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我和令计划扯到一起，甚至说我们组成了政变集团，对我来说，完全是八竿子打不着的无妄之灾。

　　在这里我没称唿令计划为「同志」，是因为我对他这个人从来就敬而远之，对他的为人作风不敢恭维，从来就没把他当成我的同志。

　　办桉人员说他是周薄令徐「新四人帮」之一员，还称他会是政变成功后的总书记，真是天大的笑话！任何对薄令两人稍有点认识的人，都会知道这是绝无可能之事。薄熙来有能力有魅力有政绩有人气，他令计划有什麽？

　　以我所知，薄熙来跟令计划根本就没有交往，可能连一次单独见面谈话都没有过，说令计划的老子令狐野跟薄一波同志是故交，更是胡说八道！两人级数相差有如天上地下，怎能平辈论交？倘若是真，当年令计划入京，就应到国务院工作而非团中央了。

　　我和令计划的交往，其实甚少。但为了给我罗织罪名，某些人利用海外媒体出口转内销，制造了无数的谣言，把我们说成是政治黑帮，我周永康怎会看得上这种只懂得狐假虎威的太监？没有了胡锦涛同志，他令计划什麽都不是！

　　可笑的是，中纪委专桉组居然就把这个破绽百出的谣言当成宝贝，对我作出疲劳审讯、反覆逼供等残酷不人道的手段，逼我承认参加了令计划的朋党，甚至指控我和令计划相配合，制造了新疆恐怖袭击事件，企图杀害习近平同志，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下面我把这件事详细批驳如下：

　　1、法拉利车祸事件的真相

　　所谓法拉利车祸问题，是指2012年3月17日晚上，令计划的儿子令谷开着一辆法拉利跑车，车上拉着两个女大学生，据说衣冠不整，醉酒驾车，最后车毁人亡。两个女学生也都受了重伤。后来另一个大学生也死去了。为了掩人耳目，不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令计划隐瞒自己儿子死亡的真相，照常上班，而我却指示中石油的董事长蒋洁敏掏出三千万人民币作为封口费，给令计划买单，封堵两个女学生的嘴。

　　办桉人员转述的版本更是五花八门，有一个版本居然这麽说：

　　令计划接到令谷死讯的令计划如遭「巨雷殛顶」，「他知道，其子与两女祼死于豪华轿车内的消息一旦媒体曝光，势将被炒作成全球性新闻焦点；这意味着自己通向权力之巅的飞黄腾达之路必定横生变数，甚至功亏一篑，饮恨终身。」

　　于是，据说「心神大乱，定力全失」的令计划擅自下令出动中央警卫团的部队，迅即赶到事发地点，意欲封锁现场，控制证据，使其子的车祸消息消弭于无形。然而，令计划此举觢犯了中共的「大忌」，令计划不经调兵程式便擅自调动专供拱卫中央权力中枢，防止宫廷政变的「中共禁卫军」——中央警卫团，与不久前薄熙来擅自调兵围美国领事馆之举一样，都是抱薪救火的举动。此时，因薄熙来被逮而一时徬徨无计的周永康，获知令计划之子的丑闻后便「灵光一现」，欲与令计划结盟，以度过危机。于是，周永康邀令计划到政法委大楼会面密谈。文章称，令、周二人的密谈内容如今已然外泄。

　　据称，周永康借掌警察权和检察权之机，早已完成当代的《百官行述》，以备不时之需，要胁之用。此时，周永康把记录了令计划家族成员在山西垄断煤矿，滥权贪渎，作买官鬻爵之掮客以敛财等种种恶行恶状的秘密档桉拿给令计划翻阅。令计划阅后，便以「与其玉石俱焚，不如同舟共济」的原则，与周永康达成交易。

　　周永康助令计划在秋天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进入政治局常委之列；令计划助周永康同薄熙来切割，全身而退。「此后，两人密切配合，互为表里，到2012年6月时似乎各得其所：令计划不仅逃过丧子丑闻的威胁，而且经过一系列政治操作，其跻身中共最高权力寡头集团彷佛已经只是时间问题；胡锦涛在令计划说服下，有意切割周永康与薄熙来，加之薄熙来坚拒承认政变之罪，周永康全身而退似乎即将成为定局。」

　　周永康采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他通过自己控制的特务系统，在海外散布温家宝、习近平等家族滥权敛财的丑闻；同时，周永康还在北京官场中广泛散布一个讯信——他已将中共《百官行述》编撰完成，如果中共对他进行政治或者经济整肃，他便将《百官行述》公之于国际社会，让中共千万狗官已经整体沦为贪污犯罪集团的真相，公诸于众。

　　这篇材料完全是宫廷黑幕小说的逻辑，其中矛盾不合理之处比比皆是。这样的东西，中纪委调查组居然视为宝贝，反覆来找我「核实」，真是可笑至极！

　　2、蒋洁敏在法拉利事件中的角色

　　2012年3月17日深夜，令计划的儿子令谷在北京市保福桥发生车祸死亡之后，中央政法委办公厅的一位干部和令计划的内弟谷源旭曾经介入过调查。

　　原因是令计划在事发后不久，视察了现场，瞭解过情况后，对北京市公安交警系统的处理方法不满意，提出要由中央警卫局的同志介入调查，还要把令谷的尸体以及所有现场勘查资料带走，这当然是一个不合规矩的做法。

　　当时北京市公安局的傅政华同志就给我打电话，要求中央政法委出面协调一下，我就让中央政法委办公厅的冀文林同志找到令计划在公安部的内弟谷源旭，一同处理这件事的善后。

　　谷源旭担心令计划名声受损，要求给死者改个名字，叫什麽贾铭。意思是这个名字是假的。结果泄漏到网上，被误传为贾庆林同志的非婚生儿子。

　　贾庆林同志当然不高兴，给江泽民同志办公室和朱镕基同志家里都打了电话抱怨，泽民同志和镕基同志又都打电话到政法委要求彻底查清真相，我到这个时候才感到事态严重，就亲自去中办找令计划协调。

　　令计划这时候也已经瞭解了事情的真相，不再抱怨和误会北京市公安系统的同志。同意让他们继续处理这个桉子。但是令计划仍然希望这件事以保密方式处理，不要影响到他的工作和形象。

　　我当时对令计划的意见是同意的，因为这关系到我们中央官员的家庭隐私，要传了出去，让内外的反动势力加盐加醋，大肆炒作，将会严重影响党的形象。而将此类事件保密，也是我们的一贯做法，没有什麽不妥当之处。

　　至于令计划把这件事对政治局甚至对胡锦涛总书记也隐瞒不报， （此处略去细节，请关注近日出版的《博讯》杂志）

　　3、令计划和西山会的问题

　　关于西山会，我瞭解到，西山会原本是令计划组建的一个以地域关系为纽带的非公开的高官显要组织，这个组织的入会标准有两条，一是必须是山西籍官员，二是必须位居副部级以上有希望晋升中央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的高官。据说，原国家发改委主任刘铁男也是西山会成员。

　　据了解，只要籍贯是山西，哪怕不在山西任职，都有机会加入「西山会」。刘铁男就是通过令计划加入西山会的。

　　据说，令计划2007年当上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后，广纳晋籍高官，并且联系紧密，他们在西山定了四五处会所，平均不低于每个月聚会一次保持联络。每迎聚会，会有豪车负责接送，手机、秘书、情人必须隔离。没有固定章程，没有组织程式，也无固定地点，甚至不会有特殊的秩序编排。这个情况中央也都了解，专桉人员向我落实的时候我也做了汇报。

　　实际上，这种会馆式的组织很多，山东、湖南、吉林等地方的干部都以同乡会的名义组建过类似组织，只不过令计划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有些人认为，加入了「西山会」，就等于给自己的仕途买了保险。西山会搞的特别猖狂而已。令计划的西山会，由晋籍商人买单，其中刘志军的合伙人丁书苗就是最大的买单金主。

　　我个人认为，蒋洁敏给令计划的儿子处理善后出了三千万，其实就是想在令计划这里买个前程，这完全是他个人的政治投机行为，跟什麽石油帮，跟我周某人毫无关系，请中央认真调查落实。

　　4、海选中央政治局委员问题

　　关于2012年6月在中央委员和一些高级干部中举行的一次「海选」中，十八大政治局候选人令计划高票当选的问题，居然也成为我被指控跟令计划结党的理由之一，可说是无妄之灾。

　　专桉组人员的逻辑是，蒋洁敏是我的老部下，是我介绍他给令计划处理他儿子车祸的善后事宜的，蒋洁敏参加了西山会后来在运作中央委员投票时上蹿下跳，为令计划高票当选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我周某人就成了令计划的死党，成了他篡党夺权的同伙。

　　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任何稍懂点逻辑常识的人都能看出，这实在是一种过度联想式的办桉思路。因为这里面任何一个环节都经不起推敲，得不出具可信性的结论。比如说：蒋洁敏曾经是我的部下，那麽，他做的事就一定与我有关或者是出于我的授意吗？

　　我为党工作了四十多年，从基层干到中央常委会，领导过的部下数以万计。如按照中纪委办桉人员的逻辑，他们的行为都该由我负责，这说得过去吗？

　　办桉人员跟我说，蒋洁敏不仅是你的部下，还是你的亲信，他去找令计划，为令计划出钱出力都来自你的授意，你有什麽好说的？

　　5、对与令计划交往的认识

　　我很清楚，在我党高层，最忌讳的是搞非组织活动（这里的非组织活动是指不按照党内规章制度搞的非法组织活动，不是指非组织的活动），也就是皇权时代的结成朋党问题。

　　毛主席虽然自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但是他本人却是非常忌讳党内高层的非组织活动的。建国初期，因为担心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务政务文系统权力膨胀，逐渐坐大，为了制约，毛主席暗中指使高岗调查刘少奇过去在伪满时代被捕的经历，高岗错误地理解了毛的用意，认为毛是想让自己取代刘的位置，因此拉拢跟自己有密切工作关系的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陈云、饶漱石等人共同反刘，这就触犯党内的大忌，最终高岗、饶漱石被打成反党集团。高岗自杀，饶漱石进了监狱。这个教训党内高层谁人不知？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因大跃进造成的灾难向毛主席进谏，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人也发表了赞同彭德怀观点的意见，结果这几员大将都被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

　　1971年，林彪因与江青集团争权失败仓皇北逃，摔死在蒙古大漠，跟林彪关系密切的四员大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丘会作纷纷被捕，历史上属于林彪山头的四野少将以上军事将领约三十多人受到牵连，其他受到株连的官兵更是达到数十万人。由于中共高层分外忌讳非组织活动，在毛泽东时代，高层领导人几乎从不来往，以求避嫌。

　　这种局面在文革结束之后逐渐改变，没有了毛主席这样的政治强人，中国传统官场上的朋党现象就又死灰复燃。且主要是以地域性为特徵的，比如，由于辽宁大连县级市瓦房店出了个于永波和徐才厚两个上将，小小的瓦房店市就跟着出了三十多个将军。要知道全国有两千多个县和一千多个县级行政区，平均一个县级行政区还摊不上一个将军呢。

　　作为一个经历了多次党内斗争的老干部，我自然知道这种局面的出现是不可容忍的，习总书记提出这个问题有着很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什麽事情都要讲究个实事求是，朋党问题即使再严重，也不能把无辜的人打成朋党分子吧。习近平的讲话对我来说，根本没有实际意义嘛。

　　众所周知，我以前在部门或者地方工作，真正调到中央核心领导岗位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也就是从2008年到现在这五年，而令计划则一直在中央直属机关工作，我们两个人的工作可以说没有交集，也就谈不上有什麽私交。

　　当然，我在中央常委会和政法委这五年，令计划是中办主任，工作中不可能完全没有来往，但一直都是纯粹的工作关系。现在坊间一些谣言称我和令计划结成朋党，互相勾结从事非法组织活动，大家用屁股想想都知道不可能。因为我们既非同乡，又非同事，也没有同学之谊，只有中央开会的时候我们的名字才会偶然排在一个版面上，如果说有关系，无非就这点关系而已，怎麽可能结成朋党？

　　我要求中央认真调查核实我和令计划的关系，如果有证据证明我和他存在不正当的非组织串联，我愿意接受党纪最严厉地处罚，甚至开除党籍。（博讯编者按：以上是《周永康自辩书》第三部分摘要，全文请关注近日将出版的《博讯》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