗争。站在郑贵妃方面的人，为了不使皇长子与诸子有异，都主张不待册立，先行冠婚，这样在婚礼上，便与诸子不会有何差异。而站在皇长子一方的守正群臣，却觉得冠婚是件大事，实在马虎不得，因而坚持必须先行册立，让皇长子以太子的身份举行婚礼才行。依照明代的宫廷惯例，不论太子还是诸王，年到十五六岁，便已到了冠婚之年，不能再延迟了。但是皇长子的婚期，却因两方相持不下之故，给推迟了很久。这时，时间的压力便更显现出来了。因皇长子既然不得冠婚，他下面的弟弟们自然也就没有抢在他的前面，先行冠婚之理。这样首受其害的，便是皇三子朱常洵，这事拖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皇长子年已二十，朱常洵也已年至十六，他们都还没能成婚，这让举国上下都已感到实在是件奇事。熬到此刻，万历自己也觉得实在熬不下去了，无可奈何，只得勉从众议，就在那年把皇长子朱常洛册立为皇太子，并于次年二月，又为他举行了婚礼。这样，万历一方可算是一败涂地，守正诸臣终于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李太后叫撞了祸的年轻万历跪下，审问叱责之余，命其朗读张居正代拟的“罪己御札”，深刻知罪

皇长子虽然已被册立，但斗争却并没有完结。在拥护诸臣方面，虽说目的已达到，似已无事可干，但又都还感到，太子虽立，而根基欠稳，最怕会有什么变化，所以都在时刻注意着。在另外一方，主动的力量却也有了变化。在储位未定之时，万历实也极想立爱，所以常常起着主力作用。但因一再失败，而且立长之局终已无可变易，他的疏懒本性便又显现出来，变得听之任之，安于现状了。反之郑贵妃和她的父亲郑承宪、伯父郑承恩、哥哥郑国泰，以前都只在暗中煽惑、鼓动，如今却更鼓起劲来，想方设法，组织人力鼓吹，并谋划把已被册立的太子加以废弃了。他们突然这样尽力，也是势在必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已经深深地得罪了太子。一旦太子登基，等待着他们的将是什么，实已不问可知。只有废了太子，他们才能得救。为了鼓起已经冷下来的万历的劲儿，他们一面在外使人拼命鼓吹废立，一面便又重新煽起“妖书”一案来，扩大影响。所谓“妖书”一案，那是还在太子册立之前就发生了的一个案子。原来那时身为刑部左侍郎的吕坤，在他尚任按察使出巡山西时，写过一本名为《闺范图说》的小书，书中所载是历代一些贤德女人的图说。那时内监陈矩恰好奉诏在外收书，这本小书也便被他收进。万历因见那是本讲妇德的书，便把它赐给了郑贵妃。郑贵妃看过那书以后，自己又另外加上了十二个人的图说，并且为之作序，交由她的伯父郑承恩拿去刻版成书，又印了一些散放出去。这事原很平常，但那时的言官动辄假公济私、乱肆攻击的风习已成，给事中戴士衡因与吕坤有仇，便借此事疏劾吕坤假手郑承恩向郑贵妃进书，结纳宫掖，包藏祸心。这时忽又有人给《闺范图说》作了个名为《忧危竑议》的跋，说是吕坤撰《闺范图说》一书，以汉明德马皇后为首，是由于那马皇后乃是从宫女渐次晋封为后的。他的用意，分明是向郑贵妃献媚。郑贵妃所以要刻这书，也是深知其意，为把自己的儿子常洵立为太子取个先例。跋文还在最后说明了该文的取名之意，它提到吕坤曾上过名为“忧危”的一疏，说他在那疏里无事不谈，唯独不谈建储一事，他的用心，于此也可概见。这篇跋文主要虽是攻击吕坤，却又夹枪带棒，无处不在暗中攻击郑贵妃。因此，郑贵妃及其家人便都认为，作这跋文的人，定是出于疏劾过吕坤的戴士衡，或是曾劾过郑贵妃的全椒县知县樊玉衡这二人之手。于是通过万历，立即贬罚了这两个人，才算罢休。这事原已算是了结，如今忽又旧事重提，则是由于又出了一篇《续忧危竑议》引起来的。这篇《续议》用的虽是老套，而意指却已全非，它的要旨是说太子虽然已立，但是不久必然会被废去。因为他的被立便很勉强，皇上是被逼无奈才那么干的。这篇文章是托名为一个叫“郑福成”的人以与来客对答的方式而写成的。那时朱常洵已被封为福王，从这取名，一望可知，是说郑贵妃的福王必将成功之意。文中还说，万历忽命朱赓入阁，也含有深意。赓者，更也。这也透露出了要更换太子的用心。大学士朱赓由于文中指名说到了他，便把那篇文章找到，献给万历去看，以明无他。万历看过此文，很是震怒，立即严命锦衣卫，务必严加搜捕，一定要把主犯拿获。

这一搜捕行动，造成了很大的混乱，不但滥捕了很多人，还有些人以此为由诬陷自己的仇人。如那时的锦衣卫都督与他的同僚周嘉庆不和，便声言那是周嘉庆搞的，将他捕入狱中。东厂原也是以缉捕为业的，对此自也不能放过，他们也逮捕了不少人，其中有一名叫皦生光的，据说是个妖人，嫌疑最大。巡城御史也跟着大加捕人，他们所捕的人中有个达观和尚，还有一个叫沈令誉的医生，说这二人的嫌疑最大。滥捕之外，一时纷纷告密者又有多人，一时把个京城闹得真是鸡犬不宁，人人自危。最有趣的是，当时身为首辅的沈一贯，为了想要打击次辅沈鲤和东宫讲官郭正域，竟也在这件事情上插了一手。原来这个次辅沈鲤，在万历还是太子时，便是教导他的东宫讲官。他为人正直，讲书又极明白，实是万历最为敬重的一个讲官。他之入阁，也是万历一再示意方始成为事实的。沈一贯自始便很忌怕沈鲤，得知他已奉诏入阁时，更极不安。那时他曾写信给李三才道：“归德公（按：沈鲤是河南归德人）来，必夺吾位，将何以备之？”沈一贯之怀恨郭正域，也牵涉到沈鲤。原来郭正域初被选为庶吉士时，担任教习庶吉士的正是沈一贯。依例他们便算有了师生之谊，应该格外亲近才是。但是郭正域是个耿直人，很看不上沈一贯的为人，不但不执弟子礼，并且总是远着他。更巧的是，郭正域偏又是沈鲤的门生，这师徒二人因为气味相投，往来得倒很亲密。沈一贯又忌又恨，便不断在暗中打整郭正域。那时，他已利用楚王府宗人相讦的事件，把郭正域逼得辞官不干，就要回乡了，却又忽然发现巡城御史为“妖书”一案所捕到的医生沈令誉还曾是郭正域的门客，于是便又心生一计，想把郭正域也牵入这一案件里面，不但使他在这里面陷身，而且连他的老师沈鲤也逃不脱干系。他迅即动手，一面派人去追业已乘船南去的郭正域，一面又令人把厂卫新近又捕到的一名叫毛尚文的嫌疑犯交来，由他派人审问。原来这个毛尚文也在郭正域那里当过差，并且还和沈令誉相识。受沈一贯委派的锦衣卫陈汝忠，在毛尚文解到后，便取过一张锦衣卫的告身，拿给他看道：“看见了么？能说出犯人来，这个就给你。”随后又进一步教他，要他咬住医生沈令誉，还要他把在郭府做过乳母的龚氏的女儿也牵扯进去，说那个年仅十岁的女孩子都知道此事。追赶郭正域的人，在杨村那里赶上了他，当即把所乘的船围住，把郭正域身边的仆人也都拿下，一并带来审问。

会审此案是由东厂太监陈矩来主持的。陈矩问那乳母龚氏的女儿道：“你看到的，那妖书的书板一共有多少？”那女孩子答道：“有满满一屋子！”陈矩不觉笑了，他说：“妖书一共只有两三页，书板会有一屋子么？”他又问毛尚文：“沈令誉说的那个书，是哪一天印的？”毛尚文接口便说：“是十一月十六那一天印的。”陪审的戎政尚书王世扬道：“妖书初十那天就搜到了，十六日又印，是有两本妖书么？”这些供词，简直都对不上号，只好赶走他们，不了了之。

后来又把皦生光和他的一妻一妾都带上来拷问，想让他们牵扯上郭正域。但是他们都与郭正域素不相识，问来问去，也没个头绪。

案子正在罗织之中时，太子的另一个讲官唐文献曾极力为郭正域排解，他找到了沈一贯，和他力争，并说太子已多次向他的近侍传话，要他们打探明白：为什么要杀他的好讲官。这时沈一贯感到倾陷郭正域怕难了，才示意不再向这方面深究。然而这事又是奉有“务获元凶”的严旨的，总得有个着落，于是主审人的算盘便落在了皦生光的身上。这个皦生光，据说原是个无赖，他伪造过一首诗，说是富商包继志所作，诗中有“郑主乘黄屋”这么一句，他便用来向郑国泰和包继志二人讹诈。由于这句诗与“妖书”多少总算沾着点儿边，所以如果用他搪塞交差，实在倒是很合适。主审人陈矩觉得，这个皦生光即便是冤枉，但他伪造逆诗，用来敲诈，也够得上个死罪了，就拿他来作为正凶，倒也没有什么。这样计议已定，真个便将皦生光当作正凶报了上去，并把他凌迟处死，算结了此案。

再说郭正域于中途被围时，围船的人把他看守得实在很紧，昼夜都有兵卒不断地巡逻，仿佛怕他跑掉。那时还不断地有人来劝他自杀，说是他的被捕不过是指顾间的事了。君子义不受辱，先期自杀一死，反倒是个好事。这些人，很多都是沈一贯派出来的。因为他如一死，很多事都可以算到他的头上。那时死无对证，由此扳倒沈鲤也更容易。然而郭正域却是个毫无所畏的硬汉。他说：“我是大臣，有罪应该明正典刑，陈尸法场，如何能躲向僻野，悄悄自杀呢？”他堂正无畏，不但抵住了暗算，同时也使沈鲤免去了不少麻烦。

盼着废掉太子的人，另外也还有个异想天开的打算，那便是希望身居正宫的王皇后早早死掉。如果天从人愿，王皇后真个死了，正宫一席自然是非郑贵妃莫属，那时“子以母贵”，母亲正位中宫，儿子也就成了嫡子，皇长子的东宫太子也就当不成了。这个王皇后，身体并不算好，而且由于不为万历所喜，各项供应也都很差，盼她早死，实在也并非全然无因。不过她为人端谨，安静无为，又得太后的关心庇护，所以供应虽差，在中宫服役的人数虽少，却也困不住她。他们虽然不住盼她早死，却一直都没能够如愿。事实上王皇后和万历竟是同一年死的，他们都是活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才死，王皇后死后只有几个月，万历便也随之而去了。

王皇后总不肯死，郑贵妃等人早已失去耐心，想要采取非常手段的念头怀谋很久了。但是，有李太后在，还使他们胆怯，总是不敢轻动。万历四十二年（1614）二月，李太后终于死去，最后的障碍已无，因此便在次年发生了梃击一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