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位接近习近平的人士对媒体披露：习近平对中共宣传系统煽惑吹捧自己的行径很不满意，对“姓党”的媒体刻意塑造自己的形象很不满意，明确要求：不要叫我“习大大”。

　　自从习近平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来，数年间，对习近平的吹捧逐年升温。中共官方媒体和官方掌控的网站，全力塑造一个向毛泽东“看齐”的习近平形象，大量哂妹耖g名义、网络手段和现代社交媒体、视频等方式，肆无忌惮、花样翻新地神化习近平。习近平的形象与他上任时发表“接地气”演讲留下的形象截然相反，引起各界广泛的错愕和忧虑，有分析人士甚至认爲：已经到了神人共愤的地步——人们记忆犹新，“文革浩劫”与“个人崇拜”这二者，就是紧紧连在一起的。

　　北京这位接近习近平的人士对媒体说，这些东西绝非习近平的本意，除了少数可能是不明事理的民众自发“创作”，而后被官方媒体推波助澜，相当一部分有很深的心机。有的是期望通过为习近平歌功颂德而捞到一官半职，有的是自己屁股不干净，通过大搞个人崇拜来躲避被查处，更有的是煽风点火“捧杀”，用心险恶地给习挖一个巨大的坑，要看习近平怎麽忘乎所以地跌下去，这就是所谓的“高级黑”。

　　2015年下半年以来，这种情况发展到极其丑陋和庸俗、丧心病狂的地步，在YouTube上流传《要嫁就嫁习大大》之类歌曲视频，微信上转发“习毛握手”的照片，有人套用《东方红》旧曲填上新词，改名为《东方又红》，将“他（毛）是人民大救星”改成“他（习）是人民大福星”；在2016年3月的北京“两会”上，西藏代表居然每人胸前都挂上习近平的像章，引人侧目。这些行径，事实上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扭曲习近平形象的目的。

　　这位接近习近平的人士对媒体披露，习近平已经注意到了这一严重的危险，最近他对中宣部主管明确要求：“不要叫我习大大”，那些吹捧他、神化他的东西，要删掉。现在《要嫁就嫁习大大》《东方又红》已被删除，西藏代表也被要求取下像章。

　　中国时事观察家则对媒体分析说，这些东西，很明显后面有别有用心的人在噁心习近平。主管宣传的人其实也心知肚明，当今中国已经与50年前“文革”爆发时的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完全不同，人心已变，民智已开，这些人执意要搞这一套个人崇拜，将习塑造成“毛泽东第二”，无异于塑造一个“人民公敌”，让人民与他离心离德。

　　北京政界人士还对媒体透露，中宣部一些人还处心积虑地要将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塑造成热心国家大事、参与政治事务的“第一夫人”。实际上，彭丽媛的兴趣爱好仍然在文艺领域，她也仍然最乐意与文艺界师友打交道。她希望自由自在，最多就是扮演好在外交舞台配合、烘托习近平的配偶角色，没有也根本不可能觊觎政治局委员的权力、当什麽“江青第二”。最近有人见到彭丽媛，她说，你们看我陪同近平出访，好像很风光，以爲很容易，其实我的压力非常大，一点也不轻松。

　　至于香港铜锣湾书店人员失踪事件，有人也扯上她，说是“彭办”出面要买下“习近平与情人”一类八卦书的版权，甚至说她下令越境绑架阿海、李波，更是无稽之谈、无妄之灾。消息人士对媒体说，鉴于这些负面传闻，彭丽媛已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露面了。

　　北京政界人士对媒体强调，习近平多次要求宣传部门要讲真话、讲实情，要实事求是地对待现实、对待历史，在胡耀邦、高岗、罗青长等人的纪念会上，都发出过很多指示，但都被中宣部压下，有意或无意地对民众推出一个中宣部版本的“习大大”。

　　习近平高度重视这一动向，很有可能不得不在重手反腐打虎、大力推动军改之后，啓动第三部曲：整肃宣传系统——这将是一个关键性的战略行动。

　　对习近平抱有怀疑态度的人士，则对媒体说，之所以媒体和群众舆论如此迎合、吹捧习近平，是因爲“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是习近平自己在一些会议、一些讲话中，并没有显示出具有现代视野、现代思维，相反，不断地释放出对这一套欣然接纳的信号。他上任之后，大力集权，将一大堆组长帽子戴到自己头上，拜谒西柏坡、重上井冈山，都是着意让人将他与毛泽东産生联想；他还举行文艺座谈会，召开“古田会议”……无不亦步亦趋地仿照毛泽东当年的路子。就连习近平表示反感“个人崇拜”，其实也是在模仿毛泽东——毛泽东晚年不是对斯诺说“‘四个伟大’讨嫌”吗？毛泽东不想要“个人崇拜”的副作用，但想要拥有无限权威。习近平难道不也是如此吗？

　　支持习近平的观察家则对媒体说，习近平之所以在一段时间内有意容忍一些“个人崇拜”的东西，其实也有“引蛇出洞”的意图在内，要看看那些“高级黑”人士究竟如何表演。而对“重上井冈山”这样的行动，其实也有另外的解读：习近平并不是要走“极左”路綫，而是暗示自己的讲话没有人听，官僚体系中阳奉阴违者大有人在，他的处境，并不像外界所以为的、国际媒体所认定的那麽权力稳固，虽然他的个人意志还是非常强劲的。

　　独立的时事分析人士对媒体指出，习近平要重新矫正自己被中共宣传系统刻意塑造的僵化形象，并非一件容易的事。而他到底希望塑造一个什麽样的形象？能否塑造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比反贪、比军改，更为艰难。