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粉丝私信抱怨说：“关注你太亏了，你都不能做到日更。”

还有粉丝上周日留言：“终于又写长文了。”言外之意我之前那种动辄数千字的长文写的不多了。

没错，这点我承认，但我也有无奈和苦衷。

就拿昨天来说，我辛辛苦苦码了6000多字，结果一发——直接被拦，怎么改都不行；周一那篇写三百多年前“自挂煤山东南枝”人物的文章，洋洋洒洒5000多字，也发不出去。

搞得我写东西都像在拆盲盒，写完了还得祈祷能过参茶，这种把自己辛苦的结晶交给别人决定命运的玩法，一度让我想放弃，后来还是在那位指导我这张又红又专首图的前辈点拨下，让我把打赏开了，用他原话说：“我就没见过谁和钱过不去的。“

所以，朋友们，别怪我不写（其实周末我一般会喝大酒，确实懒得写），实在是我有时候就算写了也不一定发得出来啊。

不过这种无奈并不是今天才有的事，翻翻历史就会发现，参茶与创作之间的博弈早已存在。而在某些特殊的年代，这种博弈甚至催生了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笑话。

说到这儿，不得不说说大家耳熟能详的苏联笑话了，那是强拳下民众智慧的结晶，既是无声的抗议，也是无奈的自嘲。

苏联笑话有两个巅峰期，分别出现在20世纪初和20世纪七八十年代。

比如20世纪初流传的一个经典笑话：一个小男孩问父亲什么是政治。父亲解释说：“就拿我们家来说吧，我负责赚钱养家，所以我是资本家；你妈妈掌管家里的钱，所以她是衙门；我完全掌控你们，所以你们是人民；保姆负责干活，所以她是工人阶级，而你穿着尿布的弟弟，就是未来。”

小男孩似懂非懂。半夜，他被弟弟的哭声吵醒，想去找父母帮忙，但父母房门紧闭，他怎么敲也敲不开。他走到保姆的房间，却看到父亲和保姆正在床上光着身体相互撞击。无奈之下，他只能回到自己的床上继续睡觉。第二天早上，父亲问他是否明白了政治的含义。男孩回答：“明白了！资本家正在压迫工人，衙门在呼呼大睡，人民被忽视，而未来一塌糊涂。”

这个笑话出自苏布之手，讽刺的是二月革命之后成立的俄罗斯共和国。然而到了1918年，苏布对待笑话的态度来了个彻底转变，苏俄专门针对笑话的“笑话犯”由此诞生。

很多人以为苏联笑话的灵感来自西方，其实不然。俄国的幽默讽刺文学有着悠久的历史，18世纪时就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而这种幽默的流传甚至直接推动了盐轮参茶制度的出现。

1790年，俄国启蒙运动的重要作家拉吉舍夫出版了《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通过对农奴生活的记录，尖锐地抨击了沙皇制度。这本书激怒了叶卡捷琳娜女皇，她下令处死拉吉舍夫，并制定了严苛的参茶制度。

俄国文学的底色本是现实主义，其基调深沉而悲怆，颇有唐代诗人杜甫的风格。但在参茶制度推出后，俄国文学不得不转向另一条道路，那便是幽默与讽刺。

19世纪，俄国幽默讽刺文学在果戈里的笔下达到了巅峰。他的《钦差大臣》成为经典之作，据说《李卫当官》的灵感便来源于此。书中讲述了一个纨绔子弟在外省被误认为钦差大臣，引发了一系列荒诞的笑料。果戈里曾感慨：“我原本想忠实地描绘现实，但现实一次次让我惊讶。于是，我不可避免地滑向了讽刺。”

进入苏联时期，这种讽刺性的幽默被称为“厨房政治”。人们常常在厨房这种私密的环境中，与亲密的朋友吐槽特权阶级的不堪，借此释放积压已久的情绪。

苏联式笑话以短小、辛辣、直接见长，尤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对政治的认知、情感和评价。这些笑话或讽刺物资匮乏，或嘲弄官僚主义，或揭露其腐败无能。

比如，有人问：“怎样才能赶走克里姆林宫里的老鼠？”答：“只要挂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集体农场’，过不了多久，大多数老鼠会饿死，剩下的也会逃之夭夭。”

比如，问：“同志，你对这个问题有意见吗？”答：“我当然有意见，但我不同意我自己的意见。”

再比如，有人问伊万诺维奇：“你经常读《真理报》吗？”答：“当然读。不然我怎么知道自己生活得多么幸福呢？”

还比如，斯氏、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乘坐火车出门。开着开着，火车突然停了。斯氏把头伸出车窗外，怒吼道：“枪毙火车司机！”可是车还是没有动；接着赫鲁晓夫说：“给火车司机恢复名誉！”车仍然没有动；勃列日涅夫说：“同志们，不如拉上窗帘，坐在座位上自己摇动身体，做出列车还在前进的样子。”

又比如，亚历山大、凯撤、拿破仑做为贵宾，参加红场阅兵。——我要是有苏联的坦克，我将是战无不胜的！亚历山大说；——我要是有苏联的飞机，我将征服全世界！凯撤说；——我要是有《真理报》，世界现在也不会知道滑铁卢！拿破仑说。

最后比如，戈尔巴乔夫时期。一男子来到酒馆……男子：“来瓶儿伏特加！”侍者：“10卢布。”男子：“上次来还是5卢布，怎么……？”侍者：“伏特加5卢布，另外5卢布是裆的哥命基金。”男人不情愿地掏出10卢布递给侍者。奇怪，侍者又找了他5卢布。男子：“怎么又找了5卢布？”侍者：“酒都卖光了。”

不得不说，笑话往往具有鲜明的警示作用。人民的喜恶倾向，在笑话中总能找到直观的体现。如果苏联当局能够从这些笑话中汲取教训并及时改革，或许不至于在短短几十年后轰然倒塌。遗憾的是，他们对待笑话的态度，与沙皇时期并无二致。

列氏曾经表示：“笑话对我们的工农国家是有害的。”苏布监察委员什基里亚托夫也在报告中强调：“不要低估笑话对我们的威胁。过去，我们用笑话削弱了旧证券的威信，而现在它被用来针对我们。”

因此，苏联建国初期便制定了反哥命罪，并于1926年写入刑法典，第58条的第一款至第十款明确规定，任何传播、制作或收藏此类作品的人，均将接受判刑或流放。

这种罪名被民间称为“笑话犯”。据苏安委1990年3月13日公布的数据，1931年至1940年间，共有560675人因该罪名被判刑。而到1953年，因该罪被定罪的人数累计达到370万人，其中79万人被处决。因此，俄罗斯学者将这一时期称为“黑色的年代”，充满“黑色的法庭、黑色的法律、黑色的良心和黑色的天理”。

斯氏去世后，赫鲁晓夫释放了部分“笑话犯”。然而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社会氛围再次走向严肃，反而让笑话的数量急剧增长，其中以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笑话居多，占总数的25%左右。

1966年KGB成立了第五局，专门负责监控老百姓的盐轮。对于那些散布“诋毁”苏联光明伟大正确的笑话，轻则劳改一年，重则人间蒸发。

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社会氛围逐渐宽松，笑话才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市场。

苏联笑话的流行恰恰说明，高压和强制或许能禁锢人的身体，却无法束缚人的思想。反而越是压迫性的环境，越会激发笑话的产生和传播。在这种环境下，苏联民众的智慧被迫得到锻炼，他们学会了用隐喻、暗示、留白等方式，在字里行间表达自己的思想。因此，苏联笑话成了弱势群体为数不多的精神武器。

可以说，苏联笑话就是在“高压锅”里蒸出来的，它是民众在强制环境下的无奈反击，也是生活中苦中作乐的智慧结晶。它不光是让人捧腹的段子，更是一种对现实的深刻认知和讽刺艺术。

毕竟，连苏联的高层们自己都承认笑话的威力。只可惜他们只会忙着抓“笑话犯”，却没空发现自己才是最大的笑话制造者。

正如果戈里《钦差大臣》里那句台词：“你们笑的，其实是你们自己。”不过，话说回来，笑着笑着，苏联可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