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网站11月5日文章，原题：堪培拉需要成为亚洲通  2001年秋天，来自亚太地区的20名政要齐聚上海参加年度峰会。但一个月前纽约和华盛顿遭受的恐怖袭击打断了故事线，当时全世界关注的是美国而非中国。不过，即便没有“9·11”，尽管当时中国蒸蒸日上，但仍居次要地位。前澳大利亚总理约翰·霍华德形容当时中国的地位称：“那次APEC会议，大家觉得中国不错，是世界经济共同体真正的一部分。”这表明，当时北京是该俱乐部的一员，但肯定不是领导者。

　　13年后的今天，中国再度筹备接待APEC领导人，这次没人说北京只是该俱乐部的普通成员。上海APEC会议后的这些年，中国已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军力也在不断增强。

　　这就使霍华德继任者们的日子变得很不好过。他们全都受益于中国的经济崛起，但无一有把握应对这种新的战略竞争环境。托尼·阿博特也不例外。他与中国的问题部分原因在于，他显然想要重拾其导师的政策。所谓的“霍华德主义”以前行之有效，当时中国仍是一个正在崛起的中等强国，而现在北京已是地区的主导角色。

　　当时，霍华德与中国领导人搁置意识形态分歧，一致同意专注于贸易。现在，霍华德认为有可能阿博特与习近平建立起良好的个人关系，但两国力量对比将会大不一样。

　　坚定不移地遵从对美同盟关系，同时仍然期待受益于中国的经济繁荣，已经行不通。从过去两周的事态发展来看，这将涉及堪培拉回答一连串的是或否。上月，北京邀请澳大利亚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始国。澳政府在美国的竭力游说后犹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