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工作的关系，去市里老干部管理中心办事，意外的遇到了一位老同志，在闲谈中得知老人家竟然是个老军人了，而且还是从国民党兵起义而成为解放军的，老人家名叫刘宝根，老家是山东的，对老人家起义的事我非常感兴趣，就跟老人聊了起来，后来越聊越起劲，就到了老人的家里，老人从箱底拿出了一本泛黄的日记，就是以前老式的那种，一看就有年头了。上面有一部分记载了老人家在随部队起义后，解放对其进行思想改造的文字记录和过程。这让我有了很大的兴趣，因为以前我从来没有了解过解放军是怎么对起义和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士兵怎样进行改造，使之成为一名合格的解放军士兵的。况且老家因为当时上过学，有文化，也就成了当时他们队里的“学习代表”。

    在我的要求下，老人家很爽快的同意我借阅日记里的记载并发表，让其他人来了解这段历史，但是老人家听说我要把这个发到论坛上来让大家评说，就一直的跟我强调说：“我不是俘虏，也不是投诚的，我是起义的国民党兵，享受的是起义的待遇，跟被俘虏的兵差了很多，这一点国家是有规定的，不能让人家误解我”，老人家坚持我必须要把这个要交代明白，不能坏了他的名声。（我后来才知道，这个72军有两个，前一个72军在打淮海战役的时候，随军长余锦源向解放军投诚的，有一部分是被俘虏的，而老人家参加的72军是后来恢复的新组建的。后来随军长郭汝瑰起义）

    老人家的当兵经历是很有意思，1949年4月老人家参加了72军，随后就是转移，跟解放军一枪没打，1949年12月就跟着军长郭汝瑰起义了，算来也就当了7、8个月的国民党士兵。

    老人家说当年参加72军也是很偶然的，因为当年72军军长是郭汝瑰，这个军是新编，听说以前这个军在淮海的时候被解放军给打残了，番号撤消了，后业郭汝瑰被提为军长，国民党让他召兵，当时郭汝瑰军长招兵的法子很高，那就是如果谁能招集到一个连的人，那么谁就当连长，谁要是能招集一个营的人就当营长，能招集一团的就当团长，所以我就在半路上招了30多人当了个排长。当时老人家在国民党72军233师699团2营3排，当排长，其中军长是郭汝瑰，师长是赵德树，团长是廖觉雄营长是曹景良。

    当时我们72军撤退到四川宜宾防守，至于上头是怎么想起义的我不知道也不清楚，毕竟官没那么大吗（老人家呵呵一笑）？只是听说我们军长很早以前就参加过共产党，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脱党了，后来又联系上了，中间经过什么不知道，就起义了。我知道部队起义的消息是在49年12月8号的那天，这我记得非常的清楚，因为那天团长给我们开会说是部队要有大动作，可能要加入解放军，那时我们都很惊讶，但是我们是小官，上头怎么做我们就怎么走，听命令就是。起义是很快的，49年12月11日，我们郭军长就发了个起义通电，我们当时是在虎堂坝那个地方举行的起义大会，军长讲了话，大意是我们今天从国民党反动军人变成了革命军队，人民的军队，是非常光荣的，从今以后我们要服从共产党的领导，服从毛主席的领导，为人民立新功。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的口号喊的特别响，我到今天还记得。当时的二野的首长刘伯承司令啧和邓小平政委还给我们发了祝贺的电报。再后来我们就从宜宾到了富顺县进行整训和学习。

    因为有文化，我成了学习改造中的“学习代表”

    到达后，我们接受川南军区的领导，当时川南军区从其他部队和地方抽调了1400多解放军政工人员组成工作团到我们72军，深入到各个师、团、营、连、排、班，在每一个基层都给我们配了“军事代表”开展思想工作。

    工作团主要是宣传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政策、安定部队士兵的情绪、联络部队士兵的感情、了解部队情况、整顿部队里的组织，建立了从上到下的各级军政管理委员会，实施对我们起义部队官兵的改造。同时为了便于解放军干部带我们进行学习和管理，撤消了我们原来的国民党部队中的政训机构和政训人员，解放军的军事代表还从整体上对我们进行形势和政策教育。还与每一个士兵谈心，了解士兵的想法。每天解放军的“军事代表”，都带领我们学习，在部队中进行解放军的性质和阶级教育，同时开展了不同社会、不同军队的对比教育。在教育中采取从上到下、从下而上的方法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的揭发和批叛在国民党部队中存在的旧思想、旧制度、旧作风，从而提高了部队士兵的政治觉悟与思想水平。与此同时还逐步建立和健全了学习委员会、经常委员会和各级学习代表（我就是因为上过几年学，读过同年书，在当时部队里是有文化的人，就成了解放军指定的“学习代表”，主要工作就是辅助解放的代表讲解和宣传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政策和思想。在军事代表和士兵之间起到“桥梁”的作用。）通过这些在部队中达到了团结士兵健全组织的目的。除了以上之外，解放军还通过作报告，以前士兵的现身说法，学习社会发展史等政治教育，从政治和思想上与旧社会、旧军队划清界线，提高政治觉悟，让我们知道和明白只有跟着共产党走，跟着毛主席走才有光明的前途。

    解放军的改造工作是系统而完整的，主要是对部队进行政治学习、诉苦教育、民主运动这三大部分。像政治学习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解放军的宗旨和性质，解放军的纪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当前的革命形势，国民党的性质，反动军队的本质等。民主运动主要包括：军事、政治、经济、解放军的军民关系和官兵关系等。诉苦教育主要包括：揭发旧军队里的苦难、家里的阶级苦难，反动派的压迫等。

    当时我们按照解放军的作风和纪律，建立了一日生活、会议汇报、出操上课、请销假等一系列的规章制度。这其中部队队的政治教育和生活会议汇报是最难的，因为当时的士兵中有三分之二还多的人都是没有文化的，没上过学，不识字，讲大道理听不懂。为些我这个“学习代表”是工作最重的，不但要跟士兵沟通记录他们的言行，还要在政治学习上替他们记笔记，帮他们交作业（就是会后的感想），有很多士兵开始时开完会后根本就没有什么感想，也不会说，也不会写，这就得我来替他们说，替他们写。好在解放军的“军事代表”也知道这一点，一般的时候只要是意思一下就可以了。我们每天的事情就是早晨起来出操，进行基本的军事训练，然后吃早饭，进行上课学习，下午休息的时候，我们也像解放军那样帮助群众做一些事情。

    工作团的“军事代表”给我们讲了现在解放军的新形势，在所有的解放区中实行了分田分地分房的政策，让耕者有其田，地主在解放军中已经彻底的消失了。现在解放区里正在逐步的恢复生产，老百姓生活和乐，没有了阶级之分，更没有了压迫和苦难，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上发展。

    民主运动是士兵们最感兴趣的，不像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官大一级压死人，长官可以随意的打骂士兵，对士兵进行体罚（这一点我经历的不多，因为我刚参加国民党部队，而且一进来就是个排长，不过一些个原来72军的老兵可是有着深刻体会的）这一点在共产党的军队里是不一样的，因为在解放军的部队里是官兵平等的，没有严重的上下级之会，只有职责的不同，像在解放军里一般的中下层军官都要和士兵同吃同住，并随时的了解士兵的想法，把士兵当作兄弟一样，我见过一个解放军的师长作报告，说实在的，要不是介绍他是个师长，我还真的以为他是部队里的伙夫呢。那穿着、那架势、那眼神、那形象跟一个普通的老兵没啥差别。要是一个国民党的师上来，那情况肯定是不一样的，不说前呼后拥，来几辆吉普车那是不可能的。而且他们的首长也都是要“劳动”的，像我们驻地的一个解放军18军的团长就是亲自帮当地的老乡挑水担粪扫院子的。在解放军里官是不可以随意打骂体罚兵的，强调无认官兵都是穷苦的劳苦大众出身，为了革命的事业走到一起，那就是兄弟。而且官什么事都要身先士则，做士兵的榜样。而且在解放军中所有战利品和缴获的东西要归公，不能自己私留，更不能克扣士兵的东西。遇到一些重大的事情或是个人的问题，还要开会讨论，民主表决，不能搞一言堂，更不能一个人说了算，士兵集体讨论的事，当官的不能说变就给变了。要尊重士兵的意愿。

    解放军的诉苦教育是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让士兵把自己在旧社会、旧军队中发表在自己身上的苦难讲出来，这能让很多人引起共鸣，因为不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的士兵大多数都是农民苦孩子出身，以前受地主和反动派压迫的苦难事，基本上每个士兵都有。特别是有很多被抓丁来当兵的，或是日子实在过不下去来当兵的人，那种苦难事一说一大堆。（老人的日记里记了很多这样的事）我们队里一个名叫王栓柱的士兵是当时树立的典型，他家里可以说在当时是赤贫了，因为是逃难的，所以什么也没有，租了地主的地借了钱，每天还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后来他父亲因为交不出欠地主的钱和交不出税，被抓去活活打死了，3个姐姐中一个姐姐被地主抓去抵债了，一个卖给了邻村当童养媳，自己则是被硬抓来当兵的，刚被抓时也逃跑过，被抓回来后一顿毒打，还被饿了两天，要不是年青体格好些，肯定是活不到现在了。直到现在他还不知道家里的老母亲和另外一个姐姐现在是死是活。当时听的人都哭了，解放军工作团随既把他树立为典型，几天几以后，王栓柱的母亲和两个姐姐就来到了部队的驻地，亲人相见哭成了一团。栓柱的大姐已经死了，连尸体都找不到，当童养媳的姐姐也恢复了自由身，并且去年嫁了人，三姐也嫁了人，现在家里在解放区分了房分了地和一头牛，母亲跟三姐住在一起，日子越来越好了。这件事对部队的士兵的教育可以说是很大的，穷苦人家竟然还能分到土地，自己打的粮食自己吃，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可是共产党却让这种不可能变成了可能。由此引发的诉苦教育也就更加的使用士兵们心向共产党了。

    部队经过近半年的学习和整训后，部队面貌一新，士兵的思想和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包括我也是，在所有的忙乱造结束之后，部队也进行了改编，当时根据川南军区的命令，对部队进行了改编，我当时随大部分士兵加入了解放军第10军，51年的时候来到了华北，另一部分加入了解放军第18军。

    起义官兵的叛乱

    在部队的改造中因为我们72军的成分比较复杂，什么人都有，而且还是刚刚组建不久的部队，长官对部队中的人员特别是一些个军官掌握得不是很牢。也出现了一些个意外的发生，虽然我们起义后大多数的官兵都能响应郭军长的号召，认真的学习改造思想，但是因为一些个当官的对国民党的顽固心态和以前的对共产党解放军的记录不好，怕自己被清算，在改造过程中进行种种的抵制和破坏。他们暗中密谋并联络一部分顽固的反革命分子在暗中进行反叛的阴谋，他们内心不愿意起义投向人民，他们在潜伏的敌人和特务的怂恿和煽动下，出现了部分部队 叛变的事情，最典型的是孙正山事件，50年3月的一个深夜，驻在富顺县代家寺的697团以副团长孙正山为首的一小撮反动分子发动叛变，枪杀了解放军派驻的军事代表和战士20多人，而且还杀害了当时的二营营长王瑞（王瑞是非常支持起义的军官之一，与解放军的配合也是最好的），威胁第一和第三营的士兵叛乱，对此郭军长果断地命令699团团长廖觉雄率领该团追歼，追了40多里，终于将叛乱的分子包围在了骑龙场后面的螺观山。根据川南军区的命令，在28号下午3点的时候将这一伙叛乱分子全部歼灭，俘虏了士兵200多人，而叛乱的发起者孙正山因为自知没有生路，开枪自杀。

    当时这一事件教育了很多人，为此川南军区抓住这一反革命事件，在部队中深入开展阶级教育，帮助部队提高阶级觉悟，分清敌我，明辨是非，弄清为谁当兵，为谁打仗，从而树立革命军队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