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95年中国甲午海战失败，至1911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中国才从沉睡中觉醒。1937年日本开始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在中共倡导下，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从此中国从备受列强欺凌的殖民地变成了二战同盟国的重要一员。1945年《联合国宪章》正式签署，中国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

　　可以说，日本虽然屡次进犯中国，但是每次的结果都是以失败告终。此次安倍公然参拜靖国神社可以说是对中国最大的挑战，从历史角度看，这或许又给中国提供再次蜕变的机遇。

　　安倍参拜靖国神社是2013年12月26日。此前2013年12月16日，中国外长王毅展望2014年外交时，唯一能够与日本有所交集的点是“通过对话谈判解决与一些周边邻国存在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这说明在12月26日之前中国对日本的定位仍然是寻求解决领土争议。这样的时间错位显示出中国此后应对安倍参拜靖国神社时的一连串外交举措都具有救急性质，出乎中国的意料。

　　但值得注意的是，此后王毅、杨洁篪抗议安倍拜鬼的言论与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秦刚的抗议言论基本相同。而秦刚的发言几乎是在安倍参拜靖国神社之后的第一时间。这表明中国外长王毅不在北京的情况下，中国紧急的应对措施就是最终的基调。中国的急忙应对其实并非慌乱，而是按照既定的方针办事。

　　与以往中国回应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最大的不同是，无论秦刚、王毅还是杨洁篪，都将日本参拜靖国神社列为对二战战后秩序的挑战。这一点并不是中国现在首次透露出的言辞。早在2013年8月15日日本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时，中国外交部就指出不管日本领导人以何种形式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其实质都是企图否认和美化日本军国主义那段侵略历史，继而挑战二战结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这与2013年4月中国将日本内阁成员的春季参拜行为称之为“日方有关消极举动”，并未上升为影响中日关系的大事相比迥然不同。也就是说，早在去年8月中国就有了升级应对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的打算和布局。此次安倍以身犯险不过是撞到了设好的棋局。

　　在安倍参拜靖国神社之际，中国将日本突破战后秩序这张大旗彻底打开，不再对中日关系抱有投鼠忌器的顾虑，在全球范围内开展针对日本二战罪行的宣讲。秦刚在12月30日当天的记者会上将靖国神社供奉的甲级战犯称为法西斯，亚洲的“纳粹”后，中共党报《人民日报》2014年1月2日的文章直接将安倍拜鬼称为膜拜东方纳粹，除在国内版刊登之外，在国际版同时刊登。中国利用西方能懂的词汇向国际社会传达信号的目的不言而喻。王毅在2013年12月30日、31日接连主动给德国、俄罗斯、韩国等多国外长打电话也是这个用意。

　　2012年9月中国将日本“国有化”钓鱼岛归结为对二战战后秩序的挑战后，当时国际社会对日本的批判声音并不多见，而中国此次将靖国神社归结为对二战战后秩序的挑战，国际社会的反响十分积极。越南首次就安倍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发表官方见解，望日本妥善解决问题；德国总理发言人敦促日本效法德国，坦诚面对二战历史。俄罗斯对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的态度突变，强调在靖国神社问题上，俄方立场同中方完全一致。俄方反对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对日方对待二战结果的态度表示不满，敦促日方纠正错误的历史观。韩国外长向王毅表明了韩国政府反对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的严正立场。

　　尤其作为二战战后秩序具有影响力和见证力的大国，俄罗斯公开批判日本，为局势的扭转起到根本性作用。俄罗斯对日态度的征服，意味着中国构建的对日二战战后秩序战线初成。除了俄罗斯，中国通过以优待法国总统奥朗德（Francois Hollande）获得了二战时期具有见证力的法国的谅解，奥朗德今年4月首先访问中国，表明合作意向；英国首相卡梅伦（David Cameron）2013年12月刚刚表明要做中国在西方最坚定的支持者。若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推动针对日本的议案，已经有了4票的胜算。即便中国的议案不被通过，但在国际层面对日本造成的压力将不同以往。

　　虽然美国没有对日本突破战后秩序表态，除了“失望”之外没有升级应对安倍拜鬼，但如果中国建成国际社会对日本的广泛批判阵线，那么作为日本战后秩序的主要塑造者，1952年《旧金山和约》的主导者，美国就难逃其咎。当年基于冷战需要，美国把中国的二战声索权打了折扣，而中国重塑战后秩序后，随时可以达成对美国纵容日本的清算。

　　如果说中日对抗仅仅关乎东北亚势变以及钓鱼岛归属，那么借清算日本对二战战后秩序的重新厘清，将是中国在全球秩序层面的去美国化。当年日本挑起甲午战争助力中国彻底觉醒，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让中国彻底站了起来，而如今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将是中国崛起实现民族复兴的新起点。　　(陆莲 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